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法國

夏尔·戴高乐在法国战役期间是一名装甲师指挥官,还任雷诺政府的国防次长

1940年，纳粹德国开始执行黄色方案，他们迅速击溃了荷兰与比利时的军队，杀入低地国家，英国派出远征军和法军一起前往比利时抵挡德军的进攻，然而德B集团军却突然从阿登森林杀出，攻克色当后长驱直入，把英法联军的主力围困在了法国北部及比利时。到5月底，英法军队已被分割在了数个小包围圈中，包括敦刻尔克、加来、布洛涅、科地区圣瓦勒里和里尔。敦刻尔克大撤退不仅保存了英军的大量有生力量，还使得许多法国士兵能够继续战斗，特别是从里尔撤回来的几个师[6]。

5月27至6月4日期间，从敦刻尔克海滩撤到大不列颠岛上的英国远征军超过20万，负责掩护撤退的法军也有约14万人保存了下来[7]。不过与现在人们普遍的看法不同，当时的交战双方都没把这次撤退当作法国战役的结尾，德国于当年6月开始执行红色方案，进攻法国南部，而从敦刻尔克撤出的许多法军又回到了法国，继续参加与德军的作战。指挥完敦刻尔克撤退后，艾伦·布鲁克在6月2号登陆瑟堡，他用加拿大第一师重组了英国远征军，因为这个师是英国唯一编制还完整的部队。与某些猜想不同，法军在6月的士气反而高于5月，他们于索姆河重构了防线，还轻松击退了意大利法西斯对阿尔卑斯地区的进攻。然而由于先前在法国北部的惨败，此时的法军严重缺乏装甲部队，并且面对纳粹空军的骇人轰炸，他们也缺少可以还击的战斗机，这倒不是因为与德军的空战，而是法国南部机场数量不足导致的超负荷运转所致[8]。

6月1日，夏尔·戴高乐晋升准将，5日，保罗·雷诺又任命他为国防次长，戴高乐得以进入内阁[9]。这位新晋准将长期以来以挑战权威观念闻名军中，1912年他从圣西尔军校毕业后就要求调往贝当的步兵团，贝当倡导的战术是“火力收割”，与当时盛行法国的“全力出击”观念截然不同[10]。他还是现代装甲战理论的倡导者，曾经写过多本书来宣传他的战术思想，可惜这些理论并未被法国政府采纳，反而是纳粹德军相当重视。戴高乐指挥的第4装甲师也是法国战役中少有的有能力反击德军的法国部队，在蒙科内特战役中这个装甲师一度在德军的防线上刺入了十几公里[11]。不过戴高乐个人的人缘并不好，1940年他逃往英国时，没有一个他的直属下级选择追随他[12]。

莫里斯·甘莫林在5月20号被免职后，新任法军指挥官是时年73岁的马克西姆·魏刚，他和贝当一样是一个坚定的仇英主义者，他将敦刻尔克撤退视为英国不可靠的一大证据。戴高乐后来回忆说，魏刚在德军于6月8日重新发起进攻后就“失去了希望”，他很快放弃抵抗并和纳粹签署了停战协议[13]。戴高乐是一小群主张继续抵抗的内阁成员之一，雷诺派他前往伦敦与英国谈判，试图缔结英法两国的完全同盟。不过谈判还未有结果时雷诺就因受不了主和派的压力于16日辞去总理职位，贝当成为委员会首脑[14]。戴高乐17号先飞抵了巴黎沦陷后法国政府的所在地波尔多，不过同日在得知了贝当已经与纳粹达成和约后，他又飞回了伦敦[11]。

在德占区，抵抗运动的地下媒体向民众分发印有6月18日呼吁内容的小册子或海报，从事这项工作的志愿者们时刻处于危险当中

1940年6月18日，戴高乐将军通过英国广播公司（BBC）呼吁法国人民起来抵抗纳粹的侵略，他号召士兵、水手和飞行员等加入与法西斯的斗争：

“法兰西并非孤立无援！她并非孤身一人！在她身后有一个庞大的帝国！她可以与大英帝国结成联盟，控制海洋继续战斗。她还可以与英国一样运用美国无限的工业资源”[11]。

英国内阁的一些成员对这次广播持保留态度，他们认为这篇演讲有可能激怒贝当政府，使他们将已成为英国心头之患的法国舰队交给德国人[15]，尽管温斯顿·丘吉尔自己也有疑虑，不过他还是同意了戴高乐的行动。

