勐卯土司

猛密宣抚司土舍思化在明缅战争中立功，万历十三年（1585年）受赠四品官服[2]，后被任命为猛密宣抚司同知[3]。万历十七年（1589年），思化占据猛密土司的蛮莫地区，自立一方，云南巡抚萧彦建议发兵剿灭思化，但被兵部否决，中央希望思化在蛮莫能够制衡叛逃缅甸的蛮莫安抚使思顺，保障三宣地区太平[4]。明朝最终默许了思化在蛮莫自立的事实，但警告其不得擅自挑衅缅甸，以免战争爆发[5]。思化死后，其子思正承袭职位，明朝官方称其为“蛮莫宣抚同知”[6]。万历三十年（1602年），缅甸为报前仇[7]，借口“开采使令我杀思正以通道路”，发兵十万攻打蛮莫[8]，思正不敌，逃往腾越，缅兵也追入八关内，在距离腾越30里的黄连关列阵，令明朝官员感到恐惧[9]。金腾兵备副使漆文昌、永腾参将孔宪卿担心州城不保，不得已将思正诱杀，首级交给缅甸以平众愤[7][10]，缅甸将多罕（原陇川土舍，投靠缅甸[11]）安置在蛮莫[12]。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明军三路出击，夺回战略要地蛮莫[11]，饶多罕不死，关押在永昌府[13]。明朝立思正之弟思忠守蛮莫，与蛮棍长官思线共同管理，但思线获得缅甸的支持，夺取思忠权力，思忠逃至干崖蛮洒[14][15]。云南巡抚周嘉谟为其改姓衎，名衎忠[16]，又说为沐国公（沐昌祚）所改[17]。傣族中衎姓与罕姓（木邦、孟定、耿马等土司为此姓）是同一个姓，只是汉字写法不同[18]。

平麓城是前任巡抚陈用宾在修建云南八关后于猛卯所筑的城池，意在让军士依城屯垦，解决驻军边疆、粮饷运费高昂的问题[19]。但因猛卯瘴疠太甚，大量军士病亡，屯垦得不偿失[20]。于是周嘉谟建议，将衎忠安插在平麓城外屯田，既能让衎忠有个安身之所，又能保证平麓城屯田不荒废，还能依靠衎忠的兵力守城，震慑多太、多安邦（原陇川土司人物，已投靠缅甸），等到衎忠实力足够强大，再夺回蛮莫[20][21]。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四月壬申，兵部尚书李化龙将周嘉谟的提议在朝会中讨论，获得通过[22]，衎忠被安插在平麓城外今姐告一带[18]。

南明隆武二年（1646年），缅甸入寇猛卯，杀死衎忠，舍目衎珑承袭土司职位[16][17]。衎珑在位时，将土司驻地迁往姐勒[23]。衎珑死后传位给衎瑾，衎瑾传给衎珍，衎珍传给衎瑄，清平云南，衎瑄向清朝投诚[24]。顺治十六年（1659年），正式设立“猛卯安抚司”，隶属腾越厅[25][26][27]。《大清会典事例》载猛卯安抚使司后改为宣抚使司副使[28]，但未见他处记载，后来的云南地方志及《清实录》均载为“猛卯安抚司”。

云南地方志中，流传多种说法：

1. 思化投靠明朝时，明朝授其“蛮莫宣抚”官职，思正、衎忠承袭职位，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将衎忠安插于猛卯，清平云南后改为安抚司。此说见于《康熙云南通志》[26]、《康熙永昌府志》[27]。
2. 思化投靠明朝时，明朝授其“蛮莫宣抚司”官职，思正承袭宣抚司职位，思正被杀后，明朝在蛮莫立衎忠时改设安抚司，后将衎忠安插于猛卯，清平云南后更名“猛卯安抚司”。此说见于《乾隆云南通志》[29]、《乾隆永昌府志》[30]、《道光云南通志稿》[31]、《光绪永昌府志》[32]、《光绪云南通志》[33]。
3. 思化投靠明朝时，明朝授其“蛮莫宣抚司”官职，思正、衎忠承袭职位，衎忠被缅甸击败后，周嘉谟将其安置在猛卯，并以擒杀叛投缅甸的陇川土司多安民有功为由，授衎忠安抚司世职。此说见于《乾隆腾越州志》[16]、《嘉庆滇系》[34]、《光绪腾越厅志》[35]、《新纂云南通志》[36]。
4. 思化被授予“蛮暮宣抚司”官职，二世思正。思正被杀时，思忠年仅7岁，被沐国公（沐昌祚）收养，沐国公为其改名“衎忠”，七年后仍旧袭职，因蛮莫被缅甸占据，于是安插在猛卯。康熙二十年（1681年）衎瑄投诚，授予安抚司世职。此说见于《光绪续云南通志稿》[17]。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衎瑄逝世，子衎珌袭职[37]。雍正四年（1726年）衎珌逝世，子衎志袭职[38]。衎志死后传给长子衎玥，衎玥在位时期缅甸经历朝代更替[39]。1752年，雍笈牙包围东吁王朝首都阿瓦，缅王摩诃陀摩耶沙底波帝被俘，仅王子色亢瑞冻和极少数人成功出逃，雍笈牙建立贡榜王朝，随后派人捉拿色亢瑞冻[40]。乾隆二十年（1755年）十月，色亢瑞冻携妻喇打那叠玉及亲属头目80余人、缅僧二人，渡江进入猛卯，云贵总督爱必达、云南巡抚郭一裕命令衎玥将缅王子驱逐出境，两月后衎玥将其遣返回木邦[41]。清朝政府对缅甸内争采取中立态度，约束边疆土司，以防卷入缅甸内乱[42]。

