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我軍

• 有島武郎《生活與文學》（1929年）
• 丘淺次郎《煩悶與自由》（1929年）
• 宮島新三郎《現代日本文學評論》（1930年）
• 千葉龜雄《現代世界文學大綱》（1930年）
• 葉山嘉樹《賣淫婦》（1930年）
• 佐佐木月樵〈龍樹的教學〉（發表在中國的佛學雜誌《海潮音》，1930年12月號。）
• 西村真次《人類學泛論》（胡先驌/校對）（1931年）
• 夏目漱石《文學論》（1931年）
• 正木不如丘《人性醫學》（1932年）
• 家永三郎《日本思想史上否定之論理的發達》（1933年）
• 今中次麿《法西斯主義運動論》（1933年）
• 山川均等人《資本主義社會的解剖》（1933年）
• 飯田茂三郎《中國人口問題研究》（與洪炎秋合譯）（1934年）
• 野尻抱影、青木正兒《詩經的星 從西湖三塔說到雷峰塔》（1938年）
• 武者小路實篤《黎明》（1944年）

• 《中國國語文作法》（1926年）
• 《日本語法十二講》（1932年）
• 《（日漢對譯詳解）高級日文自修叢書》（1934年）
• 《現代日本語法大全：分析篇》（1934年）
• 《（日語基礎讀本）自修教授參考書》（1935年）
• 《（對譯詳注）日本童話集》（上、下冊）（1942年）
• 《台灣茶業》（1948年）

• 《走私》（1937年）、《台灣之茶》（多人合撰）（1949年）

集結張我軍許多作品的《張我軍全集》，內容包含詩、小說、散文與評論，由張光正主編的2002年繁體本，全書552頁，約四十萬字，繁體本補遺〈為台灣人提出一個抗議〉、信件11封。正文分6部份，第一為「台灣新文學運動」，有〈致台灣青年的一封信〉、〈糟糕的台灣文學界〉、〈請合力折[1] 下這座敗草叢中的破舊殿堂〉等14篇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第二為「論著」，有〈駁稻江建醮與政府和三新聞的態度〉、〈孫中山先生弔詞〉、〈《少年台灣》的使命〉等26篇；第三為「文學創作」，詩歌有新詩14篇57首、古典詩4首、小說有〈買彩票〉、〈白太太的哀史〉、〈誘惑〉、〈元旦的一場小風波〉4篇（第4篇實為散文，被歸入小說類），散文有〈南遊印象記〉、〈採茶風景偶寫〉等10篇；第四部份為「序文與編語」，有〈《宗教的革命甘地》引言〉、〈《中國文藝》一卷三期編後記〉、〈《在廣東發動的台灣革命運動史略》序〉等35篇；第五為「日文與日語」，有〈《日文與日語》的使命〉、〈日本羅馬字的問題〉等18篇；第六為「書信」2封。

• 張我軍的三首白話新詩〈籠中鳥〉、〈無情的雨〉、〈弱者的悲鳴〉，收錄在李南衡主編的《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4：詩選集》。[2]
• 次子張光直收集《亂都之戀》的詩文，以及幾篇張我軍重要的評論與散文，編成《張我軍詩文集》，由純文學出版社出版。
• 張我軍的《亂都之戀》，中國遼寧大學在1979年重新排版，之後出版這部詩集。
• 台北縣立文化中心在1990年代出版《張我軍評論集》，收錄張我軍的重要評論文章。
• 前衛出版社出版《楊雲萍、張我軍、蔡秋桐合集》，當中收錄張我軍三則以中國白話文撰寫的短篇小說：「買彩票」、「誘惑」、「白太太的哀史」。
• 1985年張我軍長子張光正於北京編選《張我軍選集》，由時事出版社出版；2002年2月他還透過北京臺海出版社出版《近觀張我軍》，同年也出版了《張我軍全集》。
• 張我軍生前譯介的著作及單篇文章，經過幾位中國學者整理，目前已經出版。台灣的人間出版社已經發行《張我軍全集─台灣新文學奠基人張我軍 評論‧論著‧文學創作‧序文編語‧書信等之全卷──台灣新文學史論叢刊4》一書。

