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清非中國論

清朝以前，「中國」兩字並不曾被作為任何某一個朝代的專屬名稱。自清入主中原取代明朝以來，清政府以中華正朔自居，開始以「中國」稱其全部統治區域[20]。

清順治時期的政治文書中出現了將整個清朝統治區域稱為「中國」（满语：，转写：Dulimbai Gurun）的用法。到康熙朝中期以後這種「中國」的用法已相當普遍，此後清皇室及八旗貴族認同「中國」、自稱「中國人」的情形成為一種自覺的常態，特別是在與外來「西洋人」等往來和交際的過程中總是「中國」與「西洋」、「中國人」與「西洋人」對稱，對此中國皇帝、滿漢大臣、知識份子階層乃至在華西方傳教士均是如此[21]。

1689年，中俄兩國簽訂《尼布楚條約》，國體意義上的「中國」首次正式出現在國際法條約文件上[22]。該條約是中國第一次與歐洲國家按照國際法原則、以對等方式談判達成的平等條約，也被指是最早明確使用「中國」一詞來指代大清的國際法文件，另外，條約中的「中國」指蒙古和中國東北在內的整個清朝統治地區[23]。

《尼布楚條約》以拉丁文、滿文和俄文為正式文本，當中拉丁文是基準。滿文本中沒有使用大清國（满语：，转写：Daicing gurun）一詞，而是使用漢語「中央之國」的直譯——Dulimbai gurun。拉丁文和滿文本條約中規定要使用拉丁文、俄文和「中文」鐫刻界碑。一面是拉丁文和俄文，另一面則有滿、漢、蒙三種文字。另外，清方所指的「中文」不是單一文字，而是包括了漢、滿、蒙三語的「複數中文」（滿語：Dulimbai gurun i bithe）[23][24][25]。

除了在近代條約上使用「中國」，明確以現代法律形式自稱為「中國」，則是在1909年中國的第一部成文國籍法《大清國籍條例》中。該條例採用「血統主義」來確立國籍法的原則，條例中申明：[26]

凡左列人等不論是否生於中國地方均屬中國國籍︰

1. 生而父中國人者；
2. 生於父死後而父死時為中國人者；
3. 母為中國人而父無可考或無國籍者。

條例中的「血脈」包括中國的滿、漢、 回、蒙等民族，當中提及的「中國」一詞在晚清與歐洲列强交涉過程中，擁有了現代主權國家的含義[27]，且逐漸成為大清身為一個主權國家對內外的名稱[28]。現代的「中國」概念，正是來自於清朝所塑造的中國觀[23]。中華民國成立後，其國號簡稱為「中國」，從此「中國」成為廣泛使用的具有現代國家概念的正式名稱，隨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簡稱為「中國」[29]。

歷史學家葛兆光認為，在對「中國」這個涉及理論和歷史領域的研究中，有三點特别值得重視[30] ：

1. 歷史意義上：「中國」是一個移動的「中國」，因為不僅各個王朝的分裂與統一是常有的事情，歷代王朝中央政府所控制的空間邊界更是常常變化，因此不必以現代中國的政治邊界來反觀歷史中國，也不必簡單地以歷史中國來看待現代中國。
2. 文化意義上：中國是一個相當穩定的「文化共同體」，這是作為「中國」這個「國家」的基礎，尤其漢族中國的中心區域是相對清晰和穩定的，經過「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的文明推進之後的中國，具有文化上的同一性。至少在宋代起，中國已經漸漸形成了一個實際的而非「想像的」「共同體」。
3. 政治意義上：「中國」常常不止是被等同於「王朝」，也不是在指某一家「政府」。

按照國際法的一般原則處理，一個國家在國體改變和新政府成立之後，對劃定兩國邊界的條約、協定或有關條款必須繼承。如果需要進行調整，也只能在承認已經簽訂的舊約之後，通過雙方政府協商加以改變。不符合國際法一般原則且不現實的作為劃定邊界的根據有：

1. 以歷史上曾經到達過的疆域；
2. 清算帝國主義侵佔領土的舊賬，作為目前劃定邊界的根據；
3. 單純從軍事國防或民族關係考慮來重新劃界。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五十年代處理中緬邊界問題時，其中一項談判的基本原則就是「談判的法理依據是從清朝末年至國民政府時期簽訂的條約和其他談判資料」[32]。