在法国“6月18日呼吁”（Appel du 18 juin）当天并没有被多少人听到，不过在不久的将来，连同戴高乐之后几天的的通讯与演讲[16]将在法国本土及殖民地广为人知，成为使这个国家和民族感到骄傲的自由之声。

6月19日，戴高乐再次向法国人民广播，宣称“一切形式的政府都消失了”，由于我们的政府“已经被敌人奴役了，所有的机构都已失能”，所以立刻奋起反抗是法国军人们“非常明确的责任”[17]。

这篇演讲成为了日后戴高乐组建流亡政府的法理基础，而贝当政府将要与纳粹签订的停战协议如果原来仅是不光彩的话，那么现在则成了非法，一旦条约落笔，贝当政府将自我宣布叛国[17]。另一方面，哪怕如朱利安·杰克森等学者所争辩的那样，维希政权在法理上是唯一的合法政府，那么戴高乐与他的追随者们也会成为不甘受辱的革命家，他们在伦敦的地位将与荷兰、比利时等流亡政府完全不同[18]。值得注意的是关于第三共和国的法理继承还有一种说法，那就是自由和维希法国皆非完全自由、合法、主权和独立的继承者，因为两国的媒体在提及自己时都竭力避免使用“共和国”这个词，也未作出有关法理继承的宣称。维希政权方面避而不谈的一个原因是贝当推行之所谓“国家革命”，其目的之一就是要彻底消灭法国的共和制传统。

1940年6月22日，贝当元帅正式与德国签署停战协议，24日他又和意大利人签了个差不多的，两份文件同时于6月25号生效[19]。7月10号，弗朗索瓦·达尔朗胁迫议会投票通过法案，贝当成为了新组建的威权政府之领袖，是为维希法国，由于巴黎被德军占领，因此旅游小城维希暂时成为其政府所在地。与此同时，戴高乐在缺席的情况下被维希政府以叛国罪判处死刑[20]，不过其本人认为自己是合法的雷诺内阁中唯一存留之阁员，而贝当的掌权则是违宪政变。

法国沦陷后，温斯顿·丘吉尔开始担心法国海军的舰船一旦落到德国或意大利人的手里会对英国本土构成极大威胁，他强烈要求维希方面要么把舰船全部交给盟军，要么就将海军开往英国、法国或两者都认可的某个港口以在战争期间保持中立。丘吉尔必须确保法国海军一定不能帮助德军入侵不列颠，而摧毁它便是阻止其最有效的办法，尽管如此，贸然对贝当政权发起攻击也许会激怒其倒向轴心国[21]。

斯特拉斯堡号战列舰，一艘1937年定制的全新敦刻尔克级战列舰，若其落入轴心国手中，将对英国的制海权产生极大威胁

法国潜艇红宝石号，在22次巡弋任务中共击沉敌方22艘舰船, 是自由法国海军中击杀数最高的

1940年7月3日，法国海军上将馬塞爾·布魯諾·讓蘇爾收到了英国人发来的最后通牒：

就现在的情况而言，将你们的舰船交给德国人无论是对我们，还是对你们正在抵抗的同胞来说都是不可接受的。我们决心战斗到底，如果最终取得了胜利，将绝不会忘记法国曾与我们并肩战斗过，不列颠的意志与她的完全相同，而我们唯一的敌人便是德国侵略者。将来若击败了敌人，我们将庄严地宣布恢复法国的领土和荣光。正是因此，才必须确保法国最优秀的舰船不能为我们共同的敌人所用。现在，奉国王陛下政府之命，我们要求所有凯比尔与瓦赫兰港内的法国舰船于以下行动方式中任选一种，以确保在战争时期的完全中立：

(a) 加入我们继续与德军战斗，直至战争胜利。

(b) 以尽可能少的船员在英国方面的控制之下，将舰船转移至英国港口，随行的法国船员将尽快被遣送回国。

如果您选择以上两个选项中的任一个，那么在战争结束后，我们会将所有临时征用的船只归还法国，若有船只在战斗中损伤或沉没，英国政府自当赔付所有损失。

(c) 如果你觉得有义务遵守停战条约，决定不将这些舰船用于对抗德国人，免得他们撕毁协议。那么请以尽可能少的船员驾驶舰船至海外的法国港口，例如西印度群岛的马提尼克——这样我们可以放心这些船只在战争中能够保持中立。亦或者将舰船交给美国托管[note 3]，船员会在战争结束后被送回法国。

