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桥 (兰州)

左宗棠

镇远浮桥虽然解决了兰州黄河两岸的通行问题，但还是不够坚固和安全。浮桥不时被黄河汛期的洪水冲毁，“惟当盛夏水涨，浮桥时或中断，冬冰冲激，则桥折断。断必溺人。而冬冰开结之时，车马行人陷河者尤甚”。据史料记载，从雍正八年（1730年）至乾隆元年（1736年）的六年间，镇远浮桥曾“两遭决坏”[8]。加之每年冬天一到就要将浮桥拆除，来年春天又要重新架设，不但花费巨大，而且不能满足民众生活及“辅轩传符、商贾征旅”的需要[4]。

同治五年（1866年），左宗棠出任陕甘总督，为军运需要，拟修建兰州黄河铁桥，并同德国商人福克接触，协商修桥事宜。德商预算工程费用需六十三万两白银，左宗棠认为造价过高而无力承担，修桥事宜遂暂时搁浅[9]。光绪三十年（1904年），镇远浮桥又一次被洪水冲断，这加剧了清政府在黄河上修建永固桥梁的迫切需要。此后，随着老龙头桥于1904年在天津建成、平汉铁路黄河桥于1905年在郑州竣工，修建一座永固铁桥也成为了大势所趋[10]。

林辅臣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陕甘总督升允设立甘肃全省洋务总局，并任命兰州道彭英甲兼洋务总局总办，在兰州兴办多项地方实业，“兰州黄河铁桥”便是其中一个酝酿待办的重要项目[11]。同年，彭英甲与比利时人林辅臣反复谈判，达成共识：由林辅臣赴比利时招聘工程技术人员，负责兰州黄河铁桥的技术工作[12]。

1906年1月，林辅臣返回阔别40年的比利时。同年5月30日，林辅臣带着招募的三位工程技术人员返回中国，但在途中不幸染疾病故。临终前，他将未竟的事业托付给大儿子林阿德（比利时驻华参赞），并口述致彭英甲的信，讲述在比利时招聘人才的经过[12]。

光绪三十二年五月（1906年6月），适逢德商天津泰来洋行经理喀佑斯游历至甘肃，彭英甲与其接触并洽谈了中外合作开发，引进德国先进技术和设备来修建兰州黄河铁桥的事宜，并拟订了初步的包修合同草案。但当时保守派对建桥一事“群相疑沮，胥动浮言”。其中，代理兰州府傅秉鉴给升允上了一道条陈，请求对包修合同中的一些条款进行“考究”。升允看了条陈后，为慎重起见[13]，于同年五月十六（1906年7月7日）发文责成各司、道、局“再与该洋商详细讨论，然后订立合同”，并指示“不宜偏执己见，故破成议”。为了解除傅秉鉴等人和中方的疑虑，喀佑斯提出，愿自调工程师来甘，待测试确实后，再行签约。经对现场水域各种数据的实勘确论，喀佑斯遂于九月初一（10月18日）表态：“黄河水性虽湍急，若如新设章程，架修铁桥，甘愿保固八十年”[11]。甘肃布政使丰申泰等立即就合同一事请示总督升允，升允批示：“所拟包修铁桥合同甚属周妥，应准照此签押”[2]。

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十一（1906年10月28日），彭英甲等与喀佑斯在兰州正式签订包修兰州黄河铁桥合同，一式八份[2]。合同约定：兰州黄河铁桥由德国泰来洋行喀佑斯承包修建，工期十八个月，工程总包价十六万五千两白银，分四期支付；铁桥样式、结构、荷载等均按外国优等章程修建，保固期八十年[8]；同时还规定：“保固八十年限期之内，无论冬夏，倘因起蛟，河水涨发，水势过大，水已进城，因蛟水神力将桥冲坏，与泰来行无干。除起蛟外，桥有损坏，泰来一定赔修”[14]。当时签署合同的中方官员有：大清国总办甘肃洋务总局、兰州道彭英甲，甘肃布政使丰申泰，署甘肃按察使白遇道；外方全权代表是：大德国泰来洋行喀佑斯[11]。

芬兰人马达汉于1908年1月29日拍摄的黄河铁桥沉箱，远处是当时仍在使用的镇远浮桥。

合同签定后，建设黄河铁桥的各项前期工作随即全面展开。泰来洋行委托美国桥梁公司完成了桥梁设计，其结构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结构为穿式钢桁架，高5.1米，共计五孔，每孔跨径45.9米，全长233.5米，总宽8.46米，其中车行道宽6米，两侧人行道各宽约1米；下部结构，南北两岸桥台为水泥沙浆砌条石，中间四个桥墩为高强度快凝水泥砌料石重力式结构，沉井基础开挖至岩层[14]。设计荷载为8吨，仅供马车通行[15]。