1674年，清朝滅亡南明後，日本人林鵞峰在《華夷變態》說：「崇禎登天，弘光陷虜，唐、魯才保南隅，而韃虜橫行中原，是華變於夷之態也」，此時日本已視中國為韃虜。滿清入主中國，從根本上改變了朝鮮人對東亞文化共同體之認同與忠誠。所以，他們一方面堅持明代衣冠、明代正朔、明代禮儀，一方面申斥清朝，李土甲在《燕行錄選集》中道：「大抵元氏雖入帝中國，天下猶未剃髮，今則四海之內，皆是胡服，百年陸沉，中華文物蕩然無餘，先王法服，今盡為戲子軍玩笑之具，隨意改易，皇明古制日遠而日亡，將不得複見」。17世紀中葉以後，東亞三國已分道揚鑣[33][8]。

1765年，朝鮮北學派先驅洪大容在出使清朝時體會到清朝國運的變化，他在《湛軒燕記》中寫道：「清主中國，盡有明朝舊地，西北至甘肅，西南至緬甸，東有瓦喇。船廠又其發蹟之地。而在明朝一統之外，則幅員之廣甲於歷朝。藩夷之服貢者，琉球間歲一至，安南六歲再至，暹羅三歲，蘇祿五歲，南掌十歲一至。西洋、緬甸貢獻無常期。蒙古三十八部不服者二，其三十六部選士入學，選兵入衛，通關市、婚姻，商胡貿遷無限域，馳馬交於關東，則與一統無甚異也。」[34]

朝鮮使臣洪大容質疑「中國多災異，民心多動」的傳聞不實，故向中國友人錢塘、嚴誠和潘庭筠打聽當時清朝社會的實狀。潘庭筠回答：「並無此事。數年前回部抗逆，三年而滅。」嚴誠則說：「此時太平極盛之世。即有小丑，無聊竊發，皆即時剿滅。如有所謂馬朝柱者，叛跡雖著，然大索天下，十年不獲。今聞其人已斃伏天誅矣。至於民心，則普天之下，無不感戴，並無騷動之說，江浙尤甚。屢蒙蠲租賜復之恩故也。」洪大容感嘆：「我東（朝鮮）亦被顧卹。貢獻奏請，事事便宜」，「自康熙以來，待之迥異他藩，有請曲徇。前明時則太監用事，欽差一出，國內震撓。雖然，豈敢以此怨父母之國哉。」另一方面也體會到清朝對朝鮮的「厚往薄來」，他在與錢塘三士（潘庭筠、嚴誠、陸飛） 的交往中，感到中華文化並未因滿族入侵而有太大的變化，他評價三名中國友人「雖斷髮胡服，與滿洲無別，乃中華故家之裔也」，「非吾輩所及也」[34]。

1923年，時日本帝國大學東亞史教授矢野仁一出版了《近代支那論》一書，書中包括了〈支那無國境論〉和〈支那非國論〉兩文。他認為中國不能稱為所謂的民族國家，又宣稱滿、蒙、藏等地原本非中國領土，表示如果要維持大中國的同一性，那就根本沒有必要推翻清王朝，如果要建立民族國家，則應當放棄邊疆地區的控制，包括政治上的領屬和歷史上的敍述[8]。矢野仁一秉持近代日本的「大陆政策」，提出「滿蒙藏非支那本來領土」的理論，認為滿洲、蒙古、西藏是中國的「邊疆地方」，宣稱「支那不等於清朝」、「支那等於支那本部」、「支那等於漢民族之領域」。將萬里長城內的十八省界定為與「滿蒙藏」分割的中國（支那）「本部」，又從日本的利益出發，將「滿洲」定義為自古以來即為「獨立於中國之外的地域，不在中國政治體系管轄的範圍之內」的領土，九一八事變發生前，該觀點經日本戰略家石原莞爾進一步闡發，其主張「滿蒙非漢民族之領土，其關係與日本更為密切」、「由日本綜合世界所有文明，給予他們憧憬的絕對和平，是我大日本的天業」[35]^:60，實質上成為了使日本軍部藉此理由對此區域展開軍事侵略、扶植「滿洲國」的成立的理論基礎所在[9][36]。

