英屬香港

英屬香港經年之間，覆蓋範圍有過變遷。「香港」用作英國殖民地名之後，直指香港島及附屬領域。其後英國取得九龍、租借新界，地理上以大香港（英语：Greater Hong Kong）稱香港全境，以分別香港島和香港仔。官方以外，一般人都會直稱香港。官方英文初期拼作「Hongkong」，戰後「Hong Kong」成為通用拼法。當時管治香港的政府稱為香港政府（Hong Kong Government）或（Government of Hong Kong），日本語則作「香港政廳」。

中國共產黨或香港左派媒體對英国治下的香港政府稱作香港英國政府或香港英國當局，簡稱港英政府或港英當局。起初1960年代的六七暴動期間，香港親北京的左派勢力便經常以「港英」稱呼當時的殖民地政府[2]，將殖民地時期的政府稱為「港英政府」[3]，「港英」一詞亦可用來形容一切與英屬香港有關的事物[4][5]，而英國統治時期的香港又可稱為「港英時期」[6]。

英屬香港共經歷六位英國君主，分別是维多利亚女王、爱德华七世、乔治五世、爱德华八世、乔治六世、伊丽莎白二世；每位君主都在香港留下相應紀念事物或地名。

英國君主是英屬香港的最高統治者，香港總督是英國君主的全權代表[18]。初期香港主要官員全由英国人擔任，但後逐漸接納華人進入政府部門，如陳方安生、曾蔭權都是英治時期的官員，並直接過渡至特區時期。

1842年，清政府割讓香港島予英国。當時仍為英國全權代表的砵甸乍於1842年10月27日在香港發出告示，指「香港乃不抽稅之埠，準各國貿易，並尊重華人習慣」。维多利亚女王1843年4月5日頒發《英皇制誥》，《制誥》在同年6月抵港，而耆英與砵甸乍於6月26日在香港就《南京條約》換約，砵甸乍遂依據《制誥》，正式成為首任香港總督。

砵甸乍上任總督後，隨即依據《英皇制誥》成立香港政府（英語：），設立行政局、定例局和最高法院。當中，砵甸乍在1843年8月宣佈委任三名官守議員加入定例局。該三名官守議員分別為莊士敦（前護理總督）、摩理臣（商務總監中文秘書兼傳譯員）及金尼（首席裁判司），因此定例局最初連總督在內，只有四名成員。定例局在1844年1月11日舉行首次會議，並在1844年2月26日通過首條香港法例。

香港總督由英國任命，由英國議會監察，行政局及定例局（其後稱為立法局）議員由政府委任，大多數為官守議員。1850年，立法局首度引入非官守議員，至1880年委任首名華人議員伍廷芳。行政局到1896年才開始有非官守議員，同年香港首次舉行公投[19]。

開埠初期，在港居留的英國人曾數度力促成立自治政府，英廷一直不予首允，稱香港華人佔多數，不會由少數歐籍人士統治。其後，一個類似市議會的機構潔淨局（市政局前身）於1883年成立，1887年起引入由選舉產生的成員。衞生局於1936年改組為市政局。初期香港殖民地政府有意從英國借調官員管理華人，但這種並行的政制，從未認真施行，其後因罪案日多，終於在1865年廢除這個制度，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取代。是年英廷大幅修訂香港總督的訓令，規定“任何法例若對亞、非裔人士有所禁制，而歐籍人士則不受其限者”，總督均不得批准施行。政府把香港當作開放的營商貿易之地，採取“放任政策”，一切秉公辦理[20]。

1983年正在發展的沙田新市鎮

1988年的維多利亞港，當時中銀大廈正在興建

1842年成為自由港後，香港便成為區內一個重要的轉口港。多間英國洋行在香港設立，吸引不少華人從事與貿易相關的業務，如搬運及運輸等。部份華商在香港設立南北行經商。工業方面，早年香港主要依賴造船業，在紅磡及香港仔等地均設有船塢。香港開埠初期政府不收取任何稅款，只依賴賣地及牌照等收入，自1850年代起收取小量稅項，但由於一直不抽關稅，故對香港經濟發展影響甚微。