若您拒绝执行以上的任何一种方案，那么我将非常遗憾地要求您在6个小时内自沉所有舰船。

最后，如果不能达成以上的任何一点，那么我将不得不执行国王陛下政府的命令，即不惜一切代价或手段也绝不能让这些舰船落入德国人手中。[22]

让苏尔刚开始打算接受英国人的第三条提议，将舰船开往马提尼克[23] ，但与其他高级军官经过长达十个小时的讨论后，他选择拒不接受最后通牒。英国海军上将詹姆斯·萨默维尔于是命令英国舰队向港内的法国海军发起进攻，在几乎零伤亡的情况下，迅速击沉或重创了三艘法国战列舰[21] 。由于维希政府对内宣传英国方面没有给出任何妥协选项，这次袭击在法国引起了极大愤慨，特别是海军（超过1000名法国水兵在战斗中丧生），一时之间法国的仇英情绪高涨，纷纷将英国人称作背信弃义的阿尔比恩。这次事件的发生也使得许多法国士兵对是否要投诚自由法军产生了迟疑[24]。

尽管如此，仍然有不少法国海军官兵选择站在盟军这一边并在随后加入了自由法军，如布雷潜艇红宝石号，船员几乎全体投票支持与英国继续并肩作战[25]，还有驱逐舰凯旋号，当时最大的潜艇絮库夫号。1940年11月7日，普尔米奇号（Poulmic）巡逻艇在英吉利海峡触雷，这是自由法国海军首次在战斗中遭遇损失[26]。

1942年12月24日，戴高乐在苏格兰格里诺克登上自由法国海军护卫舰罗塞莉斯号

弩炮行动后，法国海军仍保有相当的实力，其本土的主力舰队与殖民地的许多舰只依然忠于贝当元帅。1942年11月，为了防止弗朗索瓦·达尔朗带领维希政权倒向盟军，纳粹德国发起安东行动占领法国南部并试图夺取土伦港的法国舰队，最终法舰在德军抵达前全数自沉。此次事件后，其余留在维希殖民地的舰船纷纷转投盟军。

1940年9月，趁着英国遣送滞英士兵的机会，1700名法国海军官兵坐上一艘隶属于国际红十字会的医疗船返回祖国。不过这并不影响德军潜艇对其发起无差别攻击，最终约400人淹死或失踪[27]。

自由法国海军开始时由上将埃米尔·穆塞里尔指挥，菲利普·奥利瓦诺、乔治·蒂埃利·达让里厄也先后担任过司令。其在攻占法属北非的火炬行动、大西洋海战中的护航行动、支援法国本土的抵抗运动以及诺曼底登陆和龙骑兵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战争期间，自由法国海军总计有大约50艘主要舰艇以及几十艘小型和辅助船只。其编制还包括六个营的海军陆战队和突击队，以及两个海军航空兵中队，其中一个在英国皇家海军光辉级航空母舰不屈号上，另一个是反潜的卡塔利娜斯中队。此外，还有170余艘法国商船也加入了同盟国一方。

戴高乐刚开始乐观地认为与英国殖民地联系紧密的法国非洲领地应该会支持自己[28]，而事实上法属赤道非洲的总督皮埃尔·布瓦松是贝当元帅的忠实追随者，整个地区唯一态度模棱两可的是位微言轻的乍得总督菲利克斯·埃布埃。布瓦松很快因他的忠诚被维希方面拔擢为“殖民地高级专员”，办公地点迁往达喀尔，这使得埃布埃对乍得的控制力大为增强。8月26日，在当地最高军事长官的帮助下，乍得总督宣布他所辖的殖民地加入自由法国[29]。由于轴心国的势力难以渗透到撒哈拉以南非洲，到八月底，法属赤道非洲（包括国联托管的法属喀麦隆）除法属加蓬外的所有法国殖民地全部宣誓效忠戴高乐[30][31]。

自由法军中的一名乍得士兵

这些殖民地给自由法国带来了至关重要的兵源——大量从非洲殖民地招募的军队成为了自由法军的主力。1940年7月至11月间，自由法军与维希法军在非洲发生多场战斗，双方互有胜负。