由于贡榜王朝数次扰边，乾隆三十年（1765年）清高宗令云贵总督刘藻坚决反击，清缅战争爆发[43]。三十一年（1766年）十二月，第二次战事即将结束时，缅军头目莽聂渺遮在陇川与清军参将哈国兴讲和，约定撤兵[44]。云南提督李时升命令永北镇总兵朱仑侦查缅军情况，缅军此时将辎重从铁壁关运送至新街（八莫），朱仑不知道已经讲和，率精骑追击，缅甸以为清朝毁约，于是在除夕日越过邦中山攻打猛卯城[45]。三十二年（1767年）正月丁卯，缅甸攻下猛卯城，戊辰，李时升派副将哈国兴领兵2,500赶赴猛卯[46]。清军抵达时，缅军已到底麻扎筏准备渡江，城中无人，哈国兴遂进驻猛卯城[47]。缅军得知清军抵达，又返回攻城[48]。缅军在猛卯城下驻扎，将清军围困七日，期间哈国兴派兵走小路到陇川向李时升求援[49]。李时升派陈廷蛟领兵2,000从邦中山赶赴猛卯，又派素克全泰领兵800从虎踞关走小路进发，乌尔登额领兵2,000从宛顶绕到缅军后方[50]。丙子，援军赶到，与缅军交战[51]；丁丑，城内清军出城与援军共同反击缅军，缅军退回木邦[52]。清缅战争直到1769年才结束，五年战乱导致边民被迫流亡，田园荒芜，战争过后田地无力耕作，清朝政府借给猛卯土司牛具、籽种、银两恢复生产[53]。

衎玥死后传给长子衎礿，衎礿在1787年将土司署迁至猛卯城（平麓城）内[54]。衎礿死后无嗣，土司传位给胞弟衎衿[30]。嘉庆十九年（1814年），衎衿之子衎连袭位，衎连传位给衎如凤，如凤死后，因云南回变，长子衎定邦在咸丰年间以军功授四品衔，光绪四年（1878年）正式承袭[55]。光绪二十年（1894年），衎定邦死，子衎国藩袭[56]。

1930年衎景泰（右）及其祖母、异母兄

1936年衎景泰（中）及其兄弟

衎景泰、衎玉兰夫妇与女儿

民国17年（1928年），衎国藩病故，长子衎盈丰继位，民国18年（1929年）云南省政府正式行文颁发委任状，然而委令未至，衎盈丰也病故[57]。年仅四岁的嫡长子衎景泰继位，由其母摄政[57]。衎国藩堂弟、属官衎国镇自称衎瑄后人[58]，借口衎盈丰是衎国藩与庶民的私生子、非土司正统血脉，意图篡位，率兵攻打猛卯城[57][23]。衎景泰之母散尽司署财力，与衎国镇打了一仗，衎国镇固守距城四里的姐勒金塔[57][59]。猛卯军无法攻入寺庙，衎母向干崖土司刀京版（衎景泰之舅）告急，请他来猛卯出任代办[54]。衎国镇造反六周后，刀京版率干崖土司兵击败衎国镇，坐镇猛卯[57]。衎国镇与少数精锐成功突围，抢夺大量财物并逃入缅甸[57]。此后，刀京版与衎国镇先后七次在芒满、姐勒、勐秀等地交战，连年战事使得百姓苦不堪言[60]。民国29年（1940年），芒市土司家族的方克胜（衎景泰之叔）不甘屈为芒市护理，向腾龙殖边督办龙绳武疏通关系，云南省政府遂任命其接替刀京版，担任猛卯土司代办[61][62]。抗日战争结束后，衎景泰于1945年、1946年多次向云南省政府呈请正式承袭土司职位，但一直未得到允许，衎景泰只是事实上的土司，并未得到上级政府的任命[63]。