20世紀初，除了秉承以往的轉口貿易外，香港的工業也開始有所發展。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歐洲工業生產受到影響，使香港多了不少工廠，以九龍一帶為多。1930年代，當時全球經濟大蕭條，銀本位貨幣制度受到衝擊，都對香港經濟構成一定影響。1937年，港元正式成為香港法定貨幣。同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香港成為中國大陸的重要對外窗口，大量物資經香港進入中國。香港在太平洋戰爭及日佔時期的經濟受到嚴重破壞。戰後香港經濟逐漸由工業主導，1950年代韓戰爆發後中國和西方國家的關係變得惡劣，香港轉口貿易下降，但與此同時歐美國家在二戰後的經濟有較快的發展，對工業產品需求增加，由於香港是英國殖民地並與西方先進國關係良好，有助獲取歐美訂單及生產技術，其時香港勞動力充足，製品物美價廉，香港產品因而遠銷歐美[21]，1960年代起漸漸發展爲輕工業產品的出口中心，在工業化下香港經濟開始起飛。當時的新加坡、南韓及台灣亦經歷相似的經濟發展軌跡，國民生產總值較過往有顯著增長，於1980年代與香港被合稱爲亞洲四小龍。

1970年代起，香港市民的經濟水平有較大的提升。1985年香港人均GDP達到10,204美元[22]，跨過當年爲10,000美元起的已開發國家經濟水平的門檻。香港製造業在1980年代後期開始式微，因素甚多，包括在1970年代後期，香港的土地價格開始上漲，房屋、地產成為新興商業活動，原本預留作興建工廠的土地都被改為興建住屋及大型商場之用。與此同時，薪資成本較高的西方國家開始憂慮來自日本、南韓、台灣、香港和新加坡的工業製品對國內生產類似產品的工業廠商構成的競爭，逐漸實施貿易保護政策保障本國工人就業，增加對香港商品的進口關稅[21]，提高香港產品的銷售成本。而在十年文革結束後，1978年中國大陸經濟開始改革開放，香港廠商因為中國大陸可以大量提供廉價的勞動力而逐漸將工廠北移。

醫療方面，最早建立的華人醫院為1872年創立的東華醫院，為上環華人居住區的市民提供免費醫療服務至今。1874年，西營盤醫院（政府公立醫院）成立，為是香港第一所非軍用的政府醫院。當時的主要醫院還包括那打素醫院及雅麗氏紀念醫院（兩者今合併為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等。1960年代，行政局嘗試改善醫療系統以提供價錢低廉的健康服務給香港市民，於是醫療部門擬出一份預測未來15年市民對醫療服務的建議書。香港流感是一種最初1968年在香港爆發的流行性感冒，該病隨後在同年傳到美國。該疫症一直持續到1969年。

治安方面，香港殖民地警隊於1844年5月1日正式成立。警隊早期的工作範圍非常廣泛，除負責治安外，還負責消防、人口登記、出入境、簽發車牌狗牌、交通以及郵政。在1967年，警隊更因在處理六七暴動有功，獲英國君主授予警隊「皇家香港警察」稱號。輔警則獲封皇家香港輔助警察，並由雅麗珊郡主擔任榮譽總監，以增加他們的廉潔精神和歸屬感。警隊在香港的發展中對維持安全及穩定有其貢獻，但其貪污的習氣一直存在，對市民生活乃至有效施政都有不良的影響。直至1960年代暴動，港督麥理浩爵士瞭解到貪污問題嚴重，於1974年成立總督特派廉政專員公署。廉政公署的努力扭轉警隊乃至整個社會的習慣，也令香港成為世界上最廉潔的城市之一。

香港政府於1847年推行公立學校教育制度，補助中文學校的經費，並於1873年將教會學校也納入在內。首間官立學校中央書院（今皇仁書院）於1862年開辦。1887年，香港西醫書院成立。1971年，政府推出六年免費強制小學教育，1978年推廣至中三程度。在這之前，香港的小學畢業生都要參加香港小學會考，取得學歷的確認，以便投身社會工作。自從六年強制小學教育推行後，小學會考被升中試取代，作為升讀中學的競爭準則。「九年免費教育」推行後，升中試為學能測驗所取代，並於中三設立「中三淘汰試」，以篩選適合升讀高中教育的學生。

