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

滿清貴族自入主中原後，便采用了首崇满洲的政策来統治中國，与汉族产生复杂而持久的民族矛盾。[10]

在清朝二百六十八年的统治中，反满情绪从未完全消失，清初汉人思想家如顾炎武、王夫之反复提倡反清复明的思想。尽管他们的思想并未导致清朝统治的立即覆灭，但革命的萌芽却在地下组织与秘密会黨中保持着一定的活力。各种由明朝遗民发动的运动、三藩之乱、天地会的活动、白莲教叛乱，以及太平天国戰爭，都表现出民族反抗的精神，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则植根于这些传统。[11]

尽管朝廷在公开政策中，宣称满汉不分畛域，在官府机构中任职时兼用满汉，但是事实上，满汉的地位并不平等。在太平天国革命之前，军政要职多由满人担任，即使那些分配给汉人的职位亦可由满人充任，反之汉人则无此权力。[11]1890年代後，排满思潮再度興起。明末遺老著作成為當時重要思想資源。王夫之虽著述丰富，但在明末清初并无多大影响，主要是因为朝廷重臣曾国藩、郭嵩焘等湖湘士人的极力推崇。[12]孙中山在《三民主義》中說：「滿洲征服中國，是用少數征服多數，想利用多數的中國人，做他們的奴隸」，「中國完全亡國，已有了兩次：一次是元朝，一次是清朝」。他认为清政府统治之下，汉族只是四万万被压迫、受歧视的亡国奴[13]。冯自由指出，兴中会初期“所用宣传工具，仅有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及选录明夷待访录内原君原臣、单行本数种。”[14]黄兴也说过，他的远祖在清初曾写过遗书，要黄氏子孙永远不出仕清朝。[15]随着义和团运动之后中国危难局势的加深和留日學潮的发展，反满革命浪潮日益高涨，难以遏止。[16]鄒容的《革命軍》是清末最著名的反滿著作，風行海內外，暢銷一百餘萬冊。[17]

从19世纪中期开始，中国历史出现连续不断的国耻：从1842年《南京条约》到1901年《辛丑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1880年代至1890年代朝贡国的丧失，甲午戰爭敗於日本，紧接着，八国联军入侵，义和团运动失败，慈禧太后挟光绪皇帝逃离首都，以及清政府内政缺乏生机，都表现出清朝無法在现代世界中保护中国的荣耀。满洲贵族割地赔款以求苟安，其统治就更加被认为缺乏正当性与合理性。[11]

经济方面，清政府未能建立统一近代国家财政制度，面临财政危机。军费问题就是一个突出表现。清朝末年，军费紧张，各地军饷、军械等方面开支庞大，加以重建海军造成海军同陆军争夺经费，致使清政府在军队建设方面疲于应付。新建陆军及重建海军颇有成效，但加重政府财政紧张，也是辛亥革命中推翻清朝的军事主力。

清末新政中，清政府制定一系列法规，确立一套新经济制度，调整农工商、外资、外贸等政策；还成立商部专责制订经济政策。但国内经济与对外贸易形势不容乐观，使清政府很难推行新政。比如其推行禁烟运动，由于鸦片税厘已成清末财政收入主要税源，故禁烟运动加剧财政危机，使禁烟运动难以推行。清末新政改革需要較大金錢，財政不足導致政府巧立名目、強迫捐納，加重平民生活負擔，增加民變，社会动荡[18]。

自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起，在改革派呼吁下，慈禧太后同意推行康有为、梁啟超在戊戌變法中提出的改革方案，是为清末新政。其中影響最大政策之一，是清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日（1905年9月2日），清政府廢除一千三百多年的科舉試，改辦新式學堂。到辛亥革命前，全國有6万多所新式學堂。

在行政改革方面，1906年9月，朝廷下詔訂定新中央官制，设十一部。1905年，朝廷諭令釐定縣級以下行政官制。1907年頒布外官制，削減督撫財權及軍權；民政部統領全國巡警道。1908年，清廷開始籌備地方自治，設立城鎮鄉以至廳州縣各級自治研究所，並擬定《各省諮議局章程》，定於1914年完成。各省諮議局于清宣統元年（1909年）陆续建立，中央资政院则于清宣統二年（1910年）成立。

日本自1868年开始明治维新，到产生《大日本帝国宪法》和帝国议会和实现君主立宪制，并且在1904年至1905年日俄战争中获胜。由于中国国势衰微，日俄战争将中国满洲当作战场，清政府只能保持“中立”，这深深刺激中国满汉官员和民众。东亚蕞尔小国日本竟能打败庞大老牌强国俄国，使得此前认为俄国必胜、支持专制的一些中国皇族和官僚转变思想。特别是正当日本胜利被立宪派诠释为君主立宪对君主专制胜利之际，俄罗斯迅即改行宪政、召开国会，大大增加中国立宪派声势。立宪一时成为中国人眼中救亡图存、富国强兵的灵药。[19]

在国内外形势压迫下，特别是官僚、士绅要求立宪呼声中，清政府於1906年9月1日宣佈「預備仿行憲政」。1907年，各地立宪派组成各种立宪公会，要求清政府速开国会，颁布宪法，缩短预备立宪期限。1908年，清廷頒佈《欽定憲法大綱》，明确宣布「九年後實行立憲」。清宣統元年（1909年），各省選举了以地方士紳為主的諮議局议员。清宣統二年（1910年），随着资政院和各地諮議局相继成立，国会请愿运动再次进入高潮，清廷被迫宣布预备立宪期限缩短为五年，国会开设之前先设责任内阁。清宣統三年四月初十日（1911年5月8日），庆亲王内阁成立。

四大寇和關景良（1890年攝于香港）。四大寇前排左起：楊鶴齡、孫中山、陳少白、尢列。後立者關景良並不是四大寇之一

华兴会部分领导人（1905年摄于日本东京）。前排左起：1黄兴，2未知，3胡瑛，4宋教仁，5柳扬谷；后排左起：1章士钊，2未知，3程家柽，4刘揆一

光复会部分成员（1904年摄于日本）。前排左起：陶成章、陈魏、徐锡麟，后排左起：龚宝铨、陈志军

1906年孫文與中国同盟会新加坡分会部分會員等合照。前排左起：1林幹廷、2張永福、3陳楚楠、4孫中山、5尢列、6劉金聲、7林義順；後排左起：1吳悟叟、2張華丹、3張繼、4陳汝河、5鄧子瑜、6黃耀廷、7張秉庚[20]

辛亥革命时期的部分革命刊物，自左至右：《民报》（同盟会机关报）、《革命军》、《訄书》、《警世钟》、《浙江潮》和《猛回头》

1906年，孙在晚晴园设计的元始国旗，图中为自由钟，横书“囻民万岁”。由张永福夫人陈淑字绣。

革命主要組織有興中會、共進會、文學社、華興會、光復會、中國同盟会等。同盟會中还有丈夫團等小团体。

兴中会主要在华南地区一带开展活动，光复会在江苏省，浙江省，上海一带开展活动，华兴会主要在湖南省开展活动，文学社在湖北开展活动，共进会在长江流域开展活动，而后来成立的同盟会是全国革命力量的一个松散同盟，同盟会会员还在各地建立各种同盟会的外围组织。各革命组织的主要领导人有孫中山、黃興、宋教仁、蔡元培、趙聲、章太炎、陶成章等。

革命者的主要政治主張有推翻滿清統治，恢復漢人江山，建立共和體制等。成立于1894年11月24日的興中會的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眾政府」。華興會成立于1904年2月15日，提出“驱逐鞑虏，复兴中华”，中国同盟会于1905年8月20日成立，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权”的纲领，其中“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被认为是民族主義，“创立民国”被认为是民权主义，“平均地权”被认为是民生主义。

1890年代，不少人開始主張以暴力革命以徹底推翻由滿人皇朝及帝制的統治，建立類似法國及美國的共和政體。最早主張革命的人多數集中在海外，以留學生、華僑青年為多，最早期的革命團體亦是在海外成立。孫中山於1894年11月24日在檀香山成立興中會，為革命籌措經費。1895年1月，孙中山在香港吸纳辅仁文社成员，成立兴中会总会，於同年10月26日首次在廣州發動「第一次廣州起義」，但並未取得成功。1895年，孫中山於英国倫敦為清廷所綁架，倫敦蒙難記成為國際新聞，孫亦因而聞名國際。

1900年，华北地区爆發义和团运动。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後，國內知識分子更感受到中國正面對前所未有的危機。自甲午戰爭起，中國派往海外留學生大量增加，當中以日本最多，1904年時一度達到二萬多人，不少為官費留學。革命思想在留學生中廣為散播，主張革命學生成立各種團體，發行刊物鼓吹民主革命。當中章太炎、鄒容、陳天華等在日本非常活躍。

1901年，忽有東西各報傳聞清廷欲將广东省割讓予法國，廣東籍留日學生遂請馮斯欒、鄭貫一、李自重、王寵惠、馮自由、梁仲猷諸人發起「廣東獨立協會」，主張廣東省向滿清政府宣告獨立[21]。1902年，章炳麟、秦力山、馮自由、朱菱溪、馬君武、王家駒、陳猶龍、周宏業、李彬四、王私誠等在日本發起召開紀念南明滅亡二百四十二周年的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周年紀念會，1902年4月26日紀念會在橫濱永樂樓召開，孫中山主持[22]。1902年冬，叶澜、董鸿袆、张继、秦毓鎏、汪荣宝、周宏业、谢晓石、张肇桐、蒋方震、王家驹、嵇镜、吴绾章、钮翔青、萨端、熊垓、胡景伊、苏子谷、冯自由、金邦平等在日本組織青年会，成为日本留学界中最早的革命团体。[23]1903年，拒俄义勇队被日本政府强令解散，改组为军国民教育会，成员有秦毓鎏、萨端、周宏业、贝镛礼、叶澜、张肇桐、华鸿、陈秉忠、董鸿袆、翁浩、陈定保、胡景伊、程家柽、王家驹、郑宪成等。

同时，中国国内进步团体逐渐增加。1902年4月15日，蔡元培、黄宗仰、叶瀚、蒋智由、林獬等议定并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秋冬间在上海正式成立；11月，上海南洋公学墨水瓶风波后，11月21日，该会自设学堂爱国学社成立。1903年，《苏报》案爆发，章炳麟、邹容被捕，《苏报》和爱国学社被查封。1903年，云南周云祥等成立保滇会，抗拒法国殖民者在云南修筑铁路。

