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治史

原始社会以氏族部落构成，后来逐渐出现社稷政权。堯、舜、禹时代采用禅让制继承统治权之后禹传位于他的儿子启 从此打破了禅让制的格局 进入皇位世袭制。传说禹的儿子啟建立夏朝，是中国第一个王朝。以后商推翻夏，周推翻商。周王朝丧失统治权以后，又进入了诸侯割据混战的春秋战国时期。

商朝时虽然有一定规模的人祭和人殉现象，但是人祭中使用的都是战俘，这些战俘没有转化为奴隶就已经被杀掉了；人殉往往都是使用死者的亲属（有部分为自愿），可能有一定数量的家庭奴隶但并非生产用的奴隶。从墓葬来看，平民阶级占了商代人口的80%至90%，所以商朝不是奴隶社会。夏商两代已有分封诸侯的现象，但不够成熟。夏商时期的每一个宗族都是政治实体，贵族可以世袭官位，但是没有森严的等级制度，妇女和平民都地位较高而能参与政治。

西周继承了商代的分封制，并使得分封制渐趋完善、成熟。西周统治者制定了森严的等级制度和礼仪形式，不同的级别的贵族和庶人只能享有不同档次的器物和权利。西周实行极其严格的宗法制，在家庭中，“小宗”必须无条件服从“大宗”。所有官职都被贵族世袭，妇女和平民受到歧视而无法参政。西周时期仍然有大规模的人祭和人殉现象，最高统治集团的腐败和暴政现象日益严重；“天子失德”，诸侯便不来朝见，周王朝逐渐衰落，平王东迁以后便无力统治天下。

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相互竞争，为了图存自强，一些国家先后进行了政治的经济的改革，中国史书称之为“变法”。管仲、子产是推行新法制的先驱。到了战国时期，又有魏国李悝变法，楚国吴起变法，韩国申不害变法，赵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齐国邹忌变法，燕国乐毅变法，秦国商鞅变法。这些变法运动都打击了贵族世袭势力，实行“军功授爵”和“唯才是举”。春秋时期的部分诸侯国已经在边缘地区设置郡、县等新的行政单位，战国时期则在内地广泛推行。商鞅变法是各国变法中最彻底的，为秦国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秦国凭借武力统一了中国，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君主專制王朝，皇帝为天子，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1]皇帝的话语就是法律，是人治而非法治，皇帝的儿子继承皇位。秦朝建立之初，发生了一次关于国家政治体制的大争论，一派主张以地方自治为主封建制，一派主张以中央集权为主的郡县制。结果郡县制获胜。从此，自秦以后，中国主要采用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但帝王精力有限，必須有一文官集團從旁協助，故有“相權”的產生。《清稗类钞》记录晚清官僚郭嵩焘的史论：“汉、唐以来，虽号为君主，然权力实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故西汉与宰相、外戚共天下；东汉与太监、名士共天下；唐与后妃、藩镇共天下；北宋与奸臣共天下；南宋与外国共天下；元与奸臣、番僧共天下；明与宰相、太监共天下；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耳。”

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强化了统一的国家观念，“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描述了中国在统一和分裂的状态间不断循环的历史。通常的情况是一个王朝在建立的初期可以励精图治，多数农民耕者有其田，安居乐业，国家处于上升阶段。之后开始守成，社会矛盾逐渐积累。在王朝的末期，国家政治腐败，社会矛盾激化，土地兼并严重，遍地饥饿的无地无业流民，最终通过大规模的战争结束旧王朝，建立异姓的新王朝。或者是大规模的外族入侵，导致旧王朝的覆灭。

但是新的王朝很少有政治制度上的突破，几乎都是重复“秦政”，陷入一个死循环，使中国社会制度发展徘徊不前。故毛泽东曾有“百代皆行秦政制”诗句。不过，在秦制建立之后，曾有两次较大的改革，一次是北宋时代的王安石变法，一次是明代的张居正变法。这两次变法都是在官僚体制内部，自上而下进行的改革，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甚至还有所强化，最终失败。

“中國”一词在政治上至少有两种解释：

• 中华民国（1912年至今）
• 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至今）

1912年到1949年，国际社会唯一承认的中国政府是中华民国政府。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中华民国是联合国的创始国之一。1949年内战后，中华民国政府撤退到台湾，中國共產黨在大陸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45年到1971年，国际社会普遍承认中國國民黨執政的中华民国政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第2758号决议，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取代中华民国政府在联合国的席位，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此成为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代表。