香港开埠後，政府奉行自由港原则，尊重华人生活方式。政府文書以英文為準，中文在香港民间社会广泛应用。1920年代，總督金文泰於1926年3月1日成立香港首間中文官立學校，名為官立漢文中學（今為金文泰中學），由教育司署的漢文視學官兼任該校校長。1928年，金文泰進一步頒佈《中小學中文課程標準》，規定香港的中文學校與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採用相同的「六三三」學制，讓中文學校學生能夠銜接中國大陸的學校課程。在其提倡下，香港大學於1927年增設中文系，並請來前清遺老賴際熙與區大典等翰林教授經典。

香港的中文媒体、中文电影等等中文应用都非常发达，从1930年代第一部粤语电影开始，香港便一直是粤语电影的中心，香港人讲粤语的人数，亦长期占绝大多数，自开埠以来，香港的中文报纸等媒体，亦长期是华人世界最发达的中文媒体。香港教育界及大專學生從1970年起開始爭取香港人最常用的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香港政府於是在1971年成立公事上使用中文問題研究委員會，最終給予中文與英文同等的法定地位。1974年，政府正式修改《法定語文條例》，中文獲立為法定語文。1987年起则進一步規定所有法例都必須以中英文制定和頒布。[23]

除了市區粵語廣州話（通稱廣東話）之外，香港原居民主要以粵語圍頭話、客家話溝通；水上人則多用粵語蜑家話、鶴佬話。戰前戰後的英國及其他國家(包括後來自英國獨立者)的白人居民多數能用各種口音的英語。不少英語詞語融入廣州話中，各種廣州話詞語亦傳入英語，例如「巴士」、「士多」、「的士」均來自英語；「kowtow」、「dai pai dong」分別譯自「叩頭」、「大排檔」。

漢字書體方面，英屬香港沿用晚清以來之傳承字形。與中國大陸、新加坡、馬來西亞分別推行簡化字不同，香港政府並無大力干涉書體習慣。民間時有為求方便與快捷而使用各種簡筆字，但文件來往、街邊招牌、電視台、學校教學等等皆使用傳承字，正、俗體並存。1986年，香港教育署語文教育學院出版《常用字字形表》，作為教育參考字形。

足球和賽馬是香港最受大眾歡迎的體育運動，其中香港足球代表隊於1920年代開始直到1960年代後期是亞洲中具實力的足球隊，部份香港足球員更選擇代表中華民國出戰亞洲杯、亞運會和奧運會。

香港賽馬是大中華地區中獨具特色的一個體育項目，香港賽馬會是全球具有影響力的賽馬會之一，每年繳付大量博彩稅予香港政府。

單車、網球、壁球、羽毛球等運動項目亦由英國人在早期帶入到香港，成為亞洲地區最早接受這些運動的地區。香港最後以英國屬土身份參與的1996年亞特蘭大奧運會中，香港代表隊的李麗珊奪得滑浪風帆項目的金牌，這是香港歷史上第一面奧運金牌。

在香港開埠初期的1875年，香港政府訂立《公眾假期條例》（Public Holidays Ordinance），訂明公眾假期和銀行假期日期，所以公眾假期也俗稱「銀行假期」。其後條例經多次修訂，英文名稱亦改為General Holidays Ordinance。該條例指明政府部門在假期當日暫停辦公，亦規定銀行在假期當日無須辦理與可轉讓票據有關的付款等事宜。值得注意的是，該條例只是方便政府和商業運作，並無規定僱主必須讓僱員於公眾假期當天放假，部份僱員可在公眾假期放假，純粹是僱主給予的額外福利。

當時洋人一般跟隨英國的習慣慶祝節日，華人則慶祝中國傳統節日。當時洋人的假日包括公曆新年、復活節、英皇壽辰及聖誕節；華人的假日主要為農曆新年及冬節，在清明節、端午節、中秋節及重陽節等傳統節日及節氣也會進行一些應節的活動，但不會放假。