近代中國史學界對日方持有相關觀點的學者作出反擊。1932年，為了對抗滿洲國得以成立之核心論述也就是矢野仁一提出的「滿蒙藏非支那本來之領土論」，中國歷史學家、前國立臺灣大學校長傅斯年出版了《東北史綱》第一卷，以支持「東北為中國所有，證明東北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東北諸民族自古以來就是中華民族的一員」的觀點，該書經過翻譯後連同300多件關於1871年以來日本侵略中國的歷史調查，以及外交家顧維鈞親撰的總說帖送交國際聯盟李頓調查團，同年，調查團就日本侵占滿洲發表「滿洲是中國完整的一部分，滿洲與中國的關係是恆久的，本質的」的決議，並勸告日本將滿洲歸還中國，以解決滿洲問題。1933年，矢野仁一出版《滿洲國歷史》一書，再度強調「滿蒙藏非中國本來之領土」的主張，並且以「滿蒙自古即非漢民族居住之所」、「清朝滿洲是封禁地，20世紀開始才有漢人移入（然而1792年至1820年間清朝東北關外人口就從95萬上升至247萬，當中約100萬來自關內移民[12]）」等理據反駁傅斯年和李頓調查團的報告，再度否認「滿洲是中國的一部分」[9][37]。

1941年，受到日本學者如箭內亙和矢野仁一等人研究刺激、支持《钦定满洲源流考》（在乾隆時期編撰而成的關於滿洲人歷史的書籍）傳統論述的旗人歷史學家金毓黻編寫出《東北通史》，以駁斥當時日本學者為主的體系研究和維護傳統體系，並以史料的解釋羅列，建立全面性的中國東北史，書中的引言提到：「今日有一奇異之現象，即研究東北史之重心，不在吾國，而在日本。⋯⋯以牽強附會，別有用意，入主出奴，積非成是」[38]，當時亦有日本學者如地理學家柴三九男等對矢野的主張作出質疑[39]。

征服王朝是西方漢學家德裔美國人魏復古所提出的歷史學名詞，出自他所提出的「征服王朝學說」，首次出現於他與馮家昇合著的《中國社會史：遼》[40]。魏復古改採支配權力者的立場思考，並且提出「征服王朝」學說。他提出論點：唐朝之後的契丹、女真、蒙古與滿洲等族，於唐末、五代、宋朝與明末時，占領中原一部分或全部領地，分別建立遼朝、金朝、元朝與清朝等朝代。這些民族一開始就選擇性的攝取漢化，並且維護自身文化。認為征服中原的北方民族並非都是被漢文化單向同化，而是與漢族互相涵化，元朝鼓勵漢人學習蒙古文化、元朝採取「草原本位政策」、清朝強迫漢人接受剃髮易服等滿洲文化[41]。部分的北方民族在人數與文化水平方面雖居劣勢，但他們往往保全本身文化，選擇性的攝取漢化，力圖維護自身文化，並且強迫漢族遵從其本身文化[40]。

華東師範大學教授許紀霖說，「天下」的內涵在元清兩個征服王朝下發生了變化，元清兩朝排斥以中原為尺度的夷夏之別，突出了以王朝認同為核心的疆域大一統，消解了「天下」的文化性並強化其地理性。元清與漢唐等王朝的分別，在於前者不是以宗教、文化、政治一統天下，而是文化多樣性的和諧、雙重體制的並存[42]。

針對網絡上流行的「元朝到底能不能算中國」話題，北京大學歷史系系主任張帆認為「如果從元朝當時人的角度來看，他們絕大多數確實認為元朝能夠代表中國，是把元朝當作中國歷代王朝當中的一環」。他亦表示沒有太多的資料顯示元朝皇帝是否把自己看成前代中原王朝的繼承人，但能說他們意識到自己有雙重角色：蒙古大汗和中原皇帝。早期元朝皇帝的雙重角色比較明顯，直到蒙古帝國瓦解、各汗國與元朝越來越疏離後，「大汗」的意識越來越淡化，後來的統治者如元文宗和元順帝自身的中原皇帝角色比較明顯，他們基本上是把自身視為中原王朝的皇帝，例如在元末元朝首都大都被佔領後，元順帝一直在漠南蒙古的草原邊緣盤桓，直至去世也沒有重回祖先的領土漠北蒙古。在元朝滅亡前夕，元順帝曾經制定一個前往濟州島的避難計劃，但由於朱元璋突然北伐切斷了他的避難路線而導致計劃落空，可見元順帝已不太認同草原。北大历史系主任张帆認為，元朝是統治民族自身特色比較明顯的一個朝代，其統治集團的自我定位並不與中國歷代王朝完全相符，儘管從總體上史學界認為元朝是中國歷代王朝的一環，但不能完全從中國王朝的角度來看元朝[43]。

