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之变

宣德十年（1435年），明宣宗去世。宣宗的儿子英宗继位时年仅八岁，不谙世事。太皇太后张氏为其选定了前朝重臣五人，分别是英国公张辅，礼部尚书胡濙，及并称为“三杨”的杨士奇、杨荣、杨溥。然而，小皇帝对五位大臣的经筵、政务毫无兴趣，反而重视身边的司礼监太监王振。王振入宫前本是个颇知诗书的儒学教官，进宫后负责教小太监读书识字，故人称“王先生”。他为人乖巧，善察言观色，作为英宗的贴身宦官，经常安排英宗游猎骑射、巡幸西苑，讨得英宗欢心。有了皇帝作靠山，王振渐渐染指朝廷事务，但因太皇太后张氏全力支持三杨辅弼朝政，一切政务皆归三杨处理，王振忌惮太皇太后威望，不敢公然干政，朝廷风气尚不至于败坏，《明史》称正统初年“天下清平，朝无失政”。正统五年（1440年），三杨中的杨荣去世，正统七年，太皇太后张氏去世，王振利用明英宗亲政的机会，开始独断乾纲，擅操权柄，侵占内阁职权。然而杨士奇、杨溥束手无策，既不敢拼死上谏，也不愿与其和衷共济，仅仅划清界限，明哲保身。张辅一介武夫，毫无执政经验；胡濙虽是礼部尚书，但并无政绩才情可言，期间“失去本部印者凡三度”，最后被劾入狱，“而印偶獲，則部吏所盜也，上始宥之[9]”，此二人与三杨并立顾命大臣实乃滥竽充数[10]。至正统十一年，三杨尽皆去世，而新任阁臣曹鼐、张益等又无法钳制王振权力，“内阁权一归振[11]”。

正统年间，农民土地被封建大地主侵吞、兼并，百姓被繁重的徭役征发、层层加码的税款折磨苦不堪言，旱灾、水灾、蝗灾在全国各地频繁发生，大量的自耕农破产成为流民。流民又形成造反起义的主要力量，正统十二年至十四年间，闽、浙、粤、赣、贵等地纷纷爆发农民运动，其中以叶宗留、邓茂七、黄宗养等人的起义声势最为浩大，发展至数万人，明廷边剿边抚，常常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官军疲于应付。

在西南边陲麓川，又有麓川平缅军民宣慰使司思任发父子起兵作乱，以黔国公沐昂、兵部尚书王骥为首的主战派认为西南边患已久，反复无常，“在所必诛”。太监王振亦从旁鼓吹战争。而身为顾命大臣的大学士杨士奇为求自保，态度暧昧，既不敢公开反对，也没有力主抚边。正统六年（1441年）明英宗下令发兵征剿，是为麓川之役。此役导致双方深陷长达十余年的战争泥潭，王骥三征麓川，征发近50万兵力，亦未能完全剿灭思任发势力，最终与其幼子思禄约定，双方金沙江边立石为界，誓曰“石烂江枯，尔乃得渡[12]”。思禄听命，王骥班师。明廷因此耗费大量军资，“府库为竭”，国力斫损。为弥补财政空虚，又加大了对其他地方的征税，进一步激化了地方矛盾。为镇压南方各地的农民运动及叛乱，大量军队调往南方作战，削弱了北方守备力量。

明朝建立后，北边蒙古仍然反复骚扰，严重威胁明廷的统治。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多次北征，沉重打击了蒙古游牧势力，为巩固边防，又设立九边重镇。初设立时，常驻军的给养大多依赖军屯，自给自足。然而至宣德年间，侵占军屯的情况便十分严重，时任陕西巡按张勗反映“大同屯田多为豪右占据”，军饷严重不足，只能由国家财政支出，军饷问题成为明朝中后期统治者无法解决的死结。

在军队卫所服役的士兵生活异常艰苦，月粮过低，又常被军官克扣，难以养家，军心涣散。因此军队逃兵的现象屡禁不止，甚至有士兵“相聚为盗贼，或兴贩私盐[13]”。正统十三年（1448年）四月，兵部奏报“清勾军士共六十六万六千八百……今止清出六万一千二百人。其未清出之数，较之已清出之数殆十倍之。”地方各级军政长官对逃兵问题不予约束，甚至故意放纵，既侵吞了原来士兵的军饷，又能借此勒索逃兵及其家属，中饱私囊。正统年间，山东巡按御史李纯视察某百户所，竟发现规定的120人行列，仅剩1人未逃。除了逃兵问题，士兵被军官占役的情况亦屡禁不止，既荒废了军事操练，也影响了军屯的收入。大量士兵俨然成为了军官的家丁，被军官指挥“出境捕鱼”“造私居第”，边备废弛。 而士兵武备的不堪，更严重影响了卫所军的作战能力。正统初年，陕西沿边卫所官军反映“缺少军器以千万计”，陕西副都御史向英宗报告称“军士披执器械皆不坚利”。工部也上奏称打造盔甲军器六万四千余件，将士反映“多不如法”，镇守蓟州总兵官都督同知报告沿边守关官军缺衣少甲。原因除了财政不支，更多的是各级军官工匠克扣物料、分润自肥。边军作战能力低下，也是导致土木堡之变的重要原因。