达喀尔是法属西非的重要军港，拿下该港口便可以切断维希西非属地和其本土间的联系。英国首相丘吉尔提议从海上发动进攻，他认为当庞大的英法联合舰队从大雾中现出身影时，维希政权派来的总督会毫不犹豫选择投降。1940年9月，盟军发起达喀尔战役，也称威吓行动，调集一艘航母、两艘主力舰与数艘轻重巡洋舰向达喀尔港发起进攻，港内的维希法军立即利用岸炮和黎塞留号380mm的大口径主炮还击。经过两天战斗盟军数艘主力战舰被击伤，而维希方面仅损失一艘驱逐舰和两艘潜艇。25日盟军迫于损失不得不放弃进攻计划，达喀尔战役最终以自由法国的失败告终。虽然这次失败不怪戴高乐，然而还是严重影响了他在军队中的威望，强烈的羞辱感使他一度想过自杀[32]。

1940年11月，勒克莱尔将军奉命对加蓬发动陆上进攻并迅速拿下了利伯维尔，加蓬战役后法属赤道非洲全部飘扬起了洛林十字旗，自由法国的处境大为好转[33]。戴高乐来到西非后对第一个宣布效忠的非洲殖民地乍得相当感兴趣，他以个人名义前往调查了这个位于利比亚南面的贫困地带[34]。

戴高乐接见乍得总督菲利克斯·埃布埃

1940年11月，法属赤道非洲已经完全处于自由法国的控制之下，不过由于之前达喀尔战役的失利，法属西非完全倒向了维希政府，直到安东行动后这些殖民地才逐渐被戴高乐收编。

1940年10月27日，帝国防御委员会在布拉柴维尔成立，该委员会对内主要负责统筹管理效忠自由法国的殖民地，对外在法理上暂时作为自由法国的官方政府，其成员基本是各殖民地的总督和高级军官。戴高乐也借此机会重申自由法国是第三共和国的唯一合法继承者，并强调维希政府是“伪政权”[35]。

1941年2月，自由法军调转兵锋向意属利比亚的昔兰尼加地区发动进攻，在库夫拉战役中勒克莱尔击败意军，进占库夫拉绿洲[33]。1942年，自由法军又在英军长距离沙漠群的帮助下攻克费赞省部分地区[33]。1942年底，自由法军与英联军合兵的黎波里塔尼亚，发起突尼斯战役[33]。

“朗格拉德使命”（Langlade Mission）自由法国远东（法属印支）服役勋章

法国在遥远的亚洲与太平洋上也有着相当数量的殖民地，而这些海外领在本土投降后同样面临着政治上的抉择。1940年夏季，法属印度、新喀里多尼亚、波利尼西亚及新赫布里底先后宣布效忠自由法国，引起了美国的注意[36]。在之后的太平洋战争中，这些南太平洋岛屿成为了盟军对抗日本帝国重要的战略基地。

1940年9月，日本入侵效忠维希政府的法属印支，无力抵抗之下维希方面只好外交抗议了事。1945年3月9日，日本发起明号作战，史称三九政变，至五月完成了对法属印支的全面占领。但日本的统治并未维持多久，仅仅三个月后八月革命爆发，越盟率领下的革命军迅速瓦解了日本的军事管制。日本投降后，越南以北纬十九度线为界分别被划为中英受降区。

1940年6月至1943年2月间，华南的广州湾租界（Kouang-Tchéou-Wan 或 Fort-Boyard）由自由法国管辖。1940年法国陷落后，国民政府宣布承认流亡伦敦的自由法国并与其建立了外交关系。由于广州湾完全处于国统区内，因此开始其并未受到轴心国的攻击，直到1943年2月国军败退，该租界才告沦陷[37]。

1941年12月24日，自由法国海军少将埃米尔·穆塞利尔率领三艘护卫舰和一艘潜艇登陆圣皮埃尔及密克隆群岛，将这个海外领划入了自由法国的管制。而这个行动由于触犯了美国长期以来坚持的门罗主义政策而引发了后者外交抗议。另外，美国当时依然与维希政府保持着正式的外交关系，该行动使得首个美洲法属领地加入同盟国[38]，美国政府担忧这可能促使贝当进一步向轴心国靠拢。