• 張我軍的長子及其研究者張光正認為：父親在1951年所寫的〈春雷〉[3]，當中的「大好春光竟遭雲鎖雨打」，能夠概括他坎坷的一生；而文末的內容，尤其是作者自云處於「愁雲苦雨」、「鬱悶得喘不過氣」之時，卻聽到了「清脆的春雷」，心頭閃現出「重見天日」的希望，而「由衷心相信，明天是可以一親久別了的陽光的」這個部份，張光正的解讀是：「父親憎惡黑暗現實，憬光明未來，渴望國家統一和兩岸親友重聚的心靈呼喚；也是他在自己晚年，以文學作品形式留給後人和世人，剖白心跡的遺言。[4]
• 張我軍的朋友張深切，在張我軍過世以後，寫了〈悼張我軍〉一文[5]追念好友。他寫道：「吾友張我軍，在台灣文學界是最值得紀念的一位。他，雖然不能說是臺灣新文學的首創人，卻可以說是最有力的開拓者之一。他，雖然不能說是臺灣白話文的發起人，卻可以說是最有力的領導者之一。他，在臺灣文學史上，應該占有一個很重要的地位。……他，回臺駐腳的時間不長，所做的事也不算多，但所做的事績都很寶貴，並且還值得作文學史上的紀念。」
• 林海音在〈兩個故鄉的張我軍〉一文[6]，相當推崇張我軍對中國與台灣新文學的貢獻，她寫道：「對於在臺灣為新文學運動而努力的數不盡的前輩作家，如張文環、蘇維熊、張深切、賴和、楊逵、黃得時、郭水潭、楊雲萍等。雖然有些人的文字是使用日文的，但他們的思想卻是中國的。這些前輩，或已去世，或仍健在，我們都應當對他們行以最敬禮。而張我軍先生在兩個故鄉中，卻是這些作家中的先鋒！張我軍先生，我為兩個故鄉的新文學向您致最敬禮。」
• 蘇薌雨在〈懷念張我軍先生〉一文的開頭，簡短評價了朋友張我軍的為人，寫道：「張我軍先生是臺北縣板橋鎮人，秉性純真，為人豪爽熱情，事母至孝，對待朋友與妻子誠摯，辦事認真負責，認識他的人一致稱道。」

• 當年向張我軍學習日文的學生宿白先生回憶，張我軍「對島崎藤村和武者小路實篤等人的作品的分析能給人以細膩深入的感受」。[7]
• 甄華對張我軍的評價：「我在北平上學，曾經常到設在張我軍老師家中的日文補習班學習。他待人熱情，教學耐心、認真，不厭其煩，曾借給我很多日文書籍。他教的內容有唯物辯證法，這促進了我學習馬列主義哲學的興趣。補習班結束後，我還經常去他家，時間約一年左右。他對我講過些日本問題，鼓勵我去日本留學。由於他的教育和幫助，為我後來留學日本創造了良好的條件。」[8]

