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

香港有一半人口（約350萬人）擁有英國國籍，當中约340万為英國國民（海外）（簡稱BNO）持有人。[13]根據英國國籍法，英國國民（海外）人士是英國國籍的一種，屬於英聯邦公民，並非英国公民，所以没有英國本土及海外領土居留權。這種身分終身有效，但不能傳承至子女後代。另外，部份人因為「居英權計劃」而取得英國公民身分。由於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後，任何人士均不能因香港關係而取得英國國籍，持有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人士的數目在近年已超過持有英國國民（海外）護照的人數。

无论在香港主權移交之前以及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並不承認香港人具有「英國屬土公民」的身份，但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的几个问题的解释」，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亦不承认双重国籍，但香港人可以持有其他国家的护照作为旅行证件（构成事实上的雙重國籍）。[14]例如香港主權移交中國後，具有華人血統的香港永久性居民自動成為中国公民，他們可申請獲發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亦能事实上擁有其他國籍身份。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一國兩制後，香港居民不用徵稅上繳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而香港居民納稅人士只需要向香港特區政府繳稅。主權移交之前，在駐港英軍保護香港情況下，香港人能夠以本地召募人員（LEP）身份加入皇家海軍香港中隊和陸軍組織——香港軍事服務團或加入一枝直屬於香港政府之民兵單位——皇家香港軍團（義勇軍）。在主權移交之後，根據香港基本法，香港居民不需要參軍、不用服兵役或進行軍事訓練。具有中国国籍且不具有内地户籍的香港永久性居民（或通过单程证前往香港定居的香港居民）如要進入中國内地，则必須申請並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局簽發的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俗稱回鄉證），或者持有内地进入许可的香港特区护照或香港签证身份书，此类人士即便具有中国国籍，但在在中国内地的一些场合仍然被视为外宾（最典型的例子为住酒店）。

1949年两岸分治后，退守台湾的中華民國政府仍視香港地區華人屬僑胞，拥有完整的中华民国国民身份。1994年5月以前，依照中華民國內政部《回國僑生戶籍登記辦法》[15]，留學台灣的香港和澳门侨生自动取得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在香港主權移交前中華民國政府也通過中華旅行社讓合資格的香港人申請華僑身份證明書成為中華民國僑胞，留台的學生當中不少人也回港發展，故部分香港人能夠同時持有中華民國護照及香港特區護照。依照香港法律遵循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相同的一个中国定义，實際上持中华民国籍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居民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中華民國政府以《香港澳門關係條例》規管與香港關係，定义香港居民（香港人）为只持有BNO/特區護照而未有其他國家護照者，与澳门人視为有別於外國人/大陸地區的港澳人士。有作者指出，目前在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架構下，香港人的法律定位为非外國人、非無國籍者[16]。但是否，与大陆地区人民一样定性为“非外国人、非本国人（中华民国国民）、非无国籍人”，不得而知。迄今為止，香港仍然有偏向中華民國支持者舉行的活動，例如雙十節慶祝活動。

一些早期移居海外的香港居民，例如有些香港居民與海外僑胞早在1970至80年代開始向海外移居，但仍可保留香港永久居民的身份。之後回流香港的港人因透過歸化而得到其他國家的國籍，最常見有美國、加拿大、新加坡、紐西蘭和澳洲等英語系國家。

其中一個例子就是那些於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前，特別是1990年代初期受六四事件影響，大量香港人擔心政治前途問題而移居海外其它國家造成香港移民潮，但之後亦有不少人士回流返回港的海外人士，因此他們擁有外國護照同時，更擁有香港身份證或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以及前往中國大陸的回鄉證，方便港中兩地工作和經商人士。

另外，泰裔香港人是香港人口少數族群，集中地位於九龍城、觀塘及新界大埔一帶。他們基本是持有泰國國籍，在港出生的第二代和第三代一般也擁有泰國護照和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部分在主權移交前出生的更會擁有BNO護照。