辛亥革命后，李根源协商改土设县之事，遭到各土司反对，只得采取土流并治的过渡形式，在土司地区设立流官政权[64]。民国元年（1912年），云南省政府设立遮猛弹压委员（也称遮卯弹压委员），驻芒市大新寨，管理猛卯土司和遮放土司[65]。民国4年（1915年），遮放土司划出，将猛卯土司和陇川土司划为一区，称猛陇行政委员，隶属腾越道[66]。民国5年（1916年），陇川土司划出，腊撒土司划入，改称猛撒行政委员（也称猛腊行政委员、猛卯行政委员），隶属腾越道，行政委员冬春驻猛卯，夏秋驻腊撒[67]。民国21年（1932年）改设瑞丽设治局，驻弄岛，隶属第一殖边督办公署[68]。虽然设立流官政权，但权力一直由土司把持，流官无事可办，形同虚设[64]。抗日战争结束后，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李国清力图加快改流进程，因衎景泰在各土司中最为年轻，遂首先拿猛卯土司开刀，设治局与土司斗争愈加激烈[69]。民国37年（1948年）1月，在衎景泰支持下，户育、勐秀、班岭等地景颇族攻打瑞丽设治局，焚毁设治局公署，是为“瑞丽事件”[63]。

民国28年（1939年）底，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迁入云南，在猛卯土司西南的雷允寨建起雷允飞机制造厂，又在雷乌山修建南山机场[70]。民国31年（1942年）5月初，日军攻入前夕，方克胜率司署人员退至勐秀山区[71]。日军为利用衎景泰，要求他返回猛卯，否则将另立土司，衎景泰被迫回到猛卯城，以小土司身份替日军维持地方秩序[72]。民国33年（1944年）6月，衎景泰收到刀京版（时任滇西抗日游击队第一路司令）来信，劝他悬崖勒马[73]，随后衎景泰携亲属及土司卫队逃至南管寨，组成一支游击队，并打过两次小战[74]。民国34年（1945年）1月4日，国民革命军第五十三军光复猛卯[75]。

民国33年（1944年）9月底，时值滇西抗战末期大军压境，各土司忌惮政府趁机废除土司制度，于是在英国人主持下秘密召开会议，商讨如何借助英国的力量维护土司制度，史称“高理会议”[76]。1945年8月27日，诸土司召开“小陇川会议”，继续筹商高理会议的议题，意图建立“特别自治区”，谋求自治[77]。1946年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边疆问题决议案》，派官员巡视和安抚土司；另一方面，1946年后缅甸独立运动高涨，英国无暇顾及滇西土司，最终滇西土司的“自治”计划胎死腹中[77]。民国37年（1948年）2月8日，刀京版邀集滇西土司召开会议，成立川康滇夷族独立设计委员会，组织土司大同盟反抗政府废除土司制度，衎景泰担任代表团团员[78]。国民政府用政治手段解决土司问题，明确宣布保留土司制度，刀京版随即宣布拥护中华民国[79]。另一方面，国民政府通过委任某些职务拉拢土司，衎景泰就曾当选第一届中华民国国民大会代表，但因年幼未得批准[80]。

1950年3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德宏前夕，国军少将李兆辉鼓动潞江土司线光天、芒市土司代办方克胜，率土司武装抵达勐卯，策划抵抗解放军，并任命衎景泰为龙潞瑞江防第一支队队长、上校军衔[81]。未及真正抵抗，方克胜与线光天就相继出走缅甸，4月29日解放军抵达畹町，衎景泰携亲属及护卫撤至勐秀山区南管寨[82]，后又撤至等嘎（今属弄岛镇）[83]。滇桂黔边纵队第七支队领导人黄平、王以中、第四十一师师长查玉升等致信衎景泰，欢迎其归来合作共事，并承诺衎景泰仍为土司[84]。5月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四军第一二一团第一营在程效昌率领下进驻勐卯[85]，随后程效昌前往衎景泰避难所面见衎景泰，保证其仍是土司，勐卯之事仍由衎做主[86]。衎家权衡再三后，选择回到勐卯[87]。

