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五代史

《舊五代史》主要是依靠五代時期的各種實錄和范質的《五代通錄》而編纂的。雖然五代時期戰爭頻繁，但各朝皇帝依然重視編纂實錄之工作。《宋史·藝文志》中記載，可考之五代實錄有17種，後唐、後晉、後漢、後周都有其實錄[2]^:417-418。學者認為，這些實錄有三百六十卷之多。[1]^:8《舊五代史》中保留了本朝人的語氣，如「本朝」、「國初」之類，可見其編寫時相當依靠實錄。[1]^:14

范質的《五代通錄》也是重要的編纂來源。據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此書六十五卷，范質因五代實錄繁冗，「節略而成此書」，其各朝的實錄合作一起，對編纂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2]^:418

《舊五代史》因為編纂時間甚短，因此編寫體例繁蕪。在本紀方面，基本上都是依靠各代實錄而成。實錄的卷數甚多，寫作時不捨巨細，《薛史》編寫人員雖以取《實錄》之大意，或者是刪合瑣節，以及是對話、奏議等方式削成六十一卷，其內容依然過多，和紀傳體將事情具體細節放至列傳的做法有異。[1]^:14-15

全書共一百五十卷，記載了上至梁太祖開平元年（907年），下至後周恭帝顯德七年（960年）間的史事。其體例模仿了《三國志》，梁唐晉漢周五個朝代各至為一書，各朝的本記、列傳列於各書之中。五書之後另有《世襲列傳》、《僭偽列傳》、《外國列傳》以記載王朝本身之外的情況。列傳之後是志，記述了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典章制度。[2]^:419據《玉海》卷四十六引《中興書目》，本紀六十一卷、志十二卷、傳七十七卷。清輯本的分卷只是大致推定，但和原書不會有太大差別。[1]^:7

下據《大典》本列出其目錄：

陳尚君新輯會證本《舊五代史》是对清輯本的重輯，內容上較原輯本有很大改動，參考多種文獻與金石碑碣改訂、增補史文近萬處。其除重新輯錄《梁太祖本紀》外，又重輯列傳五十二篇與《地理志》一篇，新增列傳六十篇，刪去清人誤收、誤錄者九篇，適當調整了原書部分卷次。[1]^:77-79

現亦列出新輯會證本目錄以供參考比照：

《旧五代史》断代为史，即将五代各朝独立成书。《薛史》模仿了《三国志》的编撰方法，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各自为一书，体例完整。所涉朝代的本纪、列传分别编写并列入各书之中，五书之后，另有《世袭列传》《僣伪列传》《外国列传》记载中原王朝以外的情况。最后以天文、历、五行、礼、乐、食货、刑法、选举、职官、郡县十志，全面叙述了五代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典章制度。全书以五代为正，十国为伪，目的是凸显继承后周的宋代乃正统政权。[2]^:419

《旧五代史》把五代各朝的重大事件都连贯地记录在各个皇帝的本纪里，材料相当充实，总体框架清晰，没有琐碎零散之感。在主要叙述中原地区的历史之外，也对其他地区的历史作了记述。此外，书中对礼乐及职官之制度、选举及刑法的沿革、食货和郡县的变化等也作了详细介绍。[2]^:419-420

《旧五代史》在观点上也有不少可取之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在某些部分具有一定的唯物主义倾向，如在谈及后汉灭亡时，就否定了“天命论”，把统治者的残暴看作是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这是触及到问题本质的论述；二是在分析方法上也有一定程度的辩证因素，如卷九十六对有作为的帝王如周世宗，既赞扬他“神武雄略，乃一代之英主”，又批评他“禀性伤于太察，用刑失于太峻”；三是在对人民的态度上也比较宽厚，指出：“好利残民，夫何足贵！”对王周的“享性宽惠，人庶便之”和刘审交的“无扰于民，百姓歌之”，大加赞扬。[2]^:420-421