美国政府与自由法国的关系一向不好，小罗斯福对戴高乐始终抱有敌意，他深信这位将军要在法国建立军政府并成为一个独裁者[39]，实则有可能是他觉得戴高乐风格强硬，在将来可预见的冷战中会带领法国成为独立于美苏的第三极。受到美国的影响，美洲的法属领地几乎是所有法国殖民地中跳反最晚的一批，马提尼克直到1943年7月才宣布加入自由法国。

1941年6月下旬，盟军攻克大马士革。一辆载着自由法军指挥官乔治·卡特鲁和保罗·路易斯·勒让蒂霍姆将军的汽车在切尔克斯骑兵 (Gardes Tcherkess) 的护卫下开入城市。

1941年，英军在意属东非发起东非战役，意图夺取厄立特里亚与埃塞俄比亚地区，自由法军负责配合英军作战。

1941年6月，叙利亚-黎巴嫩战役（出口商行动）爆发，大英帝国本土以及各自治领的部队和自由法军组成联军参战。戴高乐在开战前向丘吉尔保证叙利亚的维希法军一定会响应自己的号召，然而将军再一次高估了自己的影响力，当地驻军根本没有理会他[40]。自由和维希法军在大马士革附近遭遇，双方外籍军团（维希的第13半旅团与自由法军第6外籍步兵团）经过激烈交火后约有1000人死亡。1941年7月，亨利·登茨将军和他的维希黎凡特军团最终被盟军击败[40]。

叙利亚在战前即为法国的委任统治地，英军在占领后仍将其归还自由法国，乔治·卡特鲁被任命为黎凡特地区的高级专员。1943和1946年伊拉克与黎巴嫩在法国的安排下分别独立。尽管战役取得了胜利，自由法军却并不像预想的那样受到普遍欢迎：近38,000名维希法军战俘中只有5,668人自愿选择追随戴高乐，其余的人要求当局将他们送回法国本土[41]。

1941年12月7日，日本袭击珍珠港，次日美国正式向德日宣战，与此同时纳粹德国发起的台风行动遭到挫折，德军在莫斯科城下损兵折将。自由法国原本暗淡的前景终于迎来了重大转机，此后胜利的天平不断向盟军倾斜，人们也开始意识到希特勒最终会被击败。法国国内对自由法国的支持显著增长。1942年的安东行动之后，德军对法国的占领完全丧失了合法性，维希法军士气大减，不再积极抵抗盟军[42]。

随着自由法国影响力的增长，温斯顿丘吉尔建议戴高乐成立一个比帝国防御委员会更加正式的政府以彰显其正统性。1941年9月24日法国国家委员会在伦敦成立，这个委员会的职能依然是协调各殖民地及抵抗力量，但规模相较其前身更大。戴高乐在成立该组织时刻意将自由法国中威望能与自己竞争的成员，如埃米尔·穆塞里尔、安德烈·拉巴特等全部排除在外，只留下了那些“唯唯诺诺的人”[43]。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尽管戴高乐在所有的抵抗运动领袖中最出名，但他并不是唯一组织了成规模抵抗军的人，亨利·吉罗在火炬行动后接管了北非的维希法军，一度成为戴高乐领袖地位的有力竞争者，甚至得到了小罗斯福的支持，但在权力斗争中败给戴高乐，被迫于1944年4月辞职隐退[44]。

法国国家委员会成立的同日，美国国会通过对自由法国的租借法案，标志着其影响力的进一步扩大。

1942年6月，为了防止安齐拉纳纳港成为日本海军向大西洋进攻的跳板，英军发起马达加斯加战役，意图在击败驻岛的维希法军后占领法属马达加斯加。11月5日，当地总督阿曼德·阿奈特终于向盟军投降，和发生在叙利亚的情况一样，仅有很少的一部分维希战俘选择加入自由法军，大部分人要求将他们遣送回国[45]。战役结束后，自由法国将军保罗·勒让蒂霍姆被任命为马达加斯加高级专员。