12-14世纪，由所谓“林中百姓”（hoi-yin irgen）演化而来的斡亦剌（即后来的瓦剌）部是蒙古西北部[註 2]的重要部族[15]，他们曾与铁木真家族联姻[15]，但长期作为蒙古的附属存在，直到十五世纪初才有反客为主的契机。

正统四年（1439年），瓦剌首领脱懽死，其子也先嗣位。脱懽在位时，兼并太平、把秃孛罗等部，统一了瓦剌，立蒙古黄金家族后裔脱脱不花为大汗，脱懽自任太师，实掌大权，统一了漠北诸部。也先继位后，实力进一步壮大，自称太师淮王。经过脱懽及其子也先的经营，瓦剌势力强盛，时刻窥伺中原地区。也先不从脱脱不花号令，脱脱不花与也先分别先各自遣使来明朝贡，明朝也都予以承认和接纳，分别给予赏赐。也先在遣使向明朝贡的同时，不断扩张其势力，骚扰明朝北方边境。[16][6]

自正统九年（1444年）起，瓦剌便在积极准备大规模进攻明朝，并对明朝北部边境外的部族展开了一系列军事行动[17]。正统十年（1445年）也先攻入哈密卫，次年征服兀良哈三卫，再次年又攻入沙州卫、赤斤蒙古卫与罕东卫等嘉峪关西三卫[17]，彻底控制了蒙古漠南、漠西、漠北，日益形成对明朝的威胁。当时明廷许多官吏都认识到这一问题，力主警惕戒备。但当时正值王振擅权，也先因而与王振结纳，王振对明朝边境北部边防不作任何战备措施，甚至还不断指使其亲信大同镇守太监郭敬“递年多造钢铁箭头，用瓮盛之以遗瓦剌使臣”，而也先则“每岁以良马等物资”贿赂和报答王振和郭敬。[8]

皇明九邊考宣府鎮

正统十四年（1449年）秋七月，也先召集諸部，兵分四路進攻明朝邊境。脫脫不花以兀良哈攻遼東，阿剌知院攻宣府（今河北宣化），圍赤城，又遣別騎攻甘州。七月十一日，也先攻大同，明朝大同右参将吴浩于猫儿庄（今山西阳高县北一带）迎战瓦剌，兵败战死。[21]七月十五日，大同总督宋瑛、驸马都尉井源、总兵官朱冕、左参将都督石亨四员将领各率兵一万赴阳和口（今山西阳高县西北）防御。紧接着，西寧侯宋瑛、武进伯朱冕、左参将石亨等率明军與瓦剌戰於陽和。由于太监郭敬從中作梗，致使明军大败，全军覆灭。宋瑛、朱冕战死，石亨單騎奔还逃回大同城内，郭敬躲藏在草丛中才躲过一劫。[22][23][6]也先军队锐不可挡，大同明军交战失利。塞外城堡，接连失陷。明军几经接战，前线败报频传[24]，太監王振此前曾有主导远征云南麓川土司获胜的功绩，此时希望借与蒙古开战的机会继续擴权，因而蛊惑明英宗御驾親征。吏部尚書王直等人則认为“边鄙之事，自古有之”，只要“将士用命，必可图胜”，朝廷应以守为主，劝谏英宗“不必亲御六师，以临塞下”。但英宗不聽，在不知瓦剌军队主力方向的情况下，诏令迅速集结军队，两日内出兵讨伐也先。[25]

正统十四年七月十七日，明英宗不顧吏部尚書王直等群臣反對，偕同王振率军五十餘萬御驾亲征。命皇弟郕王朱祁鈺負責留守京师。[5]此次出征，诏下两日五十万大军即匆忙集结启程，各项准备均不足，上下一片混乱。[7]亲征诏书下达后，英宗对文武大臣的多次劝谏置之不理。英宗虽然名为亲征，但军务大事皆由监军太监王振决定，将领处处受王振节制，无法按己意指挥作战，而王振不懂军事，指挥接连失当，致使明军屢戰屢败。明军出京西行，之后前方败报频传，一路伏尸蔽野，军队士气低落，加之风雨交加，众皆危惧，军纪大坏。随军群臣多次上表劝谏英宗止行，王振大怒，命上表群臣到阵前助威。大军尚未到达大同，明军已经开始缺粮。士兵饥疲交加，沿途多有僵尸。而瓦剌军队佯败避戰，引诱明军深入险境。[25][26][6]