1904年日俄战争，日、俄兩國在清帝國東北地區開戰，滿清政府劃出部分國土讓兩國交戰而自稱保持中立；傳聞滿清皇室內有人稱清朝國土“寧贈友邦，不予家奴”（原出處可見於梁启超的著作《戊戌政变记》中，原文為「我（清朝大臣剛毅）家之产业，宁可以赠之于朋友，而必不畀诸家奴。」），令社會上革命救亡呼聲更高。各種革命團體亦於此時紛紛在國內出現。最主要有胡兰亭（武昌圣公会牧师）、黄华亭（长沙圣会公牧师）、胡厚斋（九江圣公会牧师）、刘静庵等组织日知会（1906年在武昌成立），黄兴等人领导华兴会（1904年在長沙成立，成員有黃興、劉揆一、宋教仁、马福益等，以湖南省青年為主）和同仇会，以及龚宝铨、陶成章、蔡元培、魏兰等人領導的光復會（1904年10月在上海成立，蔡元培為會長。成員包括秋瑾、章炳麟、徐錫麟等，以江浙青年為主）。此外有更多各式各樣的革命小團體，如江苏励志学会、强国会，四川公强会，福建益闻会、汉族独立会，江西易知社，安徽岳王会，广州群智社等。但大體他們都有共同目標：謀求推翻滿清、恢復漢人江山、建立類似美國的共和制國家。當中推翻滿清訴求著重滿漢之分；而要求恢復江山亦只限以漢人為主的十八省，東三省、新疆、西藏及內外蒙都被排除。排滿態度與中國各地方地下幫會“反清”傳統相通。故此不少革命組織都有借助秘密會黨勢力進行革命。例如华兴会與哥老會，光復會與青幫，興中會與三合會皆有密切關係；而孫中山亦為洪門致公堂會員。

1905年夏天，孫中山在日本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光復會等革命团体，在8月20日于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纲领，在《民报》（原名《二十世紀之支那》，為華興會機關刊物，同盟會成立後易名為《民报》）上阐述这一观点。同盟會积极宣传他们的思想，大力推动群众觉醒。《民報》在章太炎、陶成章等主編下，由胡漢民、汪兆銘等執筆，與主張保皇、由康有為、梁啟超執筆的《新民叢報》展開激烈論戰，成為革命思想的重要陣地。同盟會在1907年雖曾一度再次分裂（孫中山因未經眾議收受日本政府的資助[24]^:196-197，导致光復會退出。孫中山與汪兆銘、胡漢民等於南洋另組中国同盟会南洋总支部；黃興則繼續支持孫），但在革命中仍起極為重要的作用。

1906年2月，日知會在武昌召開成立大會，由劉靜庵主持。到會的還有孫武、張難先、何季達、馮牧民等百餘人。後來日知會成爲同盟會湖北分會機關。

1906年起，陳去病等人在江南先后组织成立黄社、神交社、匡社等文学团体，1909年又组织成立南社，通过文学创作传播新思想。

1907年7月，部分同盟會會員在東京主張在長江流域發動革命。劉揆一、焦達峰、張伯祥、孫武等人在東京成立共進會，並以孫中山為最高領導人[25]。共進會性質及綱領與同盟會幾乎相同，但不直接隸屬同盟會。共進會是武昌起義的領導組織之一。

1911年1月30日，振武學社改名為文學社，推舉蔣翊武為社長，詹大悲為文書部長，劉復基為評議部長。文學社為新軍內青年軍人組織，旨在通過滲透到新軍中，掌握武裝。文學社是領導武昌起義的另一個領導組織。5月10日，文學社在武昌小朝街設立機關部[26]^:154。5月11日，文學社和共進會在武昌召開第一次團體聯合會議[26]^:154。6月14日和9月14日，又先後就兩團體聯合再三會議協商[26]^:154。7月31日，宋教仁、譚仁鳳等在上海成立中國同盟會中部總會[26]^:154。

臺灣和澎湖群島自1895年起為日本所統治，稱日屬台灣。1897年10月，陳少白赴台灣，與楊心如、吳文秀等人成立了興中會台灣分會，招攬台灣人加入革命黨[27]。1910年，改組為中國同盟會台灣分會，並且發展了一個名為復元會的外圍組織。許贊元於1911年赴參加黃花崗起義，失敗後被捕，因父親許南英與清軍副將黃培松熟識而出獄。後來，許贊元與長兄許贊書在1911年11月參加廈門戰役。許贊書在廈門戰役勝利後擔任臨時政府負責人、廈門同盟會會長。[28]賴忠也率部參加了漳州的戰役，包括漳州府治及長泰縣戰鬥。革命黨人控制福建後，台中人張昌赤率軍維持漳州治安，而許贊元的父親許南英出任漳州臨時政府民事局長。[29]

另一方面，台灣文人丘逢甲在乙未割台後，應康有為之邀抵達廣東，於1901年創辦嶺東同文學堂。雖然丘逢甲支持立憲運動，但長期同情、保護革命黨人，鼓吹新思想。1903年，學堂國文課卷出現革命文字，丘逢甲為以天闕賦人權、思想自由的理由為學生辯護，後又前往廣州發展教育。1907年，同盟會發動潮州黃岡起義失敗，丘逢甲勸阻清政府擴大搜捕範圍，他擔任廣東省咨議局副局長、兩廣方言學堂監督，安插古應芬、鄒魯、朱執信等革命黨人任職，方便他們革命活動。1909年，丘逢甲因好友劉銘伯被殺轉為革命派，於黃花崗起義後反對封城，通風報信，大力營救革命黨人。1911年武昌起義後，丘逢甲和廣東各團體共同推舉胡漢民為都督，創立中華民國廣東軍政府，穩定局面。丘逢甲的弟弟丘兆甲率民軍驅逐清朝知縣，出任廣東蕉嶺民政長（即縣長）。[29]在福建宣傳革命的台灣人有廈門中學堂創始人王人驥、阅书报社創辦人卢文启、《南聲日報》編輯黃鴻翔，以及同盟會成員、英華書院教員陳金方及醫生鄭友福等。[28][30]

興中會台灣分會在台籌集經費，以資助孫文在香港創辦《中國時報》。[28]台北銀行家林熊徵為黃花崗起義捐助經費。霧峰實業家林祖密在惠州起義時，將自己的台北寓所做為惠州起義總指揮處，孫中山在台停留四十多天，又在武昌起義後，資助同盟會福建分會攻打福州。福州都督府成立之初急需資金，黃乃裳向林祖密在內的華僑商界籌得七十餘萬元。此外，當時擔任醫生的蔣渭水，為福建革命軍募集到資金三萬元，經翁俊明轉送給福建海陸軍總司令許崇智，作為革命軍軍餉。[29]

马来亚地区（包括今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等地）当时为英国殖民统治，称英属马来亚。由於馬來亞地區是當時中國以外華人人口最多和最密集的地方，且当地华人擁有較雄厚的財力，故成为革命党和立宪派竞相争夺的地盘。革命党人在馬來亞地區开展一系列革命活動。孫文多次亲赴該地區並號召當地華人響應革命，这令馬來亞地區成为革命活動的主要中心之一。[31][32][33][34][35][36]当地侨商陈楚楠、张永福等成为南洋本地革命人物。[37][38]1906年，中国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成立，1907年中国同盟会南洋总支部也在新加坡成立。[39]决定发动黄花岗起义的庇能会议即于1910年在槟城阅书报社召开。[40]与此同时，立宪派在该地区宣传卓有成效，保皇会领袖康有为等多次到该地区活动，使该地区成为海外立宪派重要中心之一。邱菽园（曾担任英属各邦保皇分会会长、支持过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等侨商先后成为保皇会骨干。[41]

孫文以及中國同盟會在馬來亞地区展開革命活動並非一帆風順。由于英國和大清保持外交關係，大清在新加坡和檳城設立領事館成了革命活動阻力。此外，清政府也派外交官和特使到馬來亞各地訪問，受到當地華人歡迎。這些官員訪問的目的主要是呼籲當地華人效忠大清，有的還售賣官銜以拉攏當地華人。中国同盟会南洋总支部支部长胡漢民曾在《南洋與中國革命》中描述南洋华侨，“只要在满洲人底下作过小官儿的到南洋去吹，说道：‘我们家裡三代都是一品大官，我也是身为显官，有阔气的顶戴的！’，这样一吹马上可以哄动华侨来崇拜你。”由此可见，当时马来亚地区华人思想保守。这种保守思想也使在该地区活动的康有为等海外立宪派领袖实行君主立宪制号召得到当地华人响应。

以康有为为首的海外立宪派和以孙文为首的革命党由于对新政治制度构想差距甚大，故这两派以及更趋保守人士在南洋相遇时引发一番大论战。立宪派和革命党都创办自己的报纸，在报上围绕着君主立宪与民主革命课题争论激烈。在论战中，当地华人社会上层是立宪派支持者，为使自己财产不受影响，维护已得利益而拥护立宪派。而一些中下阶层如店员、小商人、文教人士、矿工、胶工、贩夫走卒等平民百姓及会党群众[42]则是革命党支持者。笔战最先在新加坡开始，《叻报》支持清政府，支持立宪派报纸有《南洋总汇新报》、《星报》、《天南新报》等。革命党方面则先后有《图南日报》、《中兴日报》、《星洲晨报》、《南侨日报》等支持。[43]当时《叻报》与《中兴日报》和《南洋总汇新报》笔战成了南洋华文报纸第一次笔战。[44][45]在马来亚方面，1906年，黄金庆创办《槟城日报》，是革命党在槟城创办第一份报纸。1910年12月10日，孙文、陈新政、莊银安等人在槟城创办《光华日报》。《光华日报》不但是革命党人在马来亚最重要机关报，也是马来西亚新闻史上以及世界华文报业新闻史上发行历史最久的华文日报。“光华”二字意味着光我华夏，乃孙文手定。[46][47]

除了中國人及華僑外，支持及參與辛亥革命的還有部分外國人；當中以日本人最積極參與中國革命。不少革命組織都在日本成立和運作；而中國同盟會亦在日本人支持革命下在東京成立，部分日本人更加入同盟會成為會員（甚至包括日本社會思想大家北一辉，後於日本二二六事件後被判死刑）。在多次革命起義中都有日本人直接參與，部分更在起義過程中犧牲。