• 1974年（民國63年）劉心皇在「反攻」月刊上，連載一篇文章，名為「抗戰時期落水作家述論」。該文分為東北、華北、華中三部份，作者列出那些自願或被迫為日人工作的作家，張我軍名列其上。劉心皇對張我軍雖然沒有大加批評，但是特別註明：張我軍「於民國二十九年四月間，出席『中國文藝社』所召開的『文藝小聚會』，與日人談論甚洽。最可注意的，是他在北平被推為『大東亞文藝者大會代表』，並且出席了會議。」隱含警惕讀者之意，以及作者對張我軍文格的不以為然。[9]
• 陳少廷在《臺灣新文學運動簡史》一書上說，民國十五年，《台灣民報》先後刊出了賴雲（原名：賴和）的〈鬥鬧熱〉、雲萍生（原名：楊雲萍）的〈光臨〉、張我軍的〈買彩票〉，臺灣的新文學「自此開始才有真正價值的新小說出現。」[10]
• 秦賢次在〈臺灣新文學運動的奠基者──張我軍〉一文斷言，「在民國十三年至十五年間的啟蒙期臺灣新文學運動中，張我軍不論在理論上或係創作上均是其間功績最大，影響也最大的一位作家，一如『開風氣之先』的胡適之先生對大陸早期新文學運動的偉大貢獻然。」此外，他也斷言：「在抗戰之前，張我軍在國人學習日文、日語的貢獻上，是無人曾出其右的。」[11]
• 林瑞明在〈張我軍的文學理論與小說創作〉一文，肯定其畢生文學成就，如此評論道：「張我軍在臺灣文壇起過作用，沒有他對舊文學的批評火力，不足以摧枯拉朽，舊文學的勢力還會盤據相當的時刻。雖然『文學沒有新舊，只有好壞』，張我軍的批評誠然也有過火之處，但逼使暮氣沉沉的舊文壇勢力讓出一條路來，新文學的發展才在文化界中取得了正當性，其後白話文學作品源源不絕，奠定了臺灣新文學的基礎。這方面理應給予肯定的評價，不會因時過境遷而有所改變，當時他才是23、24歲的青年，以他生活於中國大陸的所見所得，掌握了契機，充分回饋了臺灣，在臺灣文學史上占有不可磨滅的地位。」
• 翁聖峰在〈張我軍批判舊文學〉一文，對於張我軍推動台灣新文學、攻擊舊文學所流露的「中國中心觀」，有肯定也有商榷，他說：「張我軍的『中國中心觀』顯示那時代知識分子求新求變的心理，卻無視臺灣在日本統治下特殊的文化處境。他最大的貢獻是激盪問題，批判舊文學的若干弊端，讓當時的知識分子認真思考臺灣文學到底該用什麼文學形式表達，在那個複雜的文學環境，透過高分貝批判舊文學，複製中國走過的文學路，引進中國白話文到臺灣文壇，觸發新舊文學的激烈論爭，並為後來的臺灣話文論爭埋下對立的種子。」
• 楊菁在〈張我軍在中國〉[12]一文，總結其一生有兩大重要貢獻，一是推動台灣的新文學運動；二是促進中日文化交流。在推動台灣的新文學運動方面，「在民國十三年至十五年間，臺灣新文學運動的啟蒙中，張我軍無論在理論上或創作上，都能夠破除舊文學的迷障，建立新文學的信心，都可以算是開風氣之先，對臺灣新文學運動具有重要貢獻。」[13]在促進中日文化交流方面，她認同張我軍長子張光正在〈張我軍與中日文化交流〉一文所提出的五點：一、利用日本報刊文章，揭露日本殖民統治暴政。二、致力日本文學和學術著作的翻譯出版。三、華北淪陷期間他與日本作家交往。四、培育中日文化交流的中國日文、日語人才。五、提出自己對中國、日本文化交流的獨到見解和主張。[14]
• 葉笛認為：「在今天，我們看張我軍及其詩集《亂都之戀》，必須了解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三十年代的台灣客觀的情勢，以及世界、整個亞洲地區的新思想、新潮流的沖擊。……張我軍時代的文學革新，不但要從整個台灣文學史上予以肯定，還可以從其文學運動的歷史探索八十年代以後，台灣需要的是哪一種文學，其內涵、路向何在？」[15]