甘肃洋务总局最先在天津、新乡、西安设立了三个“桥料转运点”，陆续遴选要员，前往各点主办运务。派驻天津的材料接运委员为候补知县张钟骏、县丞赵毓岳、巡检傅晸；驻河南新乡的材料接运委员是县丞麦方堃、典史臧炳文；驻西安的材料接运委员是候补知县沈朝云、刘启烈、府经历高镜寰[15]。光绪三十三年五月（1907年6月），由泰来洋行从德国购置的黄河铁桥所用钢桁架构件、水泥及各种器材、机具、设备等，全部海运到天津。各种物料由天津港下船后，经京奉铁路运至丰台火车站，转经京汉铁路运至新乡火车站，由新乡至西安、西安至兰州均用马车运输[9]。除在外省设点，甘肃洋务总局又于光绪三十三年十月廿一（1907年11月26日）起，先后在兰州成立“点收桥料处”（分别在甘肃贡院和下沟等地）和“铁桥监工所”[11]。

宣统元年闰二月十六（1909年4月6日），泰来洋行驻兰州经理开列一张收条：“所运桥料均已收齐，第一批至第三十六批。”至此，历时21个月的桥料运输终告结束[13]。据洋务总局转运桥料运费等项的清册记载，所转运的桥料建材总重达228.15万斤[2]。

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十二（1908年4月12日），升允在兰州秦州会馆宴请俄属芬兰男爵、探险家马达汉和参与修建黄河铁桥的相关外方人员[16]。前排左一为升允，右一为马达汉，后排座位左一为林辅臣之子林阿德。

光绪三十三年腊月十九（1908年1月22日），陕甘总督升允专折具奏皇太后、皇上“为筹建兰州黄河铁桥，以期经久而资利涉，恭折仰祈圣鉴事”的奏本。奏折里谈了在兰州建桥的缘由，以及他本人“到任后，查悉情形，思蒇前人不竟之功，以为一劳永逸之计，屡与司、道筹画”，拟为地方造福建桥的初衷。在桥料运兰即将动工之际，升允方才具奏清廷立案：“奴才赋性迂谨，凡事未经办妥，不敢遽以上渎宸听。现在铁桥料件已陆续运到，立合同人喀佑斯招雇洋工华匠六十余人，亦先后来西，拟将择日动工，自应奏咨立案”。在奏折的尾部，又谈了他对彭英甲“讲求新政，人颇开通”的器重推荐之情，言明由彭“一手经理，以竟全功”的设想和决策。升允启奏之后不久即有了回音：“案准度支部咨制用司案呈，内阁抄出陕甘升奏，甘肃筹建兰州黄河铁桥所需桥价、运费等项，于统捐溢项下拨用，奏报立案一折”[11]。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廿一（1908年3月23日），来自朝廷的朱批传达到了甘肃：“该部知道。钦此”，寓有赞同和认可之意。至此，修建兰州黄河铁桥一事，在清廷正式立案[13]。

牵头领办这项工程的总督升允，护督毛庆蕃和继任总督长庚，从总揽全局，审批合同奏准立案，奏销物项，到督饬各方面通力协作，批办大宗物料和物项，以及督饬甘肃统捐总局按时支付工程款项，无不尽心擘划，竭力督办[11]。

而就在兰州黄河铁桥即将择日开建之际，仍有保守派在非议建桥的利弊得失，甚至上书反对。其中，庄浪举人牛献珠于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初二（1908年4月2日）上书条陈，并由庄浪儒学向彭英甲封递了一篇禀文：“为请停修黄河铁桥，以纾财力而弥后患事”，彭英甲阅此禀文后，观点鲜明地批语：“此项铁桥经大帅奏明，奉旨饬办……可否停建，非本总办所敢擅专”，并言简意赅地予以驳斥：“当此推广路政之世界，铁桥之修，所在皆有。岂人皆昧于后患，而该举人独知预防耶？至请移桥宁夏，谓‘省会迁移，本意中事’等语，无论语涉无稽，岂有在兰州，铁桥有后患，省移宁夏，铁桥即无后患耶？谅该举人无词以自解也”[11]。