從1895年至1911年，興中會、华兴会以及後來的中国同盟会，还有光復會、岳王会等各种革命团体，联合三合会、洪江会等会党势力，共發動十多次反清武装起義。维新派的自立會也在1900年与兴中会合作勤王起义。這十多次起義雖皆曇花一現，但卻在中国国内及海外種下革命種子。這些起義也與該時期中外關係密不可分。

1895年-1900年：第一次广州起义及同时期其他起义

第一次广州起义：1895年春天，中日甲午战争中方战败，4月17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10月，以英屬香港为中心的興中會策劃第一次廣州起義，由陆皓东绘制青天白日旗。10月26日，楊衢雲坐镇香港，孫文率领鄭士良、陆皓东到广州，准备一举而袭取广州。但是事机泄漏，清政府展開大搜捕，陆皓东被捕，不幸身亡。「第一次广州起义」宣告失败。孫文及楊衢雲則被清廷通緝。香港在清政府壓力下，下令禁止二人於五年內再次入境。孫文開始流亡海外，在日本、美國、英国倫敦等地宣傳革命及籌措經費。

孫文與起義失敗的自立軍骨幹人物合影（1900年冬攝于日本東京）。左起︰尢列、唐才質、孫文、秦力山、沈翔雲

自立军起义：1900年，华北發生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6月进攻北京，东南互保形成。谭嗣同的生前挚友、湖广总督张之洞的门生、唐才常在1900年初，於東亞同文會的支持下秘密組織「正氣會」，對外則託名「東文譯社」，又在1900年3月改名為自立會，因他的激進派立場遂能同時號召維新派、清軍士兵、革命黨、以及興漢會裡的各會黨人員。這支力量中軍人方面由秦力山、吳祿貞等人領導，會黨方面則由身為哥老會龍頭的畢永年來聯繫，康有為與梁啟超負責向海外華僑募集餉糈，用以接濟義師。1900年7月26日，在上海愚園招開中國議會，投票選出容閎為議長，嚴復為副議長，唐才常、汪康年、鄭觀應等十人為幹事，決定以自立會為基礎成立自立軍，訂在漢口、漢陽、安徽、江西、湖南等地同時起事，北上營救光緒皇帝，建立漢人執政的君主立憲國家。唐才常事前获得孙文兴中会的支援，收攬孫文的部份人手如畢永年、林圭、秦力山、吳祿貞、與「哥老會」等，最後卻没有得到康有为原先許諾的金錢資助。由于张之洞向清廷输诚，英国又放弃支持起义从而促成张之洞独立的阴谋，致使事败，唐才常等12位起义领导人在汉口被捕，在武昌紫阳湖畔被斩首。自立軍起義還未全面展開，便被張之洞徹底消滅，更使得興中會來不及在廣東發難響應。

惠州起義：1900年，孫文決定发动軍事起義。6月，孫與鄭士良、陳少白、楊衢雲、英国退伍兵摩根（Rowland J. Mulkern）[48]及日本人宮崎滔天、平山周、內田良平等從橫濱抵達香港，但被香港政府拒絕入境。9月25日，孫在日本黑龍會幫助下，經馬關赴台灣。會見民政長官之後，得到台灣總督府官員承諾支持在廣東舉事。孫於是在台北建立起義指揮中心。10月8日，孫命鄭士良等人于惠州三洲田（今深圳市三洲田）發動起义，也稱惠州起義、庚子革命、庚子首义、三洲田首义等。起義軍在三多祝發展至2万人。10月19日，日本政局变化，伊藤博文第四次组阁，下令台湾总督府不得接济起义军。起义军因粮绝弹尽而解散，不久在清政府镇压下宣告失敗，史堅如、山田良政[49]等被殺。孫被台灣總督府送離境，回到日本。

1900年-1907年：萍浏醴起义及其他起义

大明順天國之役：1903年1月25日至1月28日（光緒二十八年十二月廿七日至卅日）由興中會謝纘泰、李紀堂與原太平天國將領洪全福共同策划在廣州起義，起义目标是建立“大明順天國”，眾人擬推容閎為起義成功後臨時政府的大總統。该次起义因事泄而失敗[50][51]。

萍浏醴起义：1904年10月，华兴会黄兴联络湖南民间会党洪江会首领马福益，计划在农历十月初十日慈禧寿辰时在长沙发动起义，事泄遭清兵追捕，黄兴逃亡，马福益于1905年春在萍乡被俘，后在长沙被杀害。马被害之后，其门徒继续暗中联络，欲为马报仇。同时在1905年，华兴会与兴中会在东京合并为同盟会，继续策划反清起事。1906年春，同盟会派遣会员刘道一、蔡绍南等从日本回到湖南，联络洪江会，宣传同盟会纲领，确定江西萍乡、湖南浏阳、醴陵三处同时发动起义，萍乡方面以安源煤矿矿工数千人为主力。12月初起义爆发，各路起义军遍布附近几县，在几天内占领麻石、文家市、上栗市等重要市镇，推举洪江会首领龚春台为起义军都督，发布《中华国民军起义檄文》。起义军声势浩大。清政府调集湘、赣、鄂及江宁（今南京）数万军队镇压，起义军失败，刘道一等死难，李燮和等逃亡。

黄冈起义：1907年5月，中國同盟會及三合會许雪秋、陈芸生、陈涌波、余紀成、何子渊等发动黄冈起义，一举占领黄冈城（今潮州饒平縣）。许雪秋、陈芸生為新加坡華僑，在新加坡加入同盟會。起义後，清潮州总兵黄金福立即带兵前往镇压，革命党200餘人遭到杀害，历时6天的黄冈起义遂告失败。

七女湖起义：1907年，孙文派人到广东惠州发动起义，以响应黄冈起义。6月2日（阴历四月廿二），邓子瑜和陈纯等集合少数三合会党在距惠州20里的七女湖截获清军防营枪械，击毙巡勇及水师哨弁多人。5日，进攻泰尾，清守兵溃逃，起义军乘胜连克杨村、三达、柏塘等地，旋又在八子爷打败清营管带洪兆麟。归善、博罗、龙门各地会党纷起响应，队伍增至200余人。清水师提督李准急调兵镇压，起义军声东击西，使清军疲于奔命。后因黄冈起义失败，起义军得不到支援，遂在梁化墟解散。部分起义军流亡香港，大部分退入罗浮山区。

1907年-1910年：安庆起义与其他起义

安庆起义：1907年7月6日，光復會的徐錫麟在安徽安慶起義。徐錫麟時任安徽巡警处会办兼巡警学堂监督，在畢業典禮當天刺殺安徽巡撫恩銘，然後率學生軍，連同陳伯平等與清軍戰鬥，激戰四小時後寡不敵眾戰敗，徐錫麟、陳伯平、马宗汉等被捕後被處死。秋瑾亦因而受牽連被斬首。

钦州和防城起义：1907年8月，廣東（今屬廣西）欽州的那彭、那麗、那矺等三鄉反抗塘捐出現民變，孫文命中國同盟会会员、原三合會首領王和順為“中華國民軍都督”前往聯繫，於9月率眾成功攻取防城。之後圖攻取欽州，未果，最後退到十萬大山一帶，王和順返回越南。

镇南关起义：1907年12月2日，原三合會首領黃明堂受孫文委派，以「鎮南關都督」之名，在守軍作內應下，攻佔中越邊境之鎮南關炮台。孫文、黃興、胡漢民等親自在炮台指揮作戰。廣西提督調陸榮廷率四千人圍攻，革命軍退入山區。鎮南關起義失敗後，清政府到安南追查孫等人，孫轉赴新加坡，待武昌起義成功才再次踏足中國。

钦廉上思起义：1908年2月，黃興以越南為基地，以二百多人從越南進攻廣東欽州、廉州，作戰十四天。是為欽州、廉州起義。

河口起义：1908年4月發動於雲南河口，丁怀瑾先潜入云南联络，4月30日黃明堂從越南率二百餘人進攻雲南河口，守軍響應兵變。黃興赶到参与指挥，后返回河内另组队伍支援，在越南老街，被法国警察怀疑为日本人，遭扣押递解出境。至5月26日清軍攻陷河口，部分革命軍退入越南。

马炮营起义：1908年11月19日夜，安徽岳王会成员熊成基、范传甲等趁太湖秋操，安庆城内空虚之际，发动安庆马营(骑兵营)和炮兵营新军士兵起义。苦战一昼夜，未能突破安庆城防后撤退至合肥后解散。熊成基只身逃往日本。这是新军第一次起义。

庚戌新军起义：1910年2月12日，黃興、胡漢民及新軍內的中國同盟会会员（原岳王会会员）倪映典，乘广州警察与新军发生冲突，率广州新军起义，阵亡百余人，被捕百余人，另有百余人撤至香港，倪映典牺牲，起义失败。史称“庚戌新军起义”。

1910年-1911年：第二次廣州起義（黃花崗起義）

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

1910年11月13日，孫文在馬來半島的檳榔嶼，召集趙聲、黃興、胡漢民、鄧澤如等同盟會重要骨幹参加庇能会议。以之前用會黨為主力在邊區起義皆未能成功，革命陷入低潮，議決集同盟會精英，在廣州起義，和清政府決一死戰。

1911年4月27日，赵声、黄兴等人在广州领导起义。起义队伍与清军展开激烈巷战，最终因力量不敌而失败。后收殓到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合葬，由此建成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此次起义中，牺牲起义军不止此数。牺牲者多為中國同盟會精英。《蔣宋美齡給廖承志公開信》中所提“再者毋忘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中，有對中山先生肝膽相照之日本信徒為我革命而犧牲者。”[52]查《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碑》收72人姓名及1932年所立《补书辛亥三月廿九广州革命烈士碑》收陈文友等14人姓名，其中並無日本人名，不知其所据何來。然日本人梅屋庄吉确曾协助革命党人购置军械。[53]此次起义失败后，蒋翊武、刘尧澄乃派詹大悲、杨玉如赴上海与宋教仁等谋划武汉大举。

康有为谋刺孙中山的手令[54]

立憲派是清末支持以君主立憲实现政治改良的群體，原与革命派为敌。但在辛亥革命中，許多人轉為支持革命。

1905年10月20日，保皇党领袖康有为密令刺杀孙文，直称：“宁我事不成，不欲令彼事成也。”“最我财力，必除之。如不在纽，则跟踪追剿，务以必除为主，皇上与我乃得安。”[55]