清朝解除海禁后，有圍頭人、客家人、福佬人、蜑家人重新迁入，被视为香港最早的原居民。香港開埠後，陆续有广东商人南下贸易，加上咸丰年间爆发的「太平天國」起義，大批流民来到香港。清末，革命党人逃避追捕至香港。中华民国延续清朝政策，中港人口来往没有限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至國共內戰後的一段時期，大量難民湧入使香港人口大增，成为香港人口的主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前期人口来往不受限制，但之后开始严格控制人员进出。1950年代，中国频频发生政治运动，一些知识分子偷渡香港。三年饥荒，导致大批广东农民偷渡香港。文革时期，由知青为主体的偷渡潮涌现，这些知青许多都成为了香港政界、商界、艺术界的核心人物。改革开放后，偷渡人口已大幅减少。此时期，各种由偷渡取得香港身份的人士衍生出家属团聚问题。例如夫妻偷渡香港，但父母及配偶子女仍留在大陆。香港男性回家乡娶妻生子。他们只能通过中国政府申请单程证来香港团聚。另外，一部分人基于政治因素移民外国。

按現時政策，每天最多可以讓150名中國大陸居民持單程證來港定居。[17]中国大陸政府開放赴港自由行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國大陸中產、富戶人士不惜耗資30多萬港元费用透過一些中介公司來赴港預訂床位生育，拿取子女在香港居留身份證，這些父母並非香港人來港產子（即雙非），造成“赴港產子潮”，但不少香港人對此現象都非常不滿。[18]截至2015年11月，共有約88萬人經單程證到香港定居[19]，成為香港人口增長的主要來源[20]。 此外，港府亦為提升香港的競爭力，透過《優秀人才入境計劃》吸引優秀人材來香港定居發展事業，大部份來自中國大陸，例如李雲迪、周迅、章子怡、湯唯等等。

華人主要是1930年代至1990年代初從中國大陸（內地）移居香港的人士及其後裔，還有漁民及其已經上岸定居的後裔和新界地區的新界原居民，一般為香港蜑家人、圍頭人（廣府人分支）、福佬人和客家人等漢族支系，根據2011年人口普查，華人佔香港人口約94%[21]。

即使不是具有華人血統的少數族裔很多是居住香港超過半世紀，當中有已經有5代以上者，他們除了具備香港永久居民身份外，他們更有不少是入籍中國，擁有香港特區護照，甚至回鄉證。例如香港海洋公園前主席猶太裔的盛智文放棄加拿大國籍、英國的盧維思放棄英國國籍等等外籍人士，亦有不少獲得雙重國籍或雙重護照。香港有45萬多名少數族裔，相當於香港總人口約6%。

東南亞人主要為菲律賓人、印尼人和泰國人，主要來香港從事外籍家庭傭工。根據2011年人口普查結果，居於香港的菲律賓人和印尼人各有約130,000人。[21]

越南戰爭於1961年爆發，不少中南半岛難民（主要為越南華裔、京族、瑤族、高棉族、佬族、苗族及其他寮國和越南的高地民族）面對戰爭，為逃避越南共產黨的統治，紛紛逃亡香港。1979年，香港被列為「第一收容港」，因此收容從越南出逃的難民，到1990年代，港英政府開始對越南船民作出有秩序的遣返行動，包括自願遣返，而香港政府事先亦與越南方面作出協議，保證他們回到越南後不會受到政權迫害，不過自願遣返的越南船民甚少。至2000年，香港特区政府向仍然滯留在香港的難民給予居留權及簽發身份證，讓他們融入香港社會，有些開設餐館和在社會工作，不少其家人和後裔在香港定居。

南亞人主要為印度人及巴基斯坦人，香港開埠初期，即有印度人居住。香港殖民地時期需要從印度次大陸調派一些人員來到香港維持香港治安。他們最初聚居於上環一帶，以商人、軍人和警察為主。南亞裔人士已經於香港生活逾半世纪，不少已經世居香港4至5代，當中以巴基斯坦裔、印度裔和尼泊爾裔居多。殖民地時期駐港英軍當中，被稱為啹喀兵的尼泊爾人僱傭兵，其軍團隨著香港回歸而解散。

很多南亞裔已經落地生根，其後裔仍然居於香港，部分聚居於尖沙咀至油麻地一帶，例如尖沙咀重慶大廈。根據2011年人口普查結果顯示，居港印巴和尼泊爾人共約63,000人。[21]