兰州黄河浮桥（镇远浮桥）、铁桥始建古景

督办修桥一切事务的是彭英甲；协助彭英甲管理修桥事宜的有两个人，一位是兰州府知府刘振镛，一位是皋兰县知县赖恩培；监理工程的是甘肃洋务局坐办、候补知县樊鼎枢、徐登第；英文翻译是县丞江连庆、照磨孙贤、巡检林庆椿、千总蒲生禄[15]。

铁桥工程的施工人员，有德商招募来到兰州的洋工、华匠共计69人，包括：担任现场技术负责人的美国工程师满宝本，负责收管材料、统计施工进度的德国工程师德罗，负责施工现场指挥的天津人刘永起，其中从天津、上海等地招来的技工有10余人；另外，还在兰州当地雇用了铁匠、木匠、石匠等60余人及小工100余人参与施工[9]。这些施工人员全都寓居在由中方租用的秦州试馆内，长达18个月之久。据洋务总局上报陕甘总督的详文记载：黄河铁桥工程于光绪三十四年四月初十（1908年5月9日）正式开工[11]。

罗伯特·斯特林·克拉克于1909年拍摄的兰州城及黄河，右下部是镇远浮桥及当时正在修建的兰州黄河铁桥。

据现存的历史照片和相关史料记载，承建商在黄河南岸设立了锅炉房，以便于机具作业。而镇远浮桥则作为工程运料和工匠劳作的通道，浮桥两侧的黄河中，立有两座高出水面的三角形工程架，架子顶端系有一条横空穿越南北两岸的钢丝绳，牵引着河面上的工程船来往运作。浇筑桥墩时，先将开口式沉箱下沉到水面以下6米深的河底砂质基岩上，再竖立铁管、钢筋，由起重机吊运水泥砂浆进行浇筑；四个桥墩的施工顺序是：先建最南侧一墩，然后建最北侧一墩，最后建河中心的两墩。上部结构的五孔穿式钢桁架，依次由南向北吊装并固定于桥墩之上。桥面铺设木板，木板上再铺水泥、石子，并划分车道与人行道，两侧边围钢管护栏[11]。据《兰州古今注》记载：“桥下设四墩，下用水泥铁柱，上用石块，河南第一墩最深，墩底至水面一丈七八尺有奇”；《甘肃劝业道报告书·铁桥图说》记载：“计桥长七十丈，宽二丈二尺四寸，架桥四墩，中竖铁柱，外以塞门德土参合石子石条成之。桥面两边翼以扶栏，旁便徒步，中驰舆马，安稳异常，行旅称便”[15]。

修建桥墩、桥台的材料不同，南桥台是由条石砌成，北桥台则用水泥砌成。南面第一墩上部是浆砌条石，下部是水泥。其余三个桥墩上部是混凝土，下部是浆砌疙瘩石[15]。

铁桥以进口鱼油和红色膏兑松香水油饰，色泽光明且耐风雨剥蚀；桥面上下的螺丝钉均涂白粉油打上记号[14]。

兰州黄河铁桥竣工后甘肃地方官员合影

宣统元年六月初十（1909年7月26日），甘肃洋务总局在甘肃审判研究所设宴庆贺兰州黄河铁桥竣工，犒赏包修工程的外方人员。外方人员有：满宝本、德罗等人，中方出席作东的有：洋务总局总办兼兰州道彭英甲，洋务总局总办、补用道孙廷寿；作陪的有补用知县樊鼎枢，通判荣勋，知县江连庆，候选巡检林庆椿等数十人[11]。所开支银两均由皋兰知县赖恩培造具清单上报并存档，宴请、赏钱各项总计花费白银一百八十两九钱七分九厘，由洋务总局与织呢局各承担一半[3]。

牌厦草图

在铁桥施工进入尾声后，地方政界多人认为，桥面景观难尽如人意。经护督毛庆蕃决定，在铁桥南北两端各添建一座中国传统建筑——牌厦。宣统元年六月十八（1909年8月3日），两座牌厦竣工，均为三开间，雕梁画栋，典雅壮观。牌厦前后共悬挂四块名人匾额：其中由升允题写“第一桥”匾两块，分置南北桥头；另有“九曲安澜”、“三边利济”匾各一块。楹联分别为：“曾经沧海千层浪，又上黄河第一桥”、“天险化康衢直入海市楼中现不住法，河蠕开画本安得云梯天外作如是观”。共用物料匠工合计449两白银[11]。两座牌厦于民国后期被拆除、毁坏，四块牌匾后来也不知所踪[17]。六月三十（8月15日）给工程师满宝本、经理德罗赠送礼品，价值60两白银的花红湖绉八匹[14]。