留美小说家、中國異議人士余杰認為，元朝時期是蒙古殖民中國：「蒙古是殖民者，中國則是被殖民的對象……南宋的漢人被劃分成最低等級，被迫接受嚴重的種族歧視的統治。波蘭人不會把被德國佔領的時期描述成『波蘭的日耳曼王朝』，以此類比，中國人以元朝定義元帝國堪稱掩耳盜鈴之舉」[44]。

中國民族史學家白翠琴指出，「元朝的法律虽然为蒙古、色目人规定了许多特权，但是真正利用法律到处横行不法的只是蒙古、色目贵族，而广大蒙古、色目劳动人民与汉族劳动人民一样，过着受压迫剥削的生活。贫苦的蒙古人甚至有被贩卖到异乡和海外当奴隶的，这在《通制条格》和《元典章》中也屡见不鲜……並且還發生過回回、漢人、南人典買蒙古子女為驅的現象。」[45]

日本史學家杉山正明亦說，並未看到「被認為是排擠到最下層的南人」遭受到特別殘酷虐待的事實，而且有一般蒙古人窮途潦倒賣妻求生出賣勞動力的事例。在政治方面，他也指出現實中的元代中國就算沒有科舉，也有相當人數的漢人官僚，既有相當人數的高級官僚升至宰相以及大臣等級者也不在少數[46]。

研究蒙元历史的日本学者舩田善之亦指出，元代許多高級官吏都由蒙古人、色目人充當，這不是四等而是「根腳（社會出身）」的反映。史料記述元朝的長官應是由蒙古人擔任，但都不能說明色目人的地位比漢人和南人高[47]。

史學家內田直文和王毓雯認為日本蒙元時代史研究大致可分為三類[48]：

1. 視蒙元出自於遼、金系統，後發展成為橫跨歐亞的蒙元帝國。
2. 視蒙元為統治中國的非漢族征服王朝。
3. 如同宋元、元明並稱一般，單純以中華王朝的交替視點，視其為專制王朝。

元朝是第一個將西藏納入管轄的外來政權（由宣政院統轄），並由清朝（設立駐藏大臣）繼承，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對西藏擁有主權的歷史依據。因此元朝的定位成為藏獨支持者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爭論的焦點。藏人行政中央認為中國沒有元朝和清朝，主張元朝是蒙古人建立的帝國，其統治者成吉思汗及繼任者征服了歐洲和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廣袤的土地。1279年，蒙古在征服了以中國南方為基地的南宋以後，整個中國就被蒙古人完全征服。今天中國宣稱元朝是中國的王朝，並據此宣稱所有蒙古征服的土地、或至少蒙古帝國的東半部因此是屬於中國的領土。藏人行政中央又指責中國共產黨「公然企圖篡改歷史，從字面上掩蓋真相，企圖合法化他們持續佔領的西藏」，聲言「歷史上並不是站在他們（中共）那一邊」[2]。支持西藏獨立的觀點雖然承認元、清曾經擁有對西藏主權，但是不同意元清擁有主權等於中國擁有主權[3]。

西藏流亡政府及相關人士又聲稱清朝雍正帝、乾隆帝、慈禧太后等清朝統治者曾否定自己是中國人，以及聲稱他們分別說過以下言論[49][50][51]：

• 「朕乃夷狄之君，非中國之人」；
• 「朕以外國之君，主中國之事」；
• 「保大清不保中華」；
• 「清非中國，辮子不能去，辮子去中國不亡則大清亡」

然而上述句子被證實是編造，如聲稱雍正“朕以外國之君、主中國之事” 並不存在雍正的相關史料記載，這句話是參照《大義覺迷錄》進行的篡改。原文為“在逆賊等之意，徒謂本朝以滿洲之君，入為中國之主”，是引用反清復明人士的意見，而不是雍正本人的想法。雍正本人引述對反清人士的觀點，持批判態度。指乾隆“朕乃夷狄之君、非中華之人”這句話並不存在於清朝乾隆的史料中;而“保大清不保中國”其實並非出自慈禧太后，而是滿洲正黃旗大臣文悌上疏的內容。原話是“曾令其將忠君愛國合為一事，勿徒欲保中國而置我大清於度外，康有為亦似悔之。”[52]，同樣的“清非中國。辮子不能去，辮子去中國不亡而大清亡。”這句聲稱慈禧所說的對話也並未出現在清朝史料的記載中。