自由法军在比尔哈凯姆的顽强防御挫败了隆美尔试图从阿拉曼包抄盟军的企图

比尔哈凯姆战役中自由法军外籍军团向敌人的要塞发起冲锋，摄于1942年6月12日

1942年，随着德国援军的到来，北非局势出现逆转，英军节节败退，纳粹德军在埃尔温·隆美尔的率领下长驱直入，埃及王國和苏伊士运河受到了直接威胁。马里-皮埃尔·柯尼希负责指挥自由法军第一步兵旅，他在比爾哈凱姆戰役中与纳粹非洲军团从5月26日一直鏖战到6月11日，阻挡十倍于己的敌人半月之久，以伤亡370人代价打死打伤德军3300余人，成功掩护盟军向阿拉曼撤退[46]，同时也证明了自由法军在盟军中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6月12日，也就是战斗结束的次日，英国将军克劳德·奥金莱克在谈及这场战役时说道：“盟军应对法国部队和他们英勇的柯尼希将军报以极大的钦佩和感激之情”。[47]就连希特勒也被自由法军的顽强所震撼，他对刚从北非战场返回的记者卢茨·科赫（Lutz Koch）说道：

你知道吗，先生？事实再一次证明我是对的，法国人是仅次于我们第二优秀的战士！哪怕是在如今的出生率下，法国仍随时能调集上百个师！战争结束后，我们必须得多找几个盟友才能压制住能取得如此壮举的国家，他们在比尔哈凯姆的表现已经震惊了整个世界。[48]

德军少将弗雷德里希·冯·梅伦廷在他的回忆录《坦克战》里写道：

整个沙漠攻防战中，我们从未遇见过比那更持久、更英勇的抵抗。[49][50]

1942年10月23日至11月4日间盟军在伯纳德·蒙哥马利将军指挥下与纳粹非洲军团爆发第二次阿拉曼战役，由于缺乏弹药、后勤和兵源补给，隆美尔终于被人数占优的英军击败，被迫从埃及撤往利比亚，北非战场迎来了转折点。

火炬行动中盟军大致登陆点

1942年11月16日，英美联军共计63000人在法属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登陆[51]，对法属北非发起了全面反攻。这次行动的长期目标是将德意军队赶回欧洲，控制北非与地中海，进而为1943年反攻意大利打开局面。盟军在进攻发起前依然认为维希法军只会做象征性抵抗，然而战斗开始后顽强的防御再次击碎了这种幻想。维希部队在北非拉锯战中遭受了惨重的伤亡[52]，一名外籍军团士兵在看到自己的战友死于美军轰炸后写道：“自法国的陷落开始，没有一天我们是不想着获得解放的，然而我们却不想看到这种方式（的解放）。”[52]

11月18日，法国抵抗力量响应盟军的反攻在阿尔及尔发动政变，他们攻占市政厅并逮捕了多名高官（包括北非总指挥阿尔方斯·朱安，海军上将达尔朗等），还瘫痪了19军团的指挥系统，使其没有及时阻截盟军登陆。达尔朗被转交给盟军后，美国意识到这是一个换掉戴高乐的绝佳机会。美军上将艾森豪威尔先是批准释放了达尔朗，紧接着就允许他自我提名为法属西非和北非高级专员，这个举动彻底激怒了戴高乐，他拒绝承认达尔朗的地位合法。

亨利·吉罗是一名法国陆军上将，在法国战役中被德军俘虏，后被关押于德累斯顿的战俘营中。经过两年筹备，他在1942年4月成功越狱。11月10日逃到阿尔及尔后亨利与美国人合作，同意成为达尔朗的下属并接手在非洲的维希法军[53]。

同日晚些时候，达尔朗下达停火命令，维希法军开始成建制倒戈自由法国。不过这些新加入的军队面临缺乏武器与士气低落的困境[52]。

达尔朗的二次倒戈使德国人对维希政权完全失去信心。1942年11月11日，德意联军发起安东行动，公然违反第二次贡比涅停战协定，出兵占领之前保留给贝当政府之“自由区”，该行动加速了维希法军的叛离。同月27日，维希非洲军团决定加入盟军，这支部队先在突尼斯作战六个月，1943年4月又作为法國遠征軍参与了对意大利的反攻。

1942年12月24日，达尔朗在阿尔及尔被年轻的君主主义者邦尼尔·德·拉·夏贝尔刺杀。尽管夏贝尔是亨利·达斯蒂尔·德拉·维热里领导的抵抗组织[note 4]成员，但现在普遍认为这次暗杀是其个人举动。