开通初期的兰州黄河铁桥

宣统元年七月初十（1909年8月25日），委派监修桥工委员和巡护桥工的护勇（维护铁桥施工现场的兵卒）全部遣散[15]。

次日，护督毛庆蕃向军机处上报电文，请示换铺桥面木板。经清廷认可后，由兰州府出面，清除了桥面上原来的水泥、石子，购买了大批木料，制成3寸厚、6.5尺和3.25尺长的松木板材，再用5寸铁钉逐个进行装钉[14]。同时，这份电文还提到：铁桥“现已竣工于本月初四车马开行”。因此，铁桥的确切开通日期为宣统元年七月初四（1909年8月19日）。铁桥完工后，洋务总局还花费52两白银，请人拍摄了54张铁桥全景照片，分送中央政府和地方有关部门阅存[11]。

为了永久纪念这一重大工程，1909年夏，毛庆蕃决定“于铁桥两头刻上石碑两座”，由皋兰知县赖恩培遵即差传石匠定做，并请前任总督升允撰文并书写《创建兰州黄河铁桥碑记》，刊刻上石 ，用银一百多两[11]。碑记的内容包括：铁桥建造始末，历史背景，与外商洽谈情形以及遇到的阻力和流言蜚语；充分肯定了升允继承前任总督左宗棠未竟的事业，利用洋人的奇技巧思为民兴利的意义。碑文记录了自始至终督办建桥工程的兰州道彭英甲及协同照料的兰州府、皋兰县主要官员、负责运料人员、英文翻译员、现场施工员等人的业绩，把他们的名字以及外国工程技术人员的名字都铭刻在石碑上。碑记的落款刻的是升允的头衔和职责：“钦命头品顶戴，赏戴花翎尚书、陆军部尚书、都察院都御史、总督陕甘等处地方兼理茶马粮饷管甘肃巡抚事”，碑记日期为：“大清宣统元年仲夏六月吉日”[14]。

宣统二年四月廿五（1910年6月2日），陕甘总督长庚就兰州黄河铁桥工程完竣所用款项，向宣统皇帝作了恭折具奏，敬请“皇上圣鉴，饬部核销”。在奏折里，除了简述建桥缘由、签约经过、运料状况、分工事宜、告竣时间、铁桥结构等内容外，重点详述了建桥开支的各种款项[11]。主要包括：

• 洋务总局与泰来洋行议定包修铁桥工料：天津行平化宝银16.5万两，折合库平银159,555两；
• 由天津至新乡运费：行平银约23,767两，折合库平银约22,983两；
• 由新乡至西安运费：汴平银约58,732两，折合库平银约57,352两；
• 由西安至兰州运费：议平银约45,528两，折合库平银约43,707两；
• 在兰州购制船只、木杆、麻绳等项，并桥成后另送工程师来往差旅费，共折合库平银约26,631两。

以上包修桥价及各项杂费总计，共用库平银310,228两。扣除垫纳洋商应交机器设备关税和汇费库平银3,536两，“实用库平银三十万六千六百九十一两八钱九分八厘四毫九丝八忽”，全部由甘肃地方从统捐总局收项下核拨支付[15]。

随用奏文附量的运有奏销注册和铁桥竣工照片。这份专差具奏并经度支部等转奏清廷的奏章，于同年六月初一（7月7日），由摄政王代宣皇帝朱批该部“知道”二字。经内阁抄出谕旨，转饬有关部门和陕甘总督钦遵办理，至此，又经周折，兰州黄河铁桥建设费用奏销的款项得到了结算并了结[11]。

铁桥工程竣工后，中外双方就经济方面的善后事宜进行了及时处理。首先，由外方处理所存机器设备和料件等物。在宴请洋匠七、八天之后，泰来洋行将现有锅炉、天汽帽、天汽筒等，一律交给设在兰州的新泰兴洋行收存，一些零星铁器卖给一位姓韩的回族人家。其次，清理双方桥价收缴款项。根据合同规定，中方给外方的铁桥工程价物“交银期限分四期”；中方恪守合同，先后按期如数于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十五（1906年11月1日）由洋务总局汇付天津泰来洋行头期价银；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初五（1907年8月13日）交付第二期价银；光绪三十四年六月廿六（1908年7月24日）交付第三期价银；宣统元年八月十五（1909年9月29日）交付第四期价银，总计四次共交付价银16.5万两。最后，清理其它涉及双方财务款项的银两[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