20世紀初，香港社會新增兩個紀念日，分別是1912年起華人的中華民國國慶日（10月10日）及1918年起洋人的和平紀念日（11月11日）。至二次大戰期間的1941年日本軍事佔領香港前，華人與洋人的節假日通常各自為政，也沒有公眾假期的概念。

1945年8月30日英國恢復管治香港，節假日的習慣得以恢復。1947年1月10日，香港政府修訂《公眾假期條例》，新制訂的假期有重光紀念日。當時中華民國國慶日也是香港的公眾假期之一，至大約1950年代初期，才因為中國大陸政權交替、中華民國政府遷台而取消。這些公眾假期主要是政府、銀行業以及與銀行業關係較密切的行業（如貿易公司）所採納。

1950年代至1960年代期間，香港已經有正式的公眾假期，但是當時香港經濟模式及就業市場的職位分佈，以製造業等藍領職業為主，基於前述的《公眾假期條例》適用範圍問題，大部份香港市民都不能夠享有公眾假期。1962年4月，香港政府因遵循國際勞工公約每年最少6天有薪假期的規定，實施《工業僱傭（有薪假期與疾病津貼）條例》（Industrial Employment(Holidays with Pay and Sickness Allowance) Ordinance），首次為法定假日立法，規定在工廠工作的勞動工人或月薪700港元以下的非勞動工人，可享每年6天有薪假期，分別是農曆年初一、農曆除夕或年初二、清明節、端午節、中秋節、冬至或隨後的元旦（由僱主選擇其中1天）。這6天假期就是「法定假日」，因初期實施時的適用對象關係，所以也俗稱「勞工假期」、「工廠假期」等[24]。

該法例於1974年1月廢除，有關法定假日的條文則納入《僱傭條例》，使《僱傭條例》涵蓋的所有僱員，不論是否受僱於工廠，一律享有法定假日。法定假日的日數其後數度增加，1977年，新增元旦、農曆年初三、重陽節、1天浮動假期（由僱主選擇何時發放，下同），即增至10天；1983年，新增1天浮動假期，即增至11天；至特區時期的1997年，取消2天浮動假期，新增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紀念日、國慶日；1999年，新增勞動節，即增至12天，一直至今。惟與每年17天的公眾假期相比，仍然少了5天。

至約1980年代至1997年6月30日英治時期結束期間，香港公眾假期如下：

公眾假期17天，法定假日11天，法定假日為其中9天公眾假期，另加2天由僱主選擇何時發放的浮動假期，如僱主無明文指定，則通常於英女王壽辰後第一個星期一及8月份最後一個星期一發放。

此外，1983年，政府更改農曆年初一二三和中秋節翌日的補假方式。之前這些假日如適逢星期日，會於該天後，即農曆年初四或八月十七補假；由1983年起，更改為該天前，即農曆除夕（農曆十二月廿九或三十）和中秋節（農曆八月十五）補假，如前述，這種補假方式，可能造成假期損失，且一直維持了30年，至2013年才再有更改。

當時適逢星期六的公眾假期（或其補假日），每年最多可達6天，最少也有3天，因耶穌受難節翌日、英女皇壽辰、8月份最後一個星期一之前一個星期六，是一定適逢星期六。以1992年及1993年為例，該兩年適逢星期六的公眾假期，除上述3天外，1992年尚有清明節、中秋節翌日、聖誕節後第一個周日；1993年則有農曆年初一、重陽節、聖誕節。即連續兩年，適逢星期六的公眾假期均為達上限的6天，還有1993年因農曆年初二適逢星期日，而以農曆除夕作補假。故此造成不少假期損失。

對日校中小學學生而言，泛英女皇壽辰和泛重光紀念日這4天公眾假期中，其中3天是一定適逢星期六及／或暑假中，也是假期損失（雖然屬泛復活節的耶穌受難節翌日也一定適逢星期六，但日校中小學學生已因復活節而獲復活節長假期，故此不論）。

另外，1981年7月29日當時的英國儲君查理斯王子與戴安娜舉行婚禮當天，以及1986年10月21日當時的英女皇伊利沙伯二世訪港當天，當時香港政府亦跟隨英國政府的做法，將當天定為額外的公眾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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