12月28日，经过长期封锁，法属索马里兰的维希法军在攻击下被迫撤出。

1943年1月，西印度群岛的瓜德罗普与马提尼克，还有拉美的法属圭亚那决定加入自由法国。11月自由法军接收到新一批租借法案中规定的武器，足以新武装8个师并归还之前租用的英国装备。

1943年1月，亨利·吉罗与戴高乐共同出席卡萨布兰卡会议，背景人物为丘吉尔和罗斯福

北非的维希法军在达尔朗的命令下纷纷倒戈自由法国，这促使纳粹德国开展安东行动以阻止维希政府倒向盟军，不过行动反而加速了维希法军意志的崩溃。至突尼斯战役打响时，前维希的非洲军团已经与自由法军完成了整合[54][55]。

达尔朗遇刺后，亨利·吉罗得到盟军支持成为其地位的实际继承人和自由法国内部戴高乐的有力竞争者。后者希望在法国谋取政治地位并同意作出一定的妥协，赞成由军事资历更深的吉罗担任法军总司令。值得怀疑的是，戴高乐下令逮捕了许多参与阿尔及尔政变的法国抵抗运动领导人，而罗斯福的代表罗伯特·丹尼尔·墨菲却没有对此提出任何抗议。

之后美国人派让·莫内向吉罗施压，要求他废除维希政府制定的法律以增强自己的合法性。不久克雷米厄法令颁布，恢复了法属阿尔及利亚犹太人的公民身份，民主政体得到重建，集中营里关押的犹太人与共产主义者也被释放[56]。

1943年1月，吉罗与罗斯福、丘吉尔和戴高乐参加了卡萨布兰卡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了盟军对战争的总体战略，并承认吉罗和戴高乐对北非的共同领导。亨利·吉罗和戴高乐随后成为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的联合主席，该委员会于同年6月3日正式成立，主要负责整合火炬行动后自由法国获得的北非领地。

民族解放委员会在阿尔及尔继续起到临时政府的作用，征集了更多部队，并协作盟军重新组织、训练和装备了自由法军，为将来的意大利战役和突破德国大西洋壁垒做准备 。

自由法国空军诺曼底-涅曼中队的雅克三型战斗机，今保存于勒布尔歇法国航空博物馆

诺曼底-涅曼中队是自由法国空军下属的一个战斗机编队，1942年9月在戴高乐的建议下于黎巴嫩里亞格成立，初名“诺曼底中队”，在东线战场由苏联第一航空军指挥。该团闻名是因为其为二战期间参加东线战事的唯一一支西方盟军空中作战部队（英国皇家空军和美国陆军航空队的短暂干预除外），也是唯一一支一直与苏联并肩作战，直到欧洲战场结束的盟军部队。

该部队最初隶属于自由法国空军的第三战斗机大队，由让·图阿斯内（Jean Tulasne）指挥。由于戴高乐认为法国军人在各个战线上同时服役可以增加自由法国日后复国时的筹码，因此该编队被派去援助苏军。其在1943年3月22日至1945年5月9日期间共计参加三场战役，摧毁了273架敌机，并获得了来自法国和苏联政府的大量训令嘉奖与荣誉勋章，其中包括荣誉军团勋章和红旗勋章。约瑟夫·斯大林因该中队在维尔纽斯攻势（1944年）中掩护苏军强渡涅曼河而在其原名前加“涅曼”作为荣誉称号。

1942年6月，夏尔·戴高乐在“花豹号”驱逐舰上检阅水手

自由法军中有来自法属太平洋群岛的士兵。1941年4月约550名志愿兵响应了戴高乐，主要来自塔希提岛。他们在北非战场（如比尔哈凯姆战役）、意大利战役中出力甚多，还参与了解放法国的大部分过程。为了应对寒冷的天气，1944年11月275名幸存的志愿兵被运送回乡，他们的岗位由法国内务部队取代[73]。

自由法军还包括了5000名非法裔的欧洲士兵，他们基本都被编入了法国外籍军团。值得一提的是，其中有逃亡自西班牙的共和派，他们都是经历过西班牙内战的老兵，1944年8月大约还有350个[74]。