定居香港的日本人或韓國人通常是商人或日韓企業香港分公司的高級職員及其家屬，大部份於1980年代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初期來到香港，希望以香港作為進入中國大陸發展事業的踏腳石。有部份人在香港落地生根，部分人有與香港華人通婚生子。根據2011年人口普查結果顯示，居港日本人和韓國人分別約12,600人和5,200人。[21]

歐美人以殖民地時期來香港工作和定居的英國人及其家屬佔最多，也有來自加拿大和澳洲等英聯邦地區的歐裔人士，也有荷蘭人、葡萄牙人及美國人等。來自英國的人士通常屬專業人士，或是出任企業領導層、擔任軍職或獲聘為高級公務員；亦有一小部份於公立和津貼學校任教英文。在二戰前的歐裔人在香港享有較高的社會地位，但在二次大戰期間的香港戰役，除適齡的英國人要服兵役外，超齡的英國人與來自其他國家的歐裔人亦自願組成曉士兵團為保衛香港出力[22]。雖然香港主權移交後，大量英國人返回英國，但是仍然不少部份選擇繼續定居香港。根據2011年人口普查結果顯示，居港的白種人約55,200人[21]，其中15歲以上具專上教育程度的人口比例是73.9%，位於日本人（79.4%）和韓國人（74.8%）之後，比香港其他種族的人的教育程度高出許多。[23]

自鴉片戰爭後香港開埠開始，歐洲裔與亞洲族裔（猶太裔、印度裔、巴斯裔、亞美尼亞裔、海外華裔）來港經商，不少男子離鄉背井多年，基於生理和心理需要，包養或保護一些華裔女子(即涉外婚婦)，而他們所生的非婚生子女，就是香港歐亞混血兒。早年受到政府、歐洲人與華人的歧視，生活艱苦。但他們普遍接受西式教育，有優秀的閱讀和書寫英文和中文（指廣東話）能力，逐漸在商業和政治上取得優勢。

1897年，何東、何福兄弟獲政府批准將摩星嶺何母施氏墳地一帶劃為私人墳場，命名昭遠墳場。由於該地已葬有其他如冼德芬母黃氏等歐亞混血族群先人，故昭遠墳場亦為族群的墳場。

1929年，黃金福收到一位不肯透露姓名的歐亞混血兒的捐款，於是牽頭成立了「同仁會」（Welfare League），旨在守望相助，教育下一代，專為陷於孤立無援的混血兒提供支援、協助。何東和羅旭龢分別出任創會正副會長。

由於二戰後大量移民和人材資金湧入香港，香港歐亞混血兒的優勢漸失。目前，絕大部分香港歐亞混血兒，因大眾對他們的歧視已消除，普遍融入香港主流社會中，依然在香港居住。少部分，則由於各種原因分散在世界各地。

名義上，中文和英文都是地位相等的法定語文。香港的教育於1997年後，奉行兩文三語政策，兩文是指中文和英文，三語則是指粵語、英語和普通話。中文書寫以繁體字為主，隨着與中國內地交流增加，部分旅遊區會使用簡體字。香港專上教育以英語為主，近來有調查顯示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後，香港人母語及普通話水平有了一定的提昇。部分英語水平較低的香港人常使用不正規的港式英語。

不少歐美白人縱使完全不懂中文，亦可在大企業或政府身居要職。它們大部份職位的入職條件和專上院校的入學條件，雖然通常會對申請人的中文和英文水準有一定要求，例如要求申請人在某些公開試的中文科和英文科考獲及格成績，但對非接受香港主流教育（例如一直就讀國際學校或海外學校）的申請人，通常會豁免中文水準的要求，造成接受香港主流教育的申請人，也就是大部份主流香港人如未能在公開試的中文科考獲及格成績，即使懂書寫和閱讀中文，也不符合申請入職、入學條件；但非接受香港主流教育的申請人，即使完全不懂書寫和閱讀中文，甚至完全不懂粵語，也未必不符合入職、入學條件這種矛盾與不公現象。

於2012年起實行的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中的語文科目除了中國語文及英國語文兩項核心科目外，亦設有丙類的其他語言科目供選擇，分別為法語、德語、西班牙語、印地語、日語及烏爾都語，其中母語非漢語的考生可以其中一科取代中文科，作為報考大學的資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