1906年，清政府为消弭革命、拉拢立宪派人士，诏告“预备立宪”，张謇、汤寿潜、郑孝胥等遂于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56]^:751907年，康有为被迫顺时势改“保皇会”为“中华帝国宪政会”。[56]^:751907年，清政府宣布改革官制，借机“黜汉员、擢满臣”，政府实权大部为满族贵族掌控。[56]^:771908年，清政府宣布“钦定宪法大纲”，以“君上大权”为大纲核心，使作为民意机构的“议院”成为皇帝一人的咨询机构。[56]^:771908年，西太后和光绪帝去世，摄政王载沣诏令成立各省咨议局，将九年立宪改为六年，一边再度集权力于满人和皇族一身，以巩固皇权和满权。[56]^:77载沣本人除以监国摄政王身份代理大元帅、亲统近卫军以外，又命其弟载洵任海军大臣，弟载涛任军咨大臣，皇族荫昌任陆军大臣，更黜退袁世凯等汉员大吏，将军政大权集于满族皇族一身。[56]^:77面对各省咨议局议员和立宪派的四次国会请愿行动，清政府皆不为所动。[56]^:77

皇族内阁部分阁员合影。前排左起：3奕劻，4那桐，5戴鴻慈。中排左起：3瞿鸿禨

1911年5月8日，清廷組成首届內閣，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26]^:154。13名内阁成员中有8名为满族，有4名为汉族，有1名為蒙古族。而8名满族阁员中又有7名是宗室、觉罗，即皇族。人们認為该内阁是「皇族主导内阁」，不合君主立宪制的精神，故讥称為「皇族内阁」。各地立宪派大失所望，認為清廷无立宪诚意。

1913年樹立的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位于今成都人民公园内

1911年5月9日，清廷頒佈鐵路國有政策[26]^:154。清廷宣佈收回由民間出資建造的粵漢鐵路、川漢鐵路。這一舉措引起湘、鄂、川、粵四省各階層的強烈不滿，掀起四省保路運動，尤以四川最爲強烈。5月17日，四川保路同志會在成都正式成立[26]^:154。四川民間各團體推舉四川谘議局議長蒲殿俊為會長，副議長罗纶为副会长，張貼文告，四處講演，甚至上京請願。8月，四川保路同志會在成都及附近各州縣發動罷市、罷課[26]^:154。8月5日，在成都召開川漢鐵路股東特別大會，8月24日，群衆開展罷市罷課，9月1日，在川漢鐵路公司股東會議的號召下，開展抗糧抗捐活動。9月7日，四川总督趙爾丰誘捕保路同志會領袖，封閉鐵路公司和同志會。這一舉措激起大量群眾到四川總督衙門請願，趙爾丰下令清兵彈壓，打死30餘名請願群衆，釀成成都血案。9月8日，成都附近農民在中国同盟会和會黨組織哥老會的領導下組成保路同志軍起義，圍攻省城，與清兵交戰，附近州縣群众紛紛響應，幾天内隊伍發展到20多万。9月25日，同盟會會員吳玉章、王天傑等人領導榮縣獨立。清朝政府得知激起民變，成都被圍后，非常驚恐，忙将四川总督赵尔丰免职，并調渝汉铁路督办端方署理四川总督，率一部分湖北新軍入川，是时全国革命党人加紧活动，革命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湖北空虚，是導致武昌起義的直接原因之一。

四川保路运动是由立宪派发动和领导的。他们力图把运动控制在文明争路的范围内，要求人们只求争路，不反官府，不打教堂，更不得聚众暴动。同盟会虽然没有掌握保路运动的领导权，但他们执行“借保路之名，行革命之实”的策略，暗中联络会党，准备武装起义。

武昌起义示意图

武昌起義中，起義軍的三英寸口径大炮正在开火，汉口，1911年（注文为英文：Rebels 3 inch gun under fire, Hankou, 1911）

1911年10月11日，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府成立。图为民军在都督府门口合影

10月31日，鄂軍都督府機關報《中華民國公報》刊登《中華民國軍政府大總統孫為布告大漢同胞書》

1911年10月10日，湖北武昌起義，革命軍隨即佔領武昌、漢陽、漢口，成立軍政府，宣佈湖北獨立[57]^:27。

湖北新軍原為張之洞所練的“江南自强军”，中下層軍官不少曾官費派日留學，因而遍布革命黨人。當中以共進會及文學社兩個革命團體滲透最廣。保路運動釀成民變后，端方奉命率湖北新军入四川鎮壓。此時，武漢新軍大部被調入川，武漢防務非常空虛，革命黨人認爲這是發動起義好機會。

1911年9月24日，文學社和共進會聯合大會在武昌召開，討論通過「起義計劃」[26]^:154。在同盟会中部总会谭人凤的策动下，由雙方負責人和新軍代表60餘人參加的聯席會議，會上組建起義的領導機構——起義總指揮部。文學社負責人蔣翊武被推舉為總指揮，共進會負責人孫武被推舉為參謀長。共進會負責人劉仲文（刘公）被推舉為政治籌備處總理。起義總指揮部設于武昌小朝街85號文學社機關（张廷辅寓所），正值籌備處設于漢口俄租界寶善里14號（临时租用的住宅）。起義機關定為1911年10月6日（農歷八月十五日，中秋節），後因準備不足，起義日期推遲到10月16日。

10月9日共進會领导人孫武在汉口俄租界寶善里14號秘密製造炸彈時發生事故，孙武被炸傷。俄國巡捕前來搜查时，孫武和刘仲文等人及时逃脱。后来刘仲文派妻子和弟弟返回去取起義的文件，旗幟等，不幸被俄租界巡捕捕获。湖廣總督瑞澂聞得此事後下令全城戒嚴，搜捕革命黨人。文學社負責人蒋翊武聞訊后，決定當夜發動起義，並派人給各營送信。當日晚彭楚藩、劉復基在起義總指揮部被捕、楊宏勝在運送彈藥的路上被捕，10月10日晨彭劉楊三人被瑞澂斬首，新軍的革命黨人人心惶惶。

共進會總代表、新军工程营后队正目（相當於班長）熊秉坤等人決定提早起義，並拉來隊官（相當於連長）吳兆麟作爲起義軍臨時總指揮，熊秉坤為參謀長。1911年10月10日（農曆八月十九日）晚七時許（確切事發時點已無可考證，只能確定是日暮以後午夜以前事發），共进会会员士兵程定國與正目金兆龍抱著步槍睡覺，且在身上藏匿子彈。被夜巡的哨長（相當於排長）陶啟勝發現，痛罵「幹甚麼，想造反啊！」，金兆龍回話：「造反就造反！你能怎樣？」與陶啟勝扭打，程定國乘陶不備，以槍托打傷陶，又從背後開槍，把陶啟勝打成重傷，發出武昌起義第一槍。（舊說第一槍是熊秉坤所發，有誤。）[58]起义士兵首先發難攻佔楚望台軍械庫，繼而深受文学社和共进会等革命团体影响的大部分新軍共同響應。吳兆麟、熊秉坤率起義部隊攻打湖广总督府，在武汉南湖炮隊的炮擊下，起義軍在次日黎明前，佔領總督幕府，湖廣總督瑞澂乘船逃到上海。

10月10日深夜，正在保定军咨府军官学校学习的辛亥革命元老、中国同盟会嘉应州主盟人何子渊六弟何贯中（中国同盟会员），第一时间得知起义发生，立即将同寝室的李济深等同学组织起来，潜出校外，将清军南下唯一大动脉漕河铁桥炸毁。漕河铁桥被炸，清军南下镇压起义运动行程被耽搁，大大支援湖北武昌起义军接下来的军事行动，更重要是为革命党人在全国范围内举事赢得充裕时间。

10月11日黎明，起義軍聚集在湖北谘議局大樓會議廳，新军第八镇十五协二十九标二营司务长蔡濟民召集會議，商討組建軍政府和推舉都督人選。除革命黨人吳醒漢、徐達明等十餘人外，還邀請谘議局議長湯化龍、副議長張國溶以及議員，還有舊軍官吳兆麟參加。會議請湯化龍主持。吳兆麟提議由陆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統領黎元洪擔任都督，立憲派一致擁戴，部分革命黨人也因爲黄兴、宋教仁不在武昌，彭楚藩、劉復基、楊宏勝被害，孙武被炸傷，蒋翊武被迫逃跑，沒有更好人選表示同意，因此會議通過以黎元洪為都督，湯化龍為民政總長（一說為總參議）。

11日上午，武昌全部遭到革命軍佔領。晚上成立謀略處。在謀略處主持下，宣佈成立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府（即湖北軍政府），公佈軍政府檄文和《安民布告》，宣佈改國號為中華民國，廢除清朝宣統年號，改用黃帝紀元，宣統三年改爲黃帝纪元4609年。軍政府建立參謀部、軍務部、政事部、外交部。以谘議局大樓為辦公地，十八星旗為軍旗。謀略處以軍政府名義發佈《布告全國電》，《通告各省文》等文告通電全國。

10月12日，革命黨人陆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第四十二标士兵胡玉珍、邱文彬、趙承武等在漢陽发动起義，佔領漢陽；随后趙承武率起义軍攻佔漢口。至此，武漢三鎮全部掌握在革命軍手中。

武昌起义后，鄂军都督府成立军事外交科、外交局等部门，最终合并为外交部，胡瑛任部长，王正廷任副部长，胡朝宗、夏维崧、石龙川、刘凤书、江华本、姚勉之、陶宗汉等分任秘书、科长、参议等职务，余日章为外交部驻汉交涉局局长。胡瑛向各国驻汉口领事馆送交照会。

据田桐称，各国驻汉口领事起初对革命政权颇为敌视，以“义和团”视之，德国领事甚至主张向武昌民军开砲，此事为法国领事羅氏（Ulvsse-Raphael Reäu）所阻。因罗氏与孙中山熟识，“适刘仲文草一布告，署临时大总统孙文之名”，罗氏在会议上声称“武昌布告，临时大总统为孙文。孙文，我之老友也。其人所言，主张共和政体，甚有规模，安可以义和团目之？”各国驻汉口领事团遂严守中立，并颁布中立文告。[59]

10月17日上午，英、俄、法、德、日五国驻汉口领事推举英国领事葛福向鄂军都督府递交会衔公文，承认民军为国际法上的交战团体，各国将严守中立。10月18日，五国领事：英国總领事葛福、俄國總領事敖康夫A．N．Ostroverkhow、法國領事侯耀（時又稱“羅氏”）、德國領事米雷尔Max Müller、日本總領事松村贞雄）发布会衔布告。[60]