1950年11月6日，召开第一次各族各界代表大会，协商成立“瑞丽各民族行政委员会”，衎景泰担任主任委员，委员会委员多由原土司属官担任[88]。1951年6月，保山专区召开各族各界代表会议，向土司提出暂不改变土司制度、不侵犯土司财产、不干涉土司内政的三项保证；同时提出允许军队进驻边疆、土司需保护部队和政府工作人员安全、不妨碍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三条要求[89]。1951年12月23日，瑞丽第四次各族各界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瑞丽县各族人民政府”，衎景泰担任政府主席[90]。1952年11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正式撤销原国民政府瑞丽设治局，设立瑞丽县[91]。

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教育，勐卯农民普遍有了较高觉悟，开始拒交官租，共产党也向衎景泰做思想工作[92]。衎景泰表示可以减免官租，但不能废除，当看到土司制度崩溃已成无可挽回的局面时[92]，被迫于1954年6月宣布废除官租，撤销司署自卫队，遣散司署人员[93]。1955年3月开始，瑞丽进行“和平协商土地改革”，至11月结束，名义上由土司所有的土地被移交给农民，封建领主土司制度正式废除[93]。土地改革后，衎景泰前往芒市，担任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副州长，后又至昆明，兼任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94]。

“文化大革命”时期，衎景泰被带上“封建土司”、“国民党特务”的帽子遭到批斗，送往安宁百花山农场劳改，后下放昌宁县达丙公社生产劳动[92]。粉碎四人帮后，衎景泰回到芒市并获得平反，担任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德宏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1985年因哮喘病故[95][96]。

勐卯土司的统治集团由正印土司、代办、护印、护理、属官组成。正印土司官衔为“安抚使”，傣语称“召法”（傣那语：），意为“上天之主”，品秩从五品，是土司辖境内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最高统治者[103]。勐卯土司为世袭制，实行长子继承制，长子夭折，次子继承；若土司无子，不可过继他人之子承袭，死后可由其胞弟袭职[103][104]。当土司出缺或年幼不能理事时，由支系亲族中推举一人代为摄政，享有与土司同等的权力和待遇[103]。土司同胞兄弟中最年长者出任护印，一般由二弟担任，负责协助土司处理司务，并分管军事[103]。护理由土司的三弟担任，负责协助土司办理日常政务、处理内务[103]。土司的正妻也有实权，专管土司印章，直接或协助土司处理内外政务[105]，称为“印太”，傣语“召准”，即掌印之主[103]。

土司或代办的嫡系亲属、有办事能力及深受信任者，均可选任为属官。40岁以上最具资望的封为“召勐”，40岁以下资望一般的封为“召准”，年轻且资望尚浅的封为“召印”[106]，勐、准、印是滇西傣族土司的爵位系统[107]。土司制度废除前夕，勐卯共有12位勐级贵族[108]，属官共有70人[109]。属官的职责包括：[110]

1. 担任土司或代办的临时“参议员”；
2. 轮流到土司署值班，负责处理日常事务、审理调节案件；
3. 受土司或代办指派到各村寨执行任务；
4. 陪同土司会见外来宾客；
5. 属官中土司的亲信可兼任农村的“波朗”（管爷），管理村寨，监督劳役；
6. 也有部分属官只保留头衔和待遇，不承担具体职务[111]。

土司衙门为勐卯司的最高行政机关，衙门设大堂、二堂、三堂、四堂，百姓及景颇族山官只能进入大堂、二堂，三堂为属官值班场所，四堂为土司专用[108]。土司衙门的官职有总理、秘书、总管、司爷、朗勐等。总理由“勐”级属官中最受信任者担任，秘书由文化知识较高的汉族担任，二者平级，是土司办理政务的左右手，并有权任命“准”级以下的官员[110]。总管负责管理土司衙门以及土司家属的财政收支情况，一般由最有威信的“准”级属官担任[112]。司爷是总理、秘书的助手，由傣族、汉族各一人担任，负责拟写傣、汉文布告，填发委任状，将司署的收文账目记载入册[112]。朗勐是大祭师，负责每年祭祀勐神的司仪和祷告[112]。

除官员之外，司署衙门还有捧勐（外姓或平民小官）、滚贺（管理城门）、望宰（仆人）、万索（通信员）、教读（教导土司子女汉语汉文）、文案（负责对外文件，一般由内地汉族担任）、二爷（听差）、茶房、杂差、厨役等办事职员[113]。

勐卯土司平原地区的行政区划实行“㽘头制”，土司衙门在农村地区设置基层行政单位“㽘”，数寨为一㽘，每㽘设一个“㽘头”和“金勐”（副㽘头），㽘头总揽全㽘各村寨行政经济大权，负责征收钱粮赋税、解决民事纠纷、管理辖区土地变动、调派劳役、传达土司命令等，金勐负责协助㽘头[109]。各寨的村长称“布幸”，由㽘头指派或百姓推举，负责执行㽘头的命令[113]。