自由法军的不同军种之间有种族差异。1944年8月之前，装甲部队或步兵单位中的机械化成分一般由白人士兵负责，而非技术性的步兵则主要是殖民地有色人种担任，几乎所有的军官和士官都是法国白人。第二装甲师和第一装甲师作为自由法国的精锐部队，75％的士兵为欧洲人，其余25％是马格里布人，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是第二装甲师被戴高乐派去解放巴黎[75]。法军的第五装甲师几乎全由法国白人组成。

1941年埃及的北非第一斯帕希亚团

根据意大利战场的记录，阿尔及利亚第三步兵师和摩洛哥第二步兵师由60％的马格里布人与40％的欧洲人组成，而摩洛哥第四步兵师的成分则为65％的马格里布人及35％的欧洲人[58]。1945年，这三个师原来分别拥有的一个由北非士兵组成的旅被法国内务部队成员取代[76]。自由法军第一师和殖民地第九步兵师都拥有一个旅的塞内加尔特遣队精锐。第一师还有一个法国海军陆战队的混合旅以及来自太平洋诸岛的志愿兵[73]，它的编制中还包括一个外籍军团旅。1944年9月下旬至10月间，塞内加尔特遣队和太平洋群岛的志愿兵均被从法国本土募集的新兵取代[77]。与此同时，从法国本土招募的新兵（共12个师）补充进了自由法军，组成包括第十步兵师在内的新一批部队。第三装甲师也在1945年5月份组建，不过由于纳粹的投降其并未参加战斗。

参加英国皇家空军、苏联空军和不列颠特种空勤团的自由法国飞行员基本上都来自法国本土。

在1943年春季，戴高乐完成了对北非殖民地的整合，大量殖民地士兵被补充进了自由法军，使得法国白人占比相对减少了。与此同时，不少抵抗组织成员经由西班牙逃离法国本土，前往北非与自由法军会合，在这个过程中又损失了不少人（根据让-诺埃尔-文森特“Jean-Noël Vincent”的统计，大约有10000人），这再次加高了法军内部殖民地士兵之占比。因此排除这两个事件所带来的干扰因素，根据一份1942年10月30日驻伦敦自由法军国务少将的一份报告，自由法国全部战斗人员总计61670人，其中殖民地士兵共20200人，黎凡特特别部队计20000人（非自由法军）[78]。

1943年5月，让-路易-克雷米埃-布里尔哈克（Jean-Louis Crémieux-Brilhac）援引联合规划参谋部的数据，认为自由法军此时的地面战力由79600名士兵组成，其中包括21500人的黎巴嫩-叙利亚特别部队，2000个来自北巴勒斯坦的有色人种及650位被派往伦敦总部的人员[79]。

1943年7月17日，自由法军突击队在苏格兰阿奇纳克里接受训练

根据前自由法军服役人员亨利-埃科夏尔（Henri Écochard）的统计，当时军中至少有54500名士兵[80]。

2009年，研究自由法国的法国学者让-弗朗索瓦-穆拉西奥莱（Jean-François Muracciole）在其作品中重估了自己与亨利-埃科夏尔之前的统计，他认为后者严重低估了殖民地士兵的人数。依凭弗朗索瓦新的研究，从1940年夏季自由法军成立至1943年中旬与维希政权的非洲军团合并重组的3年间，共计73300人加入了自由法军。这其中有39300位法国人（包括法国本土公民及定居海外殖民地者），30000名殖民地士兵（主要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以及3800个外国志愿者。以下是各军种的服役人数[81][82]：

陆军：50000人；

海军：12500人；

空军：3200人；

国内抵抗组织：5700人；

自由法军委员会：1900人。

勒克莱尔将军指挥的第二装甲师中还包含两队女志愿兵：通常由十几名女性组成的陆军罗尚博小组（Rochambeau Group）和仅有9人的海军舰船妇女支队（Woman Service of the Naval Fleet）。她们的职责一般是在火线上抢救伤兵，给他们止血，然后再将其通过担架转移到救护车辆上，接着还要顶着敌人的炮火把车子开到据前线仅几公里的野战医院[83]。

自由法国飞行员皮埃尔·克洛斯特曼的一则趣事[84]也从侧面反应了自由法军的精神：有一次长官训斥皮埃尔的战友在制服下面垫了一件黄色羽绒服还穿了一双黄鞋，没有个士兵的样子，他那位战友回答道：“先生，我只是一个自愿参军来这里的平民，在打一场正规军（指已经投降的第三共和国陆军）都不愿意打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