武昌起義前後各國駐漢口（總）領事一覽[61]

國家	領事職務	姓名
英國	總领事	葛福
美国	總領事	顾临
俄罗斯帝国	總領事	敖康夫A．N．Ostroverkhow
法国	領事	侯耀（時又稱“羅氏”）Ulvsse-Raphael Reäu
德意志帝國	領事	米雷尔Max Müller
大日本帝国	總領事	松村贞雄
葡萄牙	領事	英國領事代
荷蘭	副領事	汉德
比利时	領事	穆拉德Albert Meulaert
義大利	領事	法罗特
丹麦	領事	驻上海领事兼
瑞典  挪威	領事	林德曼K．Lindemann
墨西哥	領事	哈伯滋R．Herbertz

12月2日，通过英国驻汉口领事葛福的斡旋，武汉革命军与清军达成停战协议。

期间，英国政府训令驻华公使朱尔典“就册立孔子之子孙孔侯〔公〕爵为皇帝事速与日本国公使密议”，日驻清公使伊集院彦吉将该案报告日本政府，日本民间也盛倡立衍圣公孔令貽为新帝。[62]

荫昌戎装像

任大清国內閣總理大臣時的袁世凱

荫昌督师南下

10月12日，清廷派荫昌率领北洋第一军（由陆军第四镇和陆军第二镇的陆军第三混成协、陆军第六镇的陆军第十一混成协编成，总统官由荫昌兼）、第二军（由陆军第五镇、陆军第三镇的陆军第五混成协、陆军第二十镇的陆军第三十九混成协编成，总统官为冯国璋）开往湖北镇压武昌起义（参谋长易乃谦，副官长兼总执法官丁士源），同盟会会员蔡德辰、陈雄等企图在京汉铁路正阳门西车站刺杀荫昌未果。10月15日，荫昌途经彰德会见袁世凯时，袁告诉荫昌切勿轻战。10月17日荫昌到达信阳指挥，但由于北洋两军系袁世凯旧部，不听指挥，镇压并不得力，同时湖南、山西、江西、陕西等省相继宣告独立。10月27日，清廷召回荫昌，派袁世凯为钦差大臣督办湖北剿抚，并改任冯国璋为北洋第一军总统官，任命段祺瑞为北洋第二军总统官，荫昌随陆军第八镇留在前线参加反攻。11月1日，袁世凯内阁成立，荫昌被任命为军谘府大臣暂管陆军大臣事务。

据叶恭绰笔记曰，“武昌变起，瑞澂逃，荫昌督师而不甚负责。当时清廷即分两派：一派主张严申军令，用亲贵督师，以张挞伐；一派主张起用袁世凯。争不能决，乃奏请隆裕太后决定。太后主起用袁，议乃定。其后一切均由此发轫也。”袁世凯起用前后，清廷应对革命的方略产生重大变化。此前，清廷对湖北民军的态度是“一致主剿”，此后则出现“抚”的呼声。[63]

袁世凯复出与镇压

10月14日，经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协理大臣徐世昌和那桐保举，监国摄政王醇亲王载沣任命两年前被罢黜、现在彰德洹上村养病的袁世凯为湖广总督，10月14日派内阁参议阮忠枢持上谕和奕劻亲笔信同内阁统计局局长杨度一起抵达彰德，王锡彤、杨度及袁克定均劝袁世凯不要出山，袁遂托病不就，于10月16日上谢恩折。同时袁向阮忠枢提出出山条件即“节略八条”，大意为调兵、拨款、军谘府及陆军部不要“遥为节制”。[64]10月15日，荫昌途经彰德会见袁世凯。10月22日，湖南省独立。10月23日，江西省九江独立。10月27日，朝廷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统率北洋軍向武漢進攻。袁督师到鄂，驻节孝感萧家港。由于海军全体昄依革命党，北洋军渡河受阻。袁世凯坐镇北方，铁腕镇压长江以北的起义，以确保自身地位的稳固。

袁世凯逐步控制北方政局

10月29日山西独立。同日新军第二十镇在直隶境内发动滦州兵谏，提出解散皇族内阁等《十二条政纲》。内阁总理大臣愛新覺羅·奕劻称病上奏辞职。11月1日，摄政王载沣被迫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为内阁总理大臣组阁。

11月3日清政府颁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11月6日，溥仪下罪己诏，释放革命党刺客汪兆銘、黄复生、罗世勋。11月13日，袁世凯帶衛隊抵京任内阁总理大臣。11月16日，组成袁世凯内阁。12月6日，袁世凯迫使醇亲王载沣辞去监国摄政王职位，退归府邸。12月16日，调馮國璋来接替禁卫军总统，解除良弼禁卫军第一协协统职，调禁卫军炮队支援围剿山西革命军，分散禁卫军力量，又用准备出征的名义把禁卫军调出城外，派段芝贵另编拱卫军，驻扎城裏。北京完全被袁世凯所控制。到12月18日南北议和谈判开始之前，当时关内18省都发生过武装起义，其中湖北、湖南、陕西、江西、云南、江苏（含上海）、贵州、浙江、安徽、广西、福建、广东、四川共十三省宣布独立，只有直隶、河南、甘肃、山西、山东五省在袁世凯控制下之外，其中山西、山东、甘肃境内宁夏地区都曾宣布独立，后被袁军控制。

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當天，南北议和代表唐绍仪（左）、伍廷芳（右）和英国商人李德立合影，摄于上海戈登路的李德立寓所。照片下為各人英文簽名。[131]

袁世凯在被清廷起复前夕，便会见过来访的革命党人朱芾煌。朱劝告袁世凯同南方议和以换取大总统之位，袁世凯权衡利弊，上台后采取剿抚兼施的策略，进而准备和南方开始谈判。[132]

11月1日，清政府命袁为内阁总理，海外华侨，留学生和国内舆论界中有人认为“袁世凯资格，适于总统”，主张争取袁世凯反正，推举其为第一任大总统。之后，袁世凯分别致信黎元洪和民军总司令黄兴。11月9日，黄兴致函袁，希望他“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主张给袁世凯“一个民选的总统”，避免曾国藩剿灭太平天国的悲剧。11月16日，孙文在巴黎也致电国民军政府，表示同意举袁世凯为总统。在分别收到二人复信，得到将获总统职位的保证后，于11月10日、30日派旧部刘承恩、副官蔡廷幹（海军正参领）作为私人代表，赴武昌议和。黎元洪迫于主战派压力，要求袁世凯倒戈北伐，并保证“以项城之威望，将来大功告成，选举总统，当推首选。”刘、蔡二人携黎元洪致袁世凯亲笔信回京复命。此后袁世凯通过攻克汉阳，大挫民军锐气，迫使民军方面不得不进行停战谈判。

11月26日，袁世凯通过英国公使朱邇典及英国驻汉口总领事葛福[133]向军政府和各省代表提出议和三条件：停战，清帝退位，选袁世凯为大总统。11月29日，袁克定密遣朱芾煌携汪兆铭函到武昌前线奔走协调停战，因事先未得通报，朱芾煌于11月30日被冯国璋拘捕，经袁克定营救，由汉口押送北京后当即被释放。[132]11月30日，袁世凯再派密使刘承恩、蔡廷幹赴武昌与黎元洪谈判。同日，各省代表自上海汇集至武汉，在汉口英租界顺昌洋行召开各省代表第一次会议，同意与袁世凯议和。由于英国驻汉口总领事表示，黎元洪必须能够代表各省，方可谈判议和。各省代表会议当日遂议决，以鄂军政府为中央军政府，黎元洪以大都督名义执行中央政务。12月1日，南北双方签订《武汉地区停战协定》，武汉地区于12月3日上午8时至12月6日上午8时停火三天。12月3日，武汉地区停火，进行休战谈判。此后南北双方先后签署过五次协议，将停战最终延续到1912年1月29日。

1909年3月27日英国驻华公使朱邇典爵士在北京紫禁城向新任摄政王载沣递交国书。图中左起第六人为朱邇典爵士，左起第四人为威廉·莱昂·麦肯齐·金，其他人物还有謝立山（Sir Alexander Hosie）、Colonels Anderson、韦乐沛（Michael Edward Willoughby）、格雷医生（Dr. Gray）以及三名英国驻华使馆秘书

12月7日，上谕“著袁世凯为全权大臣，由该大臣委托代表人驰赴南方，切实讨论，以定大局。”12月8日，袁世凯发布内阁咨文，派唐绍仪为总理内阁大臣的全权代表。12月9日，唐绍仪等离京赴武汉与黎元洪或其代表商谈大局。而南方各省内部则纷争不断。12月7日，黎元洪提名伍廷芳为议和全权代表，温宗尧、汪兆铭、王宠惠、钮永建为参赞，胡瑛、王正廷为湖北特派代表，组成议和代表团。12月9日，各省代表正式推举伍廷芳为民军议和全权总代表。由于各省代表受同盟会影响，已议决“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故他们不赞成黎元洪在武昌谈判的意见，而支持在南京谈判。12月11日，唐绍仪抵汉口，第二天过江到武昌会晤黎元洪，被告知要到上海谈判。原来，伍廷芳受张謇、赵凤昌等人劝阻，托英驻沪总领事请朱邇典爵士向袁世凯说项，令唐赴沪议和。于是，袁世凯12月13日电令唐绍仪“赴沪讨论”[134]。张謇、赵凤昌等成为南方议和幕后主导。

12月18日，在上海南京路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市政厅，南北议和会议开幕，参加会议的除南北议和代表外，还有英、日、美、德、法、俄6国驻沪总领事及外商代表李德立。在这第一次会议上，双方很快就承认共和达成一致，并在“召开国民大会表决国体”即所谓“和平解决”办法上达成共识，但对国民会议的召集、召开时间与地点、组成等问题争执不下。12月20日，双方举行第二次会议。

同时，清军主和派将领见同盟会方面的黄兴即将取代黎元洪成为南方临时政府首脑，便由段祺瑞的参谋长靳云鹏派出私人代表廖宇春赴上海与黄兴谈判。参与谈判者有江浙联军参谋长顾忠琛，联军先锋队长朱葆诚、洪承点，文明书局经理俞复，北军红十字会会员夏清贻。12月20日，双方在文明书局签订五项条款：一、确定共和政体；二、优待清皇室；三、先推覆清政府者为大总统；四、南北满汉军出力将士各享其应得之优待，并不负战时害敌之责任；五、同时组织临时议会，恢复各地之秩序。[135]