• 呂興昌對張我軍新詩創作的評語是：「雖有實踐其新文學觀念的用意，而其出版臺灣第一本詩集的意義也不容忽視，然平心而論，比起推行新文學運動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他的創作成績是遠為遜色的。」他認為，之所以如此，可能有三個原因：第一，張我軍似乎不是一個具旺盛創作力的人，沒有一股強大的驅迫力使他長時間思考、琢磨新詩藝術。第二，其視角過分受制於年輕的戀愛經驗，缺少將之轉化成比較深刻、寬廣的文學經驗的企圖與能力。第三，客居異地，處處須為生活奔忙，尤其從事外文漢譯工作，耗時費神，創作精力自是飽受影響，以致無法在新詩方面有所精進了。[16]
• 向陽在〈在黑暗中點燈──二〇、三〇年代台灣左翼文學運動〉一文[17]認為：張我軍、賴和、楊雲萍、楊華是臺灣新文學初期的四個傑出作家。
• 葉石濤對張我軍評論散落在《台灣文學史綱》多處。他把張我軍的創作生涯分為四個階段，一是自北平留學到北伐前，二是自北伐前後到七七事變，三是抗戰期間在北平淪陷區生活，四是光復回鄉以後，然後肯定說：「張我軍一生最好的作品都在北平師範大學時代完成，並為台灣新文學的奠定與發展的重要基石。」不過對於張我軍的台灣語言改造與白話文學建設論述，葉石濤則認為，「使沒有辦法完全用文字表達思想情感的台灣話文整理改進後統一為普通話，是大致正確的方向。然而，殖民地台灣的現實狀況，有時跟他的理想主義背道而馳。」[18]對於《亂都之戀》，葉石濤僅記下出版年份，並沒有其他的討論，可能與他沒有看到原作無法評論，或是自認專長不在此而另待高明[19]有關。對於張我軍發表的三篇小說：〈買彩票〉、〈白太太的哀史〉、〈誘惑〉，葉石濤的評語如下：「這三篇小說給台灣新文學的影響不大；倒是跟八〇年代留美的台灣作家的寫作方向有一丁點兒類似，這證明被『剷根』的作家很難表達出本土民眾的心聲。」[20]
• 陳芳明在他的代表作《台灣新文學史》[21]稱張我軍為「批判舊文學的先鋒」，認為他對台灣新文學運動的最大貢獻是破除舊文學的迷障，建立人們對新文學的信心，使新興知識分子能夠放膽擺脫舊詩的陰影。其次，陳芳明也肯定張我軍將中國五四運動時期的文學理論介紹到台灣的功勞，只是對於張我軍主張的「中國文學是主流，台灣文學是支流；所以主流發生變遷時，支流也必須隨著更動」諸如此類的說法，相當不以為然。陳芳明說：「張我軍在申論他的看法時，全然忽略了台灣是屬於殖民地社會的事實。因為殖民地台灣的發言權，完全掌握在日人手中，從教育到報紙幾乎都被外來的殖民者所壟斷。這種文化環境，根本不可能與當時的中國社會相提並論。因此，他的主觀願望是期待台灣文學跟隨中國文學發生變化，顯然不符合客觀事實。台灣文學的後來發展，就與張我軍的願望背道而馳。」[22]對於張我軍的代表作《亂都之戀》，陳芳明認為：是一個劃時代的事件，因為這是殖民地社會裡（按：指台灣、澎湖等日本殖民地）的第一冊白話文詩集，也顯現張我軍想以具體作品來實踐自身文學理論的決心。此外，對於張我軍參與「台北青年體育會」、「台北青年讀書會」等具有左翼色彩的組織，陳芳明在《台灣新文學史》提及，並且寫道：「張我軍扮演的角色，與當時台灣知識分子一樣，都同樣結合政治與文學的雙重任務，投入啟蒙運動的工作裡。他在新文學上的地位，僅在這段時期建立起來。此後，他便轉而從事翻譯與編輯書籍，台灣文學史消失了一位強有力的推手。」[23]