亦有支持新疆獨立的維吾爾作家認為元清兩朝是「中國成為了殖民地」，中國人在元清兩朝是「亡國奴」[53]。

「西藏流亡政府安全部西藏問題研究中心」於其編輯的《略論西藏與滿清關係史》一書中把元朝和清朝稱為中國「徹底亡國」的時期、中國成為「亡國奴」，又批評「中共為了達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逆歷史潮流而動，偷梁換柱，歪曲歷史，把西藏人和滿清之間的關係說成是什麼中國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之間的關係，說什麼中央政府對西藏行使主權等謬論。」[54]

威斯康辛大學藏學博士Kohn Richard表示：「中國聲稱元朝征服西藏，而中國自然擁有西藏主權，這就好比德國曾征服了南斯拉夫及波蘭，波蘭卻因此聲稱南斯拉夫為其所屬領土一般荒謬[55]。」中國學者王力雄認為「中國」（僅指南宋）和西藏都是蒙古征服的對象，蒙古至今還有自己的國家，蒙古民族居住在亞洲廣大區域，與中國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以此主張中國對西藏擁有主權是一種「阿Q」式的邏輯[56]。

美國華人學者徐明旭對相關言論作出反駁，他表示蒙古民族（民族）與中國（國家）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一個民族分居幾國和一國內有許多民族是普遍現象。他認為蒙古民族固然不等於中國，但也不等於元朝，批評把國家與民族混為一談的觀點「荒謬」。他亦表示元朝是蒙古人聯合西藏人「壓迫」漢人而建立的國家，雖然外蒙古只有蒙古人，基本上沒有藏人和漢人，然當今中國境內的蒙古人有五百多萬，佔當今蒙古民族的絕大半數。他又認為，近代獨立的外蒙古不僅沒有資格當元朝的繼承國，也沒有資格代表蒙古民族。元朝的大部分人民（包括大部分蒙古人）和大部分領土既然都在中國，只有中國才有資格充當元朝的繼承國，對此中國古人包括推翻元朝的明朝皇帝也持有相似觀點[57]。

除了元朝和明朝統治者外，元朝的統治及其合法性亦被當時的各族民眾及元朝遺民所承認。蒙元史學家姚大力說：「正像元末明興這樣一個『華夏重光』的歷史時代，卻沒有結束『異族統治』，歌頌『民族大義』的頌歌，反而卻有底層的漢人為蒙元『異族』殉節，元遺民的事蹟提醒我們，今日人們揮之不去的民族主義意念， 不是歷史上一向就存在的東西。」[58][59]。

徐明旭亦表示把國家與民族混為一談的觀點不見於國際法上，指出“蒙古民族”與“中國”是兩個概念，根據國際公法，民族與國家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又引用比喻駁斥相關論調：「假如有人在美國聲稱：美國的愛爾蘭、猶太人等都不是美國人，只有盎格魯－撒克遜裔才是美國人，他一定會遇到麻煩，甚至被斥為種族主義者。中國像美國一樣，也是個多民族國家，有五十六個民族，為什麼漢族以外的民族就不算中國人呢？」[57]

新清史學派學者、哈佛大學漢學家及亞洲歷史教授歐立德表示，清朝乾隆帝的其中一個成就是奠定了現代中國的版圖[60]，他亦指出正是清朝將「中國」的定義從「中原地區」轉變成「國家主權」的概念，且表示自己認同歷史學博士黃興濤的觀點：「康雍乾之後的中國，是被清帝、滿人、漢人等其他族群共同認同並加以再造過的中國」[61][62]。

歐立德說，清朝在疆域方面將地理上屬於內陸亞洲的許多地區，都編入帝國的版圖，而為1912年以後的中國政權所繼承；滿洲人更將漢人傳統以長城劃分的內、外統為一體，使「中國」的概念得以重新定義。在多民族性方面，滿洲統治者標榜的「滿漢一體」或「五族一體」說，也為後來的中國政權所採用；在清朝的統治下，促使由各個不同民族所組成的「中華民族」一詞，可以與「曾經過去是清朝疆域內的人們」同義[63]。

有報章評論員認為，二戰前日本興起的「東洋學」提出元清非中國的理論，日本戰敗後，東洋學衰落。到了90年代，西方興起新清史與内亞史，進一步挑戰「元清是中國」的理論[64]。