南北议和的重要幕后人物赵凤昌

12月28日，袁率内阁大臣上奏，请召集临时国会公决国体。清廷召开御前会议，最终隆裕太后下懿旨，同意召集临时国会。12月29日，南北议和第三次会议召开，伍廷芳提出经过修订的《关于清皇帝之待遇》、《关于满蒙回藏之待遇》两项提议案，当日议决多项条款，其中首条即为“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从多数取决。决定之后，两方均须依从”。

同盟会方面不满南北双方达成的召开国民会议议决国体，选袁为民国首任总统的共识。黄兴、陈其美、宋教仁遂于12月26日在上海哈同花园公宴总理孙文之时，酝酿举孙为大总统，并由马君武唤起舆论。12月27日，黄兴、宋教仁等赴南京，连夜召集各省代表会议，提出成立政府、采用总统制、改行中华民国纪年并用阳历等事宜，筹备选举临时大总统。

12月31日，南北双方代表唐绍仪、伍廷芳等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双方签署協議，袁支持清帝退位，南方各省支持袁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召开国民会议议决国体。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正式成立，孫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1月11日、17日、19日，南京临时政府接连三次要求列强承认，均无一字答复。袁得知孙就任临时大总统后，1月1日致电唐绍仪，表示唐12月30日、12月31日以来行动超越权限，不能获得政府承认。唐绍仪当即请辞。1月2日，袁世凯准唐绍仪辞去和谈代表一职，并致电伍廷芳，否认伍、唐所订条款。

此后经张謇、赵凤昌斡旋，南北双方继续议和，主要讨论清室优待条件和南方履行承诺问题。此时南方议和的要角是孙。直隶諮議局、河南諮議局通过汪兆铭致电孙，首条即提出“清帝退位后，能否举袁为大总统？”。孙于1月14日复电保证“清帝退位，共和既定，袁有大功，为众所属，第一条件自无不能。”次日孙又致电伍廷芳，再次保证清帝退位，宣布共和之后，举袁为大总统。

武昌对上海：籌組中央政府的竞争

任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时的黎元洪

沪军都督陈其美

江蘇都督程德全

1911年11月，以黎元洪為首的武昌集團和以沪军都督陳其美、江蘇都督程德全為代表的上海集團，同時展開籌組中央政府的活動。11月9日，黎元洪以湖北軍政府都督的名義，向獨立各省發出通電，要求各省速派代表到武昌開會，商組中央政府事宜。11月11日，上海都督陳其美、江蘇都督程德全等三省军政府都督電邀各省派代表到上海開會。11月15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在上海舉行会议，上海、江蘇、浙江、福建等省代表參加。武昌集團堅持會議要移到武昌召開。由於武昌最先發動起義，多省代表已抵達武漢，同盟會主要領導人黃興、宋教仁等人也在武漢。最後，上海集團讓步，議決各省代表赴武漢，定于30日在汉口召開會議，商議組織臨時中央政府，制定《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但每省在上海仍須留1名代表作爲通信聯絡機關。

11月21日，各省代表陆续到达武昌。此时恰值清军攻陷汉阳，武昌危急。各省代表于11月30日在汉口英租界顺昌洋行召开第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14省代表24人，推湖南代表谭人凤为议长。议决临时政府成立以前，由鄂军政府代中央军政府职权，鄂军都督代中央军政府大都督。12月2日，决定先制定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选举雷奋、马君武、王正廷为组织大纲起草员。并作出“如袁世凯反正，当共举为临时大总统”的决定。12月3日，会议通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分三章共二十一条，即日由全体省代表签名宣布。同時決定以南京為臨時政府所在地，確定臨時政府為總統制共和政府。各省代表於七天內齊集南京，如有十省以上代表到達，即開臨時大總統選舉會。

12月4日，宋教仁、陳其美等却召集留在上海的各省代表沈恩孚、俞寰澄、朱葆康、林长民、马相伯、王照、欧阳振声、居正、陶凤集、吴景濂、刘兴甲、赵学臣、朱福诜在上海江苏省教育总会举行会议，列席會議的還有章太炎、赵凤昌、章驾时、蔡元培、王一亭、黄中央、顾忠琛、彭锡范。大会以投票的方式，议决公電孫中山歸國主持大政，推舉黃興為假定大元帥，黎元洪為副元帥，由大元帥主持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議決黃興對於大元帥一職再三推辭，黎元洪卻不願屈居黃興之下，表示反對，17日改推舉黎元洪為大元帥，黃興為副元帥。在讨论国旗时，湖北代表提议用十八星旗，福建代表提议用青天白日旗，江浙方面提议用五色旗为国旗象徵五族共和，红、黄、蓝、白、黑，象征汉、满、蒙、回、藏。最后形成以五色旗为国旗、铁血旗为陆军旗、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为海军旗的折衷方案[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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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旗：五色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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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军旗：铁血十八星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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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军旗：青天白日滿地紅旗

革命党人的内讧

各地辛亥革命前后，革命党人内部因争权夺利而发生一系列重大的内讧事件。武昌方面，有武昌起义前后孙武等人领导的共进会和蒋翊武等人领导的文学社的内讧，在内讧中文学社力量大损，詹大悲东下，宋锡全被杀，后共进会拥戴黎元洪，文学社拥戴黄兴，此亦有湘鄂矛盾在内[137]。上海方面，陈其美同李燮和争沪军都督；1911年12月12日，江浙联军司令部参谋长陶骏保在沪军都督府被陈其美杀害；1912年1月光复会领袖陶成章于上海法租界金神父路廣慈醫院被陈其美指使蒋介石刺杀。广东方面，新闻记者出身的广东都督陈炯明枪毙同样由新闻记者出身的民团总局副总办黄世仲，后以武力裁撤王和顺的惠军。广州《公言报》记者陈听香替王和顺打抱不平，遂被陈炯明以“依附叛军，妨害军政”等罪名逮捕并枪杀[138][139]。

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与中華民國

11月14日，江苏都督程德全通电请孙归国组织统一政府：“大局粗定，军政民政亟须统一，拟联东南各军政府公电，恳请孙中山先生迅速回国，组织临时政府，以一事权。中山先生为首创革命之人，中外人民皆深信仰，组织临时政府舍伊莫属。我公力顾大局，想亦无不赞成。”[140]18日，江北都督蒋雁行表示：“大统领一席非孙中山莫属。”[141]19日，扬州军政府敢死军总指挥边振新登报：“公求孙逸仙先生回国为总统。”[142]安徽都督李烈鈞要求：“電請孫中山先生回國組織臨時政府。”[143]廣東方面亦称：“大總統一職，擬舉孫中山先生。”[144]

12月11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在上海和汉口两地的17省代表来到南京，继续商讨建立中央政府事宜。12月14日，各省代表在南京开会，決定根據《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選舉總統，此時代表们分成支持在湖北立首功的黎元洪以及支持黃興兩派，相持不下。

12月25日，孙中山从法国马赛回国抵达上海。12月28日，在南京召開臨時大總統選舉預備會。12月29日，各省代表在南京江蘇諮議局会议厅召開選舉臨時大總統會。臨時大總統根據《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第一條：「臨時大總統，由各省都督代表選舉之；以得票滿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者為當選。代表投票權，每省以一票為限。」選出。參加選舉的有直隸、奉天、山東、山西、河南、陝西、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蘇、浙江、福建、廣東、廣西、雲南、四川等十七省代表四十五人，孫中山獲得十七張有效票中的十六票，當選為第一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黄兴获得一票，系湖南省代表谭人凤所投（一说浙江省代表所投[145]）。

1912年1月21日，南京临时政府内阁召开第一次会议。桌端主持者为孫中山[146]。其他参会人员有，左侧自左至右：1海军总长黃鍾瑛，2教育次长景耀月，3教育总长蔡元培，4财政总长陈锦涛；右侧自左至右：1黄兴，2外交总长王宠惠，3财政次长王鸿猷

1912年2月15日，孫中山率南京临时政府官员及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参议员出发赴明孝陵祭奠明太祖朱元璋前，与总统府人员及参议员在临时参议院正门前合影[147][148][149]

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正式宣佈中華民國成立，並宣誓就任臨時大總統，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中强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

1月2日，孫中山通告各省廢除陰曆，改用陽曆，以民國紀年，1912年為中華民國元年。同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会议通过《臨時政府組織大綱修正案》，修改有关临时大总统及副总统的选举规则及职权的条款。1月3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會議推選黎元洪任臨時副總統，並通過孫中山提出的臨時政府内阁各部總長、次長名單，正式組成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臨時政府下設十個部，陸軍部總長黃興兼任參謀本部總長，海軍部總長黃鍾瑛，外交部總長王寵惠，司法部總長伍廷芳，財政部總長陳錦濤，內務部總長程德全，教育部總長蔡元培，實業部總長張謇及交通部總長湯壽潛。此外，總統府秘書長胡漢民，法制局長宋教仁，印鑄局長黃復生。1月11日，各省代表会议通過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為綱領，以南京為臨時首都，以紅黃藍白黑五色旗為中華民國國旗，象徵五族共和之意。1月28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會議成立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并选举參議員，推选林森、陳陶遺任正、副議長。

为争取列强外交承认，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发布《告各友邦书》：

（一）凡革命以前所有满清政府与各国缔结之条约，民国均认有效，至于条约期满而止。其缔结于革命起事以后者则否。
（二）革命以前满清政府所借之外债及所承认之赔款，民国亦承认偿还之责，不变更其条件。其在革命军与以后者则否。其前经订借事后过付者亦否认。
（三）凡革命以前满清政府所让与各国国家或各国个人种种之权利，民国政府亦照旧尊重之。其在革命军与以后者则否。其前经订借事后过付者亦否认。

临时政府教育部公开征求国歌。1912年2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公报上刊出一首题为《五旗共和歌》的国歌拟稿，由沈恩孚作词，沈彭年譜曲[150]。

•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就职仪式上，宣读的大总统誓词。
• 
  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孫中山
• 
  中國圖書公司（China Printing Company）於1912年印製的月份牌，同時標出陰曆和陽曆。中華民國採用陽曆作爲國曆，改變中國幾千年的曆法傳統。
• 
  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印，現藏臺北國父紀念館。