八月初一，明军到达大同。初二，英宗驻跸大同。王振又下令继续向北进军，途中众文武大臣多次劝谏。兵部尚书鄺埜冒死闯进英宗行在“力請回鑾”，户部尚书王佐整日跪伏在草丛中，请求皇帝南还，钦天监监正彭德清以天象示警相劝，皆为王振叱回。学士曹鼐说：“臣子固不足惜，主上系天下安危，岂可轻进！”王振生气的说：“倘有此，亦天命也”。[27][7]不久駙馬都尉井源战败的消息传来，镇守太监郭敬秘告王振以现在的形势断不可再向北前进，此时王振才开始打算班师。[28][29]次日遂起兵班师返程时，大同總兵郭登告訴學士曹鼐等人，車駕宜從紫荊關（今河北易縣西北）進入，王振不聽。王振想让明英宗从他的家乡蔚州（今河北蔚县）经过，行四十里后，怕大军过境时损坏庄稼，又急令军队東回宣府，此时瓦剌大军已经追至。[30]

八月十三日，恭顺侯吴克忠、都督吴克勤率領的蒙古騎兵大敗，兩人战死。成国公朱勇、永順伯薛綬率三萬騎兵前去阻擊瓦剌追兵，至鷂兒嶺时遭瓦剌伏击，全軍覆没。同日英宗一行抵达土木堡（今河北怀来縣東南），离怀来城仅二十里，王振以自己的千餘輛輜重车還未到達，下令就地宿營。兵部尚书鄺埜一再要求尽快驰入居庸关，以保证安全，王振却怒斥道：「腐儒安知兵事！再妄言必死！」鄺埜說：「我為社稷生靈，何得以死懼我！」王振更加生氣，叱左右扶出。土木堡旁無水泉，各处的要道也很快被瓦剌军队占据。[31][32]

八月十四日，英宗想要繼續前進，但瓦剌大軍已經逼進，不敢动。明軍人馬無水可飲已達二日，饑渴難耐，挖井二丈仍無水。土木堡之南十五里處有河，也被瓦剌軍队控制。瓦剌军队从土木堡麻谷口大举进攻，都指挥郭懋拒战终夜，瓦剌援军仍不断增加[33]。

八月十五日，也先遣使詐和，以麻痹明军。明英宗召曹鼐起草诏书，派遣二個通事（通譯）與瓦剌使者回去。王振緊急下令移營，军队行军秩序列大乱。明军南行三四里，瓦剌大军突然折回，“四面攻圍”，明軍“兵士爭先奔逸，勢不能止”。瓦剌鐵騎進入明軍陣中，大喊脫掉盔甲丟棄武器者不殺，明軍很多裸體而死。英國公張輔，泰寧侯陳瀛，駙馬都尉井源，平鄉伯陳懷，襄城伯李珍，遂安伯陳塤，修武伯沈榮，都督梁成、王貴，尚書王佐、鄺埜，學士曹鼐、張益，侍郎丁鉉、王永和，副都御史鄧棨等，皆戰死，從臣只有蕭維楨、楊善、李賢等數人僥倖逃出。[34][35][36]

混乱中，護衛將軍樊忠在皇帝身边用棰将王振捶死，曰：「吾為天下誅此賊！」在突圍时殺死數十人后战死。明英宗突围不成，下馬盤膝面南坐，不久被俘。此役明軍死者數十萬，京师劲甲精骑皆陷没，所余疲卒不及十万。随从文武大臣阵亡五十余人。騾馬二十餘萬並衣甲器械輜重盡為也先掠奪。[37][38][39][40]太監喜寧投降，后将中國虛實告訴也先。[41]

事变发生后，因主力全军覆没、国君北狩、英国公与四部尚书侍郎丧命，南边一时大乱[註 3]，甚至有朝堂南迁之议[43]。英宗生母孙太后临危摄政，决意据守京师，并于八月十八日任命郕王朱祁鈺監國[44]、八月二十日立朱见深为太子[45]，任用于谦等人进行布置。

而在北边，大胜而归的瓦剌军继续进军，并于八月十六日到达雷家站。英宗遣袁彬、梁貴回京取钱物予也先[46]。

1. 这一年是己巳年。
2. 白翠芹认为，在13世纪前期，斡亦剌部大致活动在“从色楞格河支流德勒格尔木伦河（Delgermörön）及其以北的锡什锡德河（未知，怀疑为Shishged Gol，小叶尼塞河蒙古段），沿叶尼塞河上游大小叶尼塞河，经乌鲁克木河（未知）至克木池克河（未知），包括谦州、益兰州和撼合纳（位于叶尼塞河上游[14]）在内的叶尼塞河上游的广大地区。而活动中心在德勒格尔河至锡什锡德河流域一带。”、而在13-14世纪,“一部分斡亦剌人已逐渐由森林地区迁徙到草原地带居住，驻牧于阿尔泰山附近。”[15]
3. 此时北京全城戒严，兵力不足十万，多为老弱病残[42]。

书籍

• ［清］張廷玉 等：《明史》
• ［清］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