在明初編纂《永樂大典》的時候，編纂者將《薛史》的內容分散收入於其各韻之中。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朱筠上《謹陳管見開館校書摺子》，建議從《永樂大典》輯錄逸書，至次年二月開館。邵晉涵以大學士劉統勛薦，於開館初入充纂修官，專職史部，至四十年秋母喪南歸。在這兩年多時間，邵晉涵在參與編纂《四庫全書》的時候，在各書中引自（或他認為來自）《薛史》的條文，再加以編排、注釋編成《舊五代史》。當中，采自《永樂大典》者有822條、《冊府元龜》318條、司馬光《資治通鑑考異》6條、胡三省《資治通鑑注》12條、《太平御覽》2條、洪邁《容齋隨筆》1條。[2]^:266-267

當時《永樂大典》藏於翰林院的典籍庫中。邵氏或其他纂修官會先簽出《永樂大典》中的佚文，將會將可以輯出的書目粘貼標識，然後由繕寫官抄出當中的散片。因為《永樂大典》不便移出移入，因此繕寫的工作都在翰林院裡進行。《大典》所缺者，則參照《冊府》等書以補其缺。遺文有脫訛衍者，館臣貯會在各紀傳上粘簽，以說明差異。熊羅宿影庫本時，粘簽尚完整，為統一規格，重抄影印附後。粘簽中所涉各項，與他書歧互者，邵晉涵重加考訂，編寫按語，作《舊五代史考異》五卷。[2]^:287-290[4]^:69-84

清輯本版本以熊羅宿影庫本和孔繼涵手校抄本最早，劉氏嘉業堂刊本次之，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次之。武英殿本最遲，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對比各個版本，熊孔二本的諱改較少，劉本較多，文淵閣本和殿本則最劇。[2]^:287-290

《旧五代史》的辑本成就，梁启超曾给予肯定，认为，“极繁难者，例如《五代史》，散在各条，篇第凌乱，搜集既备，佐以他书，苦心排比，乃克成编。非得邵二云辈深通著述家法，而赴以精心果力，不能蒇事。此种工作，遂为后此辑佚家模范。”[5]陈尚君认为，邵晋涵《旧五代史》辑本取得的成就主要体现于四个方面：一，取材较为广泛。二，标明了史料来源，有利後世治史者校勘。三，考订细致。四，编次接近薛《史》原本面貌。[1]^:28-42

清辑本的不足，主要有三。一、史料漏輯。據陳智超統計，現存《永樂大典》殘卷引《舊五代史》共72段，清辑本仅采用60段；《太平御览》涉及《旧五代史》者76条，清辑本只采用了2条：《资治通鉴考异》涉及266条，清辑本只采用了6条，而且还有误引；《资治通鉴注》涉及138条，清辑本只采用了12条；《容斋随笔》涉及10条，清辑本仅采用了1条。此外，引用《旧五代史》的其它文献，如《玉海》、《职官分纪》、《五代史阙文》、《通历》、《群书考索》、《通鉴目录》、《记纂渊海》、《锦绣万花谷》、《群书会元截江网》等书，皆未採用。二、篡改原文。陳垣在《舊五代史輯本發覆》中指出四庫館臣在輯校時有十忌：忌虜、忌戎、忌胡、忌夷狄等等，並指館臣會對這些字眼會作出修改。三、脫衍舛誤甚多，僅中華書局校點本《校勘記》就考訂出一千多條錯誤。[1]^:28-42

中華書局校點本最初由劉迺龢在陳垣指導下負責，文革前已經完成大部份工作，後由復旦大學完成校點工作。參與點校的有朱冬潤等十一人，參與定稿的有五人，參與編輯整理工作的有陸楓等六人。1976年，由中華書局出版社發行。[1]^:42-46

該校點本對當時能夠看到的清輯本系統的主要傳本作了通校，確定以江西熊羅宿影庫本為底本，參校了多種保存了《舊五代史》的書籍，如《永樂大典》、《冊府元龜》等作校勘，在清輯本之上作了一千七百多條校記。[1]^:42-46

《舊五代史新輯會證》，陳尚君著，2005年由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全書12冊，150卷，300多萬字。和清輯本相比，《新輯會證》本擴大了佚文文獻的範圍，刪除了誤收佚文、重輯已有佚文，並在校勘上取得新的成果。[3]^:49-50

《輯補舊五代史》，陳智超著，2021年由巴蜀書社出版。全書6冊。和通行本相比，《輯補舊五代史》新增補列傳113個，校正內容480處，增補了十志的內容，糾正了通行本的一些錯誤。[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