• 古繼堂在《臺灣新詩發展史》[24]如此評價張我軍在新詩創作上的成就，他說：「張我軍是臺灣新文學運動的急先鋒，是臺灣新詩的奠基者，他的處女詩集《亂都之戀》是臺灣新詩的第一塊奠基石。……張我軍創作的這一組詩，就是反映他們（張我軍與女友羅文淑）當時與封建禮教搏鬥、爭取婚姻自主的精神表現。《亂都之戀》是臺灣新詩史上的寶貴的財富。……張我軍作為臺灣新文學史的奠基詩人，他的詩內容充實，感情真摯，行文明白流暢。但是過於散文化，有的作品幾乎就是散文的分行排列。表達的直露也使詩缺乏耐讀性。」
• 白少帆等人認為：「張我軍這種認同母體的愛國主義思想，貫穿在他所有的文章裡。也正是這種深沉的牢固的愛國情壞和故鄉淪為異族統治的悲憤心境，決定了他毫不含糊的民族進步立場與遠見。」[25]
• 黃乃江在〈張我軍的處女作及其在廈門之文學活動新考〉一文，提出一個新觀點，那就是：可以1924年為界，將張我軍的創作劃分為前後兩個階段，前期是張我軍的舊文學創作階段，後期是張我軍的新文學創作階段。他認為，「前一個階段對於張我軍的古典文學修養、培養其傳統詩文的寫作習慣、增強其『抗日復臺』的責任心與使命感等都是很有幫助的，同時也為他後來開展對臺灣舊文壇的抨擊作好了文體上、思想上等方面的準備。像陳獨秀、胡適等『五四』新文化運動領導者一樣，張我軍也並非橫空出世，一開始就成為臺灣新文學運動的『開拓者』與『奠基者』的，而是經歷了一個從舊文學陣營向新文學陣營逐步轉化的過程。」[26]
• 張泉研究張我軍在淪陷時期的文學與翻譯活動，他在〈張我軍與淪陷時期的中日文學關聯〉[27]文末肯定：張我軍的日本文學翻譯，「是建立在對翻譯對象的深入研究和總體把握之上的。」；而且認為，張我軍對日本文學翻譯和翻譯技巧問題，以及日本文化和中日文化關係問題，都發表過值得後人研究的見解。張泉提醒：對於張我軍這位淪陷區時期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學術界目前還不夠關注。
• 王升遠、周慶玲兩位論者考察了張我軍在中國日語教育史上的地位，對張我軍在中國的日語教育思想與實踐，進行系統的實證性的挖掘與整理研究。他們在〈中國日語教育史視閾中的張我軍論〉[28]一文的結尾，作了如此的結論：張我軍是中國現代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要日語教育家，其「日語教育的成功得益於『編者、著者、師者』加之其本有的『研究者』四重身分的互動……張我軍在日語教育領域的理論與實踐不僅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而且對今日的日語教育也具有現實的指導意義。」
• 武治純曾在張我軍新詩集〈《亂都之戀》重版代序〉上稱讚張我軍說：「他的第一部新詩集《亂都之戀》和一系列散文、小說及評論作品，完全採用以北京話為基礎的漢語普通話寫作，文學語言清新、活潑、明暢、通俗，適應了臺灣文學語言民族化、群眾化的要求，有利於全國各地人民閱讀，有利於反映出他的創作主導思想中的革新意識和現代意識。」[29]
• 朱雙一在〈臺灣新文學運動的重挫：散文與戲劇創作〉一文，著眼在張我軍的散文創作[30]，包括早年在《台灣民報》發表的一系列「隨感錄」文章、1926年發表的〈南遊印象記〉，以及中晚年所寫的散文。對於「隨感錄」，他認為，張我軍的「隨感錄」系列文章，其創作精神與藝術手法，明顯與魯迅的雜感一脈相承；並且肯定這些「隨感錄」文章，「以其犀利的戰鬥力，在當時的新文學潮流中起了別的文體，如張我軍本人的理論文章所無法達到的特殊作用，同時也是其文學創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於1926年發表的〈南遊印象記〉，朱雙一認為，這篇文章「雖然結構散漫，但內容極為豐富，可見對階級、民族壓迫的揭示，對舊詩人、舊文人的批評等，還可明顯感受到作者不滿於封閉、停滯而嚮往於自由、進取的心靈。」而對於張我軍中晚年的散文，他評道：「這時張我軍的作品益發顯露學者散文的風格，藝術上有了長足的進步。」[31]

• 對於張我軍將大陸文學、魯迅文學引進台灣的史實，中島利郎在〈魯迅在臺灣文壇的影響〉一文如此評論，他說：「張我軍是最初的魯迅文學在臺灣的傳入者是不會錯的。但是他始終是大陸文學的正式介紹者，給臺灣介紹了魯迅的文學。魯迅的文學也是做為介紹大陸的新文學的一環進行的，特別是既沒有因受魯迅文學的影響，而成為自己創作的血肉；也沒有論述魯迅文學的本質。不過，這是開啟時代先端的啟蒙家常背負的宿命，是不可避免的。」[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