一些中國學者如李治亭對新清史作出批評，他甚至稱新清史為旨在分裂中國的「新帝國主義史學」；另一方面，相關新清史學者近年來多次前往中國進行交流演講，或在網絡或報刊雜誌上撰文，說明新清史內部主張的差異，並澄清新清史實為學術理論並無政治陰謀，與二戰前日本學者主張的滿蒙非中國論不同，且並未主張清朝非中國王朝[65]。

歐立德也對李治亭的一篇點名針對他的文章作出回應，批評一些中國學者反應過度、將史學直接簡單地等同於政治以及斷章取義[16]。

中國人民大學清史所副教授劉文鵬說：「（新清史派）將清代歷史僅僅歸於滿族的歷史，忽視漢族的思想、文化在整個中國中的主體作用，甚至走到清朝不等於中國的極端上去，顯然也有違於歷史的真實。」然而歐立德表示：「據我所知，無論是我，柯嬌燕（Pamela Kyle Crossley）、羅友枝（Evelyn Rawski）還是濮德培（Peter C. Perdue），沒有人這麼說，恐怕這是一種誤解。」[17]

上海大學教授于逢春批評“中國乃漢族國家”的觀點，反對一些西方學者站在單一民族國家的視角來研究中國歷史[66]。歐立德和中國史學家賈寧說，清朝在意識型態方面主張「內外一家」，認為在「外部的」蒙古人、藏人等以及在「內部的」漢人都是屬於「一家」[67]。

耶魯大學歷史學教授濮德培（Peter C. Perdue）指出，清朝官員在會見了土爾扈特蒙古領袖阿玉奇後記載土爾扈特蒙古人「不像俄國人」，認為他們像「中國（dulimba-i gurun）之人」，這裡的中國之人亦包括滿族[68]。

曼徹斯特大學教授白蓮娜（Elena Barabantseva）亦指出，滿族統治者不論種族地將在清朝統治下的屬民稱之為「中國之人」，並且使用「中國」一詞作為整個大清帝國的代名詞，視清朝為一個多民族帝國[69]。

日本史學家杉山正明指出中國的領土隨著時代變遷而逐漸變化且不斷擴大，最終保有了現今的廣大領域，他將中國形容為一個由各類人群在歷史演變過程中聚集在一起而形成的多元復合體，又以當今中國存在的50多個民族作證明。對於「元非中國」這一觀念則認為是對錯各半：蒙古政權接收中華領土的結果是進一步充實和擴大了中華本土，正因為如此，元代以後的明清兩代政權才保持了遼闊的版圖；另一方面，蒙古帝國作為一個聯合體，其領土遠超中華國界，橫跨了由四個屬國構成的超大區域，在13、14世紀有關蒙古和中國的關系方面，呈現出了一種「二律背反的側面」[70]。他亦認為：元朝以前的中國歷史包括漢唐在内的本質上屬於「小中國」，到了元朝，加上此前辽金等北方民族政權的影響，中國才變成了「大中國」。在元朝以前「小中国」是常態，元朝之後「大中國」变成了常態[43]。

在清朝與英國簽定的《南京條約》中，「大清」與「China（中國）」以及「中國人」與「Chinese」是對應詞。

清朝雍正帝在其親自編纂的《大義覺迷錄》（後被乾隆下命全國銷毀）中表示：

「在逆賊等之意，徒謂本朝以滿洲之君，入為中國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遂故為訕謗詆譏之說耳。不知本朝之為滿洲，猶中國之有籍貫。舜為東夷之人，文王為西夷之人，曾何損於聖德乎？……且自古中國一統之世，幅員不能廣遠，其中有不向化者，則斥之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荊楚、玁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為夷狄可乎？至於漢、唐、宋全盛之時，北狄、西戎世為邊患，從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臨天下，並蒙古極邊諸部落，俱歸版圖，是中國之疆土開拓廣遠，乃中國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華夷中外之分論哉！」

書中為清朝的正統地位作出辯護，表示滿洲如同籍貫，不能將之自外於中國，並且批駁華夷之辨思想，以元朝統一中國為例，提出客觀評價非漢族君主應以中國君主評論而不以夷狄視之的觀點[71][72][73][31][74][75]。他也指出中國歷史上華夷的區別在於文化的區別，以及清朝的統治事實上給「中國」帶來了莫大的利益：「韓愈有言，中國而夷狄也，則夷狄之；夷狄而中國也，則中國之。[註 4]⋯⋯盡人倫則謂人，滅天理則謂禽獸，非可因華夷而區別人禽也。⋯⋯歷代人君，不能使中外一統，而自作此疆彼界。⋯⋯我朝統一萬方，削平群寇，出薄海內外之人於湯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是我朝之有造於中國者大矣，至矣。」[76]他強調中外一家，否定民族間的差别和歧視，又指清朝所承之統為「堯舜以來中外一家之統」[77]：