中華民國政府退守台灣後，中國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台灣的中華民國各自宣稱為代表中國之唯一合法政府，双方在宪法层次没有放弃对兩岸領土的主权，但在現實中卻政權分立；領土分治、政府互不隶属，由一個國家框架內的兩個政府各自統治。國民黨政府曆來主張一個中國，希望能夠光復大陸統一中國，重建中华民国的历史使命。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则一贯以“解放台灣”为解决两岸关系问题的口号。1988年，李登辉繼任總統初期，“自由民主統一中國”取代了“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並在1996年之後又提出所謂“特殊的國與國關係”。

2000年，民主進步黨在政黨輪替後執政，逐漸改變迁台後國民黨政府的两岸政策，转而積極推進臺灣正名運動等，进行台灣本土化教學的教育改革，試圖使台灣人民“脫離大中華史觀和大一統思想”，並強調只要臺灣人民同意，不排除臺灣海峽兩岸將來建立任何一種關係的可能。

而在此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則積極在國際社會上主張「中華民國已被取代」，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代表」，并且「台湾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儘管已經結束了戰爭和危機，兩岸关系在如此的刺激之下变得极为危险。

臺灣人民對於國家認同與歸屬的問題並沒有一致的見解。有些台灣人所認同的國家是“中華民國”，認為中国是指包括中國大陸和台澎金馬的整个大中華地區(一個中國)。有部份台灣人傾向於認為兩岸的現況就是「兩個中國」，亦即中國處在主權分裂狀態。部份的台灣人則認為，「中國」指的是中國大陸地區，即中華人民共和國；而「臺灣」本身就是一主權獨立的國家，其正式的國名叫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但並不否認自身中華文化的傳承。部分台灣人，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認為“大陆人”才是“中國人”。臺灣有人認為，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政策和行為，助長了台灣獨立觀點的成長。

中國大陸的很多人認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而且這個中國指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有人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中国指的是孫中山等人建立的中华民国。中國大陸有很多人對臺灣民進黨政府所推動的台灣獨立運動极为不满，認為“政治是政治，國家是國家，你可以不認同三民主義或者共產主義，但不能否認自己是中國人”。

有人认为隨著海峡兩岸之间經貿交流日深，在中国大陆民主化以后，两岸会在政治問題上找到平衡點。但根據中華民國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於2010年12月所作的的民意調查，高達87.3%的絕大部分台灣民衆認為應該維持現狀(廣義)：儘快宣布獨立：6.4%；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獨立：17.6%；永遠維持現狀：28.4%；維持現狀，看情形再決定獨立或統一：34.2%；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統一：7.1%；儘快統一：1.2%；不知道／無意見：5.2%。[6]在多次修憲、國會全面改選與總統直接民選後的民主鞏固時代，支持台灣獨立的比例緩步微升、且通常穩定地高於支持統一的比例，而均低於支持維持現狀的比例。換言之，就目前情況，與中國大陸的任何政治結合在台灣都是最缺乏民意基礎與政治市場的選項。

孟子的民本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意思是说，人民放在第一位，国家其次，君在最后。孟子認為君主應以愛護人民為先，為政者要保障人民權利。孟子贊同若君主無道，人民有權推翻政權。有傳明太祖朱元璋因不滿孟子的民本思想，曾命人刪節《孟子》中的有關內容。

孟子仁政與王道。孟子主張君主行仁政，承接性善論，孟子認為「人有不忍人之心」，乃有「不忍人之政」，君主只要將自己的仁德推廣，所謂「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由愛護自己的家人，到愛護國民，就是仁政。

推行仁政的具體措施是行「王道」，要使人民富足，百姓安樂，即「保民而王」，人民自然擁戴君主，國家自然富強安定。

《史记》记载李斯「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李斯辅佐秦始皇统一天下，也可以说是对荀子帝王之术的一种实践。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企图以“天意”制衡君权。

韩愈提出“道统”说，强调思想有其自身的继承关系，不受君王左右。

黄宗羲的民本思想。黄宗羲和顾炎武、王夫之等是明代中國民本與民主思想萌芽的代表人物。《明夷待访录》是這方面的重要著作。黄宗羲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官員應當“為天下，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一姓也”，“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有治法而后有治人”、“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學校指一種機構）、“公其非是于学校”等觀點。有學者認爲黄宗羲的思想仍屬治权在君，並沒有到達近代民主思想的標準，也有學者認爲黄宗羲的思想是近代民主思想，在民权理论上還超越了歐洲的卢梭。

•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 宋教仁的宪政思想
• 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