宗社党：满洲贵族的最后抗争

12月6日，袁世凯迫使醇亲王载沣辞去监国摄政王职位，退归府邸。1月2日，清將領姜桂題、馮國璋、張勳、張懷芝、曹錕、王占元、陳光遠、李純、王懷慶、張作霖等十五人電內閣，誓死反對共和，請飭各親貴大臣將在外國銀行所存款項提回，接濟軍用。

1月3日，陸徵祥等駐外各使節電請清帝退位。1月5日，段祺瑞自漢口退駐孝感。1月7日，清第一軍總參贊官靳雲鵬自漢口到北京，謀聯合各軍，要求共和。同日，日本輪船密運步槍一萬二千枝，子彈二千萬發，機關槍六挺，山砲六門抵南京。

1月11日，黎元洪下令北伐。由於局勢惡劣，清庭於1月12日舉行王公会议。愛新覺羅·奕劻主依优待条件交出政权；載澤、载洵、愛新覺羅·善耆及恭亲王溥偉反对，并与良弼、鐵良、愛新覺羅·毓朗等决组宗社党与南方对抗。1月19日，宗社黨組織君主立憲維持會，推舉馮國璋為會長，散發《北京旗漢軍民公启》，反對共和，指責奕劻。

1月26日，宗社党强硬派首领良弼在住宅门口被京津同盟会分会刺客彭家珍炸成重伤，三天后死亡。善耆、溥伟分逃大连、青岛。

袁世凯逼宫

彭家珍、杨禹昌、黄之萌、张先培四烈士墓遺址，位于今北京动物园内

1月16日，袁在下朝的路上，在东华门丁字街遭到京津同盟会分会组织的炸弹暗杀，炸死袁卫队长等十人，袁幸免于难。1月20日，南京临时政府向袁正式提出清室优待条件。1月22日，孫文發表聲明，只要袁贊成清帝退位，自即行辭職，讓位于袁。袁得到这个保证后，便加紧逼宫。袁以利害游说和买通庆亲王奕劻和那桐，并以金钱贿赂隆裕太后身边受宠太监张兰德，威吓隆裕太后稱大势已去，如果革命军杀到北京，则皇室生命难保，而若同意让位，则可有优待条件。

1月22日，英国公使朱邇典會同法、俄、日公使聲明贊成清室退位。美國不愿干涉中國内政，不曾参加。

1月26日，在袁授意下，段祺瑞率北洋將領共47人联名致电内阁、军咨府、大清国陆军部和各王公大臣，提出民军已答应对清朝皇室、王族及满蒙回藏各族的优待条件，陈情“即此停戰兩月間，民軍籌餉增兵，佈滿各境，我軍皆無後援，力太單弱，加以兼顧數路，勢益孤危”，要求“懇請渙汗大號，明降諭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體”。到2月2日为止，联名增加到50人，故稱《北洋五十將乞共和電》。

清帝逊位

1月29日，召开清廷御前会议，会上决定退位，以取得革命党人的优待条件。2月3日，隆裕太后授予袁全权，与南京临时政府商定清朝皇帝退位条件。

2月4日，段祺瑞联合王占元、何丰林、李纯、王金镜、鲍贵卿、李厚基、马继曾、周符麟等共九人发出乞共和第二电，专致“近支王公、诸蒙古王公、各府部院大臣”，声言兵諫“谨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

清帝逊位詔書，宣統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副署者有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署外務大臣胡惟德、民政大臣趙秉鈞、署度支大臣紹英、學務大臣唐景崇、陸軍大臣王士珍、署海軍大臣譚學衡、司法大臣沈家本、署農工商大臣熙彥、署郵傳大臣梁士詒、理藩大臣達壽

2月10日，南京参议院通过《清室优待条件》和张謇起草的《清帝退位诏书》。优待条件第一部分即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

• 一，大清皇帝尊号不废，民国政府待之以外国君主之礼。
• 二，民国每年拨四百万元供皇帝支出。
• 三，皇帝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
• 四，清王室的宗庙陵寝，永远奉祀，并由民国派兵保护。
• 五，德宗崇陵所有产用经费由民国支出。
• 六，宫内执事之人，继续留用，唯不得招阉人。
• 七，皇室私有财产，由民国派兵保护。
• 八，禁军编入民国陆军。

除上述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八条外，还有清皇族待遇之条件四条，及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七条。

2月12日，在清朝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等大臣的勸說和逼迫下，宣統帝溥儀的母后隆裕太后接受清室《優待條件》，發布《退位詔書》，宣佈清宣統皇帝退位，並授權袁世凱組織臨時共和政府。

《退位詔書》由张謇起草，並由臨時參議院通過，但其中，“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為袁手下所添加。至此，大清帝國正式終結，並被中華民國取代與繼承。統治中國二百六十八年的清朝正式宣告滅亡，中國兩千年來的帝制也正式結束。

民國統一大慶典与孙总统祭明太祖

2月13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文向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发出《辞临时大总统文》和《推荐袁世凯文》。

2月15日，南京舉行民國統一大慶典。其中一项内容为孫率南京临时政府官员赴明孝陵祭奠明太祖朱元璋。孫发表《祭明太祖文》和《谒明太祖陵文》。在这两文中，孙回顾明太祖驱逐蒙古人，推翻元朝统治，使华夏摆脱夷狄统治获得光复的丰功伟绩，并将推翻满人的清朝建立中华民国视作明太祖业绩承续，以告慰明太祖在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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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2年2月15日，孙文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各部部长、右都尉以上将校等在明孝陵祭奠明太祖朱元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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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文祭明孝陵時向文武百官講話。图内后方挂有明太祖像，像下放有明太祖牌位，两旁摆放五色旗及十八星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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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同左图。图中心为孙文，孙文左1为黄兴，左2为徐绍桢，孙文右1为黃鍾瑛，右2（打领结者）为梁长海。[151]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外交部迎宾馆内就任临时大总统

1912年4月1日，中华民国元年孙大总统向临时参议院辞职摄影

火柴盒贴画《共和万岁》。该画同时绘有五色旗、十八星旗和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海报《民国共和万岁》。海报上绘有孙中山（孙大总统）和袁世凯（袁大总统）的头像。海报下方有一句中式英文：THE CHINESE REPUBLIC FOR EVER.

宣統退位後，1912年2月13日孙提出辞呈，向南京临时参议院推荐袁接任。2月15日臨時參議院選袁任臨時大總統，議決臨時政府仍設在南京，並電袁前來受職；未受任前，政務仍由孫總統繼續執行。袁世凱以北京兵變為由，坚持遷都北京。

3月8日臨時參議院通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试图通过内阁制对大总统的权力加以限制。3月10日袁世凱在北京宣誓就職中華民國第二任臨時大總統。此时，孙中山在南京仍未解任，而袁世凯在北京已经宣誓就职，形成南北两个临时大总统的局面。

4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解任。4月2日临时参议院议决臨時政府遷往北京。4月4日临时参议院议决该院迁往北京，并且于4月8日休会。4月29日，北京临时参议院行开院典礼。5月1日，参议院改选议长，选吴景濂为正议长，汤化龙为副议长。

5月，北京临时参议院讨论国旗统一案。5月14日，临时参议院议决以五色旗为国旗，以五色旗左方上角占全旗四分之一置十八星旗为陆军旗，以五色旗左方上角占全旗四分之一置青天白日旗为海军旗，商旗适用国旗，陆军旗和海军旗。该案咨达袁世凯时，袁提出仍以十八星旗为陆军旗，青天白日旗为海军旗，6月5日获得临时参议院通过。6月11日，此案由袁世凯发布临时大总统令颁布施行。[152]

外国列强的支持

武昌起義之后，在中国有重大利益的外国列强保持观望态度，并试图从北京政权或武昌政权中寻找到最能符合各方利益的一派来支持。1913年4月8日，中華民國第一届民選國會正式揭幕，巴西即於是日首正式承認中華民國，其他各国继之[153]^:227。1913年4月9日秘魯，5月2日墨西哥，5月4日古巴承認中華民國。1913年5月2日美国在列强中率先承认中华民国。1913年10月7日，英國，法國，俄國，德國，日本，意大利，奧匈帝國，荷蘭，比利時，葡萄牙，西班牙，丹麥，瑞典共13国同时宣布承认中华民国。

北洋政府与南北矛盾

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凱举行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典礼，此后于1913年内將總統府從铁狮子胡同的府址遷到中南海，並於1913年將寳月樓改建為新華門，作爲總統府南大門，将中南海西侧路更名为府右街，新华门前的路更名为府前街

從此至1928年間稱為「北洋時期」，該時期的中華民國政府也稱為「北洋政府」。

1913年2月，中國首次根據《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規定，進行國會選舉。國民黨所得議席最多，預備由宋教仁出任內閣總理。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遇刺身亡，袁被認為是背後策動暗殺者。[154]7月，孫發動二次革命，武力討袁，但被袁擊敗。二次革命終於失敗，國民黨及國會終被袁強迫解散[153]^:229。1913年10月6日，袁经国会选举，正式当选中华民国总统。

袁就職後，坚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断绝一些革命黨人分省独立的企图。同时袁积极与列国交涉，保全中国对蒙古和西藏主权。

但是袁世凯1915年废共和称帝，遭到反对，引发護國戰爭，袁旋即宣布取消帝制。1916年6月6日，袁病死，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中国进入各省區军阀割据时期。孫則在廣州多次組織護法運動（即“三次革命”），中國出現南北分治局面至1928年东北易帜为止。

当时成功的中国革命党人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治国方案，遂按照美国宪法，美国政治体制，实行总统共和制。儘管因為現實社會條件的限制和参政者們對法律的理解分歧，袁世凱後來又因稱帝而中止約法，民國初年共和体制并未真正贯彻实施，但这畢竟是中國首次試圖實行共和政體，推動共和觀念在中國的傳播，使民主与共和的价值观得到确立，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辛亥革命也是一場深刻的思想啟蒙運動。自漢代董仲舒以來的中國思想中，君臣關係是「三綱五常」中三綱之首，皇帝不僅是政治上的權威，也是文化中諸多價值觀念的重要依據與合法性的來源。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就在打破了帝制政治的價值觀和政治思想的同時，也對於中國傳統以儒家為主的諸多價值觀的權威性產生衝擊，致使在其後的新文化運動中一度出現打倒孔孟、「全盤西化」等社會文化改革思想。文化權威的消失，也造成這一代知識分子產生前所未有的焦慮感，因此如無政府主義、自由主義、三民主義、社會主義等具有完整系統的新價值體系，成為了大批中國知識分子的新信仰。