勐卯土司所辖山区主要为景颇族地区，共88寨，有景颇族山官28人、波勐（山官下属的头人）44人、汉族头人2人、德昂族布幸4人，土司设一专职波朗（管爷）协助管理山区，该波朗由土司自卫队大队长兼任[115]。景颇族山官名义上归属勐卯土司，勐卯土司也在形式上给景颇族山官封官，等嘎、弄贤、班岭、户育等大山官可封给“召温”头衔（相当于㽘头），山官每年向土司送一些土产，但土司不得插手山官事务，山官保持着一定的独立性[116][111]。

勐卯土司实行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土司有支配土地的绝对权力[109]。勐卯境内的土地，以“领田”（官田，又称份地[117]）最多，占全部耕地的70%，农民从土司手中领得田地，可以世袭，但仅有使用权，不能买卖、典当、出租[113]。份地按照规定应该每几年重新分配一次，但勐卯土司份地在土司制度废除前已有上百年未重新分配[117]。土司给㽘头、金勐、布幸等地方官员分配“薪俸田”，薪俸田不交官租，受俸者死亡或其他原因被取消俸禄后，土司再收回田地[118]。每个村寨有一定数量的“公田”，其收入作为村寨活动及宗教事务的开支，公田由村寨的农民平摊劳力耕种[119]。土司分给亲属、族官“私田”，私田可世袭，名义上属于土司，但能自由买卖、出租[118]。在土司许可下新开垦的“开荒田”，可一至二年不交官租，到期后成为官田[119]。

刀京版任代办时期，由于土司贵族内部分化以及汉族商人进入，勐卯城周围的土地允许买卖，农村地区土地仍为土司所有[120]。

1972年瑞丽县复查领主经济剥削量时作出统计，1949年勐卯土司产稻谷1,963万斤，官租总额225.89万斤，占粮食产量的11.5%[117]。官租是土司经济的主要来源，农民可以上交农产实物，也可换成银两交租[119]。早年的官租以村寨为单位计算，土司根据土地多少规定纳租的数量，再由寨子头人向全寨村民摊派[121]。清末改为按播种面积交纳，每播种一箩[註 1]水田（大约6亩），收获后交十箩稻谷（约350市斤）[119]，农民为逃避官租经常少报播种面积[117]。官租的70%归司署，30%分给各㽘和村寨的地方官员[120]。民国初期一度将实物地租改为货币地租，大㽘征收250至300卢比，小㽘征收200卢比，1933年又改回征收实物[121]。土司分给属官㽘或村寨的管理权，属官又向辖区的农民另外征收“管爷租”，每户农民需每年上交一至二箩谷子[119]。

除了官租、管爷租之外，土司还向农民收取三十余种杂派，有门户捐、上贡钱、做摆钱、土司家的伙食费、嫁娶费、生育费、丧葬费、读书费等[121]。土司朝贡中央的钱由门户捐中抽出，每年上千两差发银；民国时期弹压委员、行政委员、设治局的费用也由门户捐中抽出，每年2,500卢比[119]。百姓负担的杂派总额达到每年24万卢比，折合稻谷八万箩（约280万市斤）[122]。

民众还需向土司服劳役，劳役分为轮流摊派的无偿劳役和固定劳役，固定役为每个寨子承担不同的劳役，如芒喊寨负责守墓、张壁寨负责奏乐、允当寨负责放烟花、贺南毛寨负责割马草[123]。

民国24年（1935年）国民政府推行法币，云南地方政府也发行有新滇币，但二者在勐卯土司地界均难以流通，勐卯居民多使用缅甸卢比和银元[124]。民国28年（1939年）在雷允设立中国银行代办处，加强法币流通，成效不佳[124]。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勐卯后，因国营贸易公司只收取人民币，勐卯地区民众逐渐放弃使用卢比和银元[125]。

1972年瑞丽复查1949年的边疆农村阶级成分，将2,741户（48.3%）划为贫农，1,281户（22.6%）划为下中农，747户（13.2%）划为中农，471户（8.3%）划为上中农，133户富农、75户地主和领主、2户高利贷者被认定为剥削阶层，占总户数的3.78%[126]。勐卯土司的官租大部分由中农（包括上、中、下）承担，中农负担官租占总额的73.2%[127]。各阶层贫富差距巨大，地主阶层年人均纯收入360箩，贫农阶层年人均纯收入仅有12.6箩[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