辛亥革命前后，随着政治气氛的宽松，一些具有新思想的女界领袖趁机发动女子参政运动，试图使中国妇女取得参政权，实现男女平等。民国元年（1912年）1月5日，中国社会党内女子参政同志会会长林宗素由上海前往南京，代表女子参政同志会拜会孙中山，希望得到孙中山对女子参政的支持。孙中山对“承认女子完全参政权”表示赞同。后该消息发表在《民立报》和《申报》上，引起中华民国联合会的章炳麟（会长）、程德全（副会长）、张謇（特务干事）等人的强烈反对，孙中山不得不称女子参政权须到“将来”方能实现[155]。此后女界领袖唐群英（女子后援会会长）、林宗素（女子参政同志会会长）、沈佩贞（女子尚武会会长）、吴木兰（女子同盟会会长）、王昌国（女国民会会长）等人先后致信南京临时参议院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要求中央政府给还女子参政权”，但女子参政权仍未列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引发女界大闹参议院事件。1912年4月8日，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在南京成立，唐群英被举为会长。该会的宗旨是“实行男女平等，实行参政”。由于宋教仁等为实现“政党内阁”，故7月16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同盟会改组会议上迁就某些政团的要求，公然删除党纲中“男女平权”的内容。8月25日在北京湖广会馆召开的国民党成立大会上，唐群英痛斥宋教仁，并打了宋教仁一记耳光，林森也挨了唐群英一记耳光。1913年袁世凯继宣布解散国民党之后，又下令取缔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女子参政运动遭到无情镇压。[156]

此外，辛亥革命後，除了袁世凱曾經大致統一全國之外，其他中華民國的政權都未曾直接統治整個中國（如號稱統一的國民政府只能收到五個省的稅收），1928年國民政府北伐成功，已經有機會統一全國，但是共產黨在中國不斷與國民黨對抗，加上日軍侵華，令中國不能統一，直到1950年代，中國大陸才由中國共產黨再度統一，但台海两岸则要等到1978年邓小平和蒋经国分别执政后经济才得以腾飞。長期的分裂及戰亂，對於中國的經濟發展及現代化建設造成阻礙。

辛亥革命爆發前的革命組織，多以漢族為本位。他們提出“驅除韃虜”後所建的民國，往往指單限於以漢族為主的十八行省（武昌起義時所用的十八星旗即為佐證）；满洲（黑龍江省、吉林省、奉天省）、内蒙古、外蒙古、新疆（時已為新疆省）和西藏都被排除在外，給滿族、蒙古族等少數民族造成巨大的心理壓力，特別是他們的上層分子更是對革命、共和疑懼重重。武昌起義爆發後，清朝權威下降，自顧不瑕，列強更趁機支持邊疆地區的民族獨立運動。因此邊疆民族地區出現的亂局除了外國勢力干涉的誘因外，這種主觀認同的差異當是重要的原因之一[157]。大清覆滅後，中國主政大權回到漢族手上。自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至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退守臺灣為止，期間在位的6位元首皆為漢人，中華人民共和國迄今為止的5任最高领导人也都是漢族出身。

外蒙古独立与唐努烏梁海问题

辛亥革命后，随着清朝统治的逐渐瓦解，在俄羅斯帝國驻库伦领事的策动下，外蒙古藏传佛教格鲁派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访问俄國。11月30日俄、蒙军队包围清政府驻库伦的库伦办事大臣衙门，解除清军的武装，并将办事大臣三多及其随从人员押送出境。12月28日，哲布尊丹巴在库伦登基，宣佈「大蒙古國」獨立，並自称日光皇帝，年号共戴。此独立未被当时的清朝政府和后继的中华民国政府承认。而唐努乌梁海则在1944年并入苏联，现属于俄罗斯联邦图瓦共和国。

内蒙古问题

在俄罗斯帝国及外蒙古的策动下，内蒙古各地也发生独立运动。胜福等人发起呼伦贝尔独立，被外蒙古任命为统辖呼伦贝尔大臣。乌泰则掀起东蒙古独立，被外蒙古封为进攻中华民国第一路军司令。1912年至1913年，北京政府先后召开东蒙王公会议、西蒙王公会议，稳定内蒙古王公，防止外蒙古独立波及内蒙古。

清帝宣布退位後，蒙古王公的態度雖然發生轉變，但仍然是有條件的。在1912年1月29日的御前會議上，駐京蒙古王公表示：“若以中國國體而論，本宜於君主，而不宜於民主。惟今日全國人心既皆堅持共和，且各親貴亦多贊成此事，我輩又何所用其反對。今惟全聽御前會議如何解決，如決定共和，我蒙古自無不加入大共和國家。”[157]

西藏问题与西姆拉条约

1910年，清朝借故由赵尔丰率两千军队，强行驻扎于拉萨，十三世達賴喇嘛因此前往印度避难，而清廷则再次取消其“达赖喇嘛”的封号。在大吉嶺的达赖开始与英国人接触，希望通过英国、印度的帮助，使西藏获得更大的自治。随着辛亥革命爆发，各地发生兵变，赵尔丰在四川被杀，驻藏军队也采取行动，抓捕清朝的驻藏大臣，但在随后与藏军的冲突中，被缴械投降，后全部被遣返漢地。1913年1月，达赖喇嘛回到拉萨。袁世凯发电报，表示要恢复其封号，而达赖喇嘛在回复中，则直接重申他对西藏的全权统治，这份声明甚至被部分西藏人看作“独立宣言”。中華民國政府对西藏的影响急转直下，而后西藏各地产生“驱汉事件”。为了防止漢军再次入藏，噶厦开始从英国购置军火，绝大部分藏军都被部署到康區，这也导致西藏北部疆域无法得到有力的维持。由于军费开支的猛涨，更加剧西藏的内部矛盾。中華民國政府由于忙于战事，对西藏主要采取外交策略，特别是在国际场合不断地强调对西藏的主权，但西藏的实际统治者一直是位于拉萨的噶厦政府，直到1951年人民解放军入侵西藏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才得以接管西藏的实际统治权，但西藏噶厦政府直到1959年藏区骚乱和十四世达赖喇嘛流亡印度后才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解散，并在1965年被西藏自治区政府取代。1914年，在英、中、藏三方西姆拉会议上，英、藏双方签定协议，西藏噶厦将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割让给英属印度，也就是现在的印度阿鲁纳恰尔邦，对于此协议，中华民国以及后来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拒绝承认。后因此中印两国于1962年爆发军事冲突，史称中印边境战争。两国在藏南地区、阿克赛钦地区以及洞朗地区的边境对峙则时有发生。

新疆

辛亥革命爆發後，新疆地區哥老會起事，革命黨人在伊犁成立軍政府。原新疆巡撫袁大化任命楊增新為提刑按察使，訓練穆斯林軍隊。後來袁大化逃離新疆，衆人推擧楊增新為督軍。其後袁世凱任命楊增新為新疆都督，封其為一等伯。袁世凱死後，楊增新長期任新疆省長。他靠老練的政治經驗與軍事實力，平定哈密、阿克蘇的動亂，分化並鎮壓各地哥老會與農民起事，並與伊犁軍政府和談達成統一；爾後逐步排除軍政府人物的影響力，掌握實權。到他1928年去世為止的17年中，雖然楊增新名義上接受北洋政府的管轄任命，後來接受南京國民政府領導，但他是新疆的實際統治者。但在之后的20年里，由于苏联的干涉，在今天新疆喀什地区曾经成立过独立的国家，后被盛世才击垮，但新疆北部很多地区则一直处在苏联的控制之下直到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苏联才将这些地区归还中国，但苏联在新疆的影响力直到1962年伊塔事件爆发并关闭苏联驻乌鲁木齐和伊宁领事馆后才被清除。

馬來亞

馬來半島和新加坡華人介入中國革命活動是史無前例的。雖然革命活動主要在於挽救中國，但這一行動已對當地華人產生深遠影響，大致可以歸為：

• 馬新華人民族主義思潮的興起
• 馬新華人團結力量的增長
• 新思想的湧現
• 政黨政治的影響

孫文於1911年12月29日在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後，許多在馬來半島和新加坡中立派及保皇派分子轉而支持孫。馬來亞和新加坡各地華人開始剪掉辮子。在同盟會和孫號召下，當地華人也積極捐款支持革命。

辛亥革命後開啟民族主義思潮，成為馬來亞和新加坡華人維繫與中國關係主要思想源泉。由於民族主義思想鼓吹，數以千計當地華人青年回到中國參加推翻清朝，給予革命黨金錢援助。同時，也促進反對殖民統治的意志，不斷壯大。

當孫在馬來半島和新加坡開展革命活動前，當地華人並不團結，常有幫派之間和不同籍貫族群之間的爭。這阻礙革命思想傳播，影響華人社會經濟成長，並妨礙不同籍貫華人之間合作。

1906年，孫在吉隆坡主持中國同盟會支會成立儀式時發出警告，當地華人不團結最終將導致整個華人社會崩潰。因此中國同盟會展開各種宣傳，如閱書報社、夜校、戲劇表演，使不同籍貫集團為孫的革命而一起工作，使不同籍貫華人有機會逐步相互了解與合作以解決共同難題。1909年，在打巴成立的集群社正是灌輸團結思想組織。此外，在馬來半島和新加坡的學校傳播標準華語打破以往使用方言教學慣例，使不同籍貫華人有共同媒介語。通過努力，華人團結精神和國民意識逐漸加強。

孫的革命思潮帶為馬來半島和新加坡帶來新思想，衝擊華人傳統舊社會和舊傳統。利他主義，捨己為群，平等和自由之觀念因此不斷傳開。設立女子學校受到鼓勵，女人被允許參加社會活動甚至參加革命。

1912年8月13日，國民黨成立。在得到英國殖民政府許可後，國民黨在馬來亞成立國民黨馬來亞支部。由於英國殖民政府認為國民黨並非與殖民政府對抗，1912年12月18日，又許可在新加坡成立國民黨星洲聯絡支部。北京的國民黨於1913年被解散後，其後繼各黨派在馬來亞繼續進行合法活動，直到1925年中國國民黨註冊被英國殖民政府吊銷，理由是未根據社團法令提供所需資料。儘管如此，中國國民黨並未停止活動，而是繼續以秘密形式存在。中國國民黨在馬來亞和新加坡的活動，為日後中国抗日战争、馬來亞和新加坡政治運動等帶來深远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