「我朝肇基東海之濱，統一諸國，君臨天下，所承之統，堯舜以來中外一家之統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禮樂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夫滿漢名色，猶直省之各有籍貫，並非中外之分別也。」

在論及國家的大一統時，雍正帝指出[31]：

「歷代以來，各蒙古自為雄長，亦互相戰爭。至元太祖之世，始成一統，歴前明二百餘年，我太祖皇帝開基東土，遐邇率服，而各蒙古又復望風歸順，咸稟正朔，以迄於今。是中國（中原）之一統始于秦氏，而塞外之一統始於元代，而極盛於我朝。自古中外一家，幅員極廣，未有如我朝者也。然各蒙古之所以統一者，亦皆天時人事之自然，豈人力所能強乎？」

康熙時期被現代學者稱之為「中國第一次與歐洲國家按照國際法原則、以對等方式談判達成」的平等條約《尼布楚條約》是最早明確使用「中國」一詞來指代大清的國際法文件，條約滿文本中沒有使用大清國（Daicing gurun）一詞，而是使用漢語「中央之國」（Dulimbai gurun）的直譯，且清方所指的「中文」（Dulimbai gurun-i bithe）不是單一文字，而是包括了漢語、滿語、蒙古語三語的複數中文[23]。

1711年，康熙帝為了測繪中國東北地區，特詳諭大學士哪些屬於「中國地方」和以甚麼為界線，且明確地將滿洲地區稱之為「中國地方的東北一帶」，當中的「中國」亦包含了近代意義的國界觀念：

「自古以來，繪輿圖者俱不依照天上之度數以推算地里之遠近，故差誤者多。朕前特差能算善畫之人，將東北一帶山川地裡俱照天上度數推算，詳加繪圖視之，混同江自長白山流出，由船廠打牲烏拉向東北流，會於黑龍江入海，此皆係中國地方。鴨綠江自長白山東南流出，向西南而往，由鳳凰城朝鮮國義州兩間流入於海。鴨綠江之西北系中國地方，江之東南系朝鮮地方，以江為界。土門江西南系朝鮮地方，江之東北系中國地方，亦以江為界，此處俱已明白。」

康熙十三年，由欽天監監正南懷仁刊行全國、並在乾隆朝收錄於《四庫全書》的世界地理書《坤輿圖說》裡也直接指大清國為「中國」。康熙朝晚年，由於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影響日深，康熙帝作出警告：「海外如西洋等國，千百年後中國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21]。

上述表明其整個國家認同含義的「中國」概念之使用已制度化，特別是在對外自稱之時。 1767年，乾隆帝明令：

「夫對遠人頌述朝廷，或稱天朝，或稱中國，乃一定之理。」[21]

1767年，傳教士、宮廷畫師蔣友仁奉乾隆帝之命手繪了第二幅高水準的《坤輿全圖》上同樣直接將大清國統治地區標名為「中國」。該圖的「圖說」部分經學者何國宗與錢大昕潤色後於1799年公開出版[21]。

在康熙的遺詔中，康熙將自己接續於中國正統，並表明清朝是明朝的繼承政權，詔中除述及黃帝、舜、禹、項羽、漢高祖、諸葛亮、梁武帝、侯景、隋文帝、 隋煬帝、 陳友諒、明太祖的故事外，還引用《易·遯卦》、《尚書·洪範》中國傳統經典。在遺詔中，康熙的稱謂為「皇帝」，滿文本直接將之音译（满语：，穆麟德轉寫：hūwangdi），而非內陸歐亞傳統的「汗」（满语：，转写：han）；又表示他統治的國家是「中國」（Dulimbai gurun），統治的人民是「中國之人」。康熙的中國皇帝身份同時受到國家邊緣民族的認同，對他們而言，康熙是「中國至聖皇帝」或「統馭天下中國之主」。台灣歷史學家、國立中正大學副教授甘德星說：「遺詔乃國家權力轉移的重要文書，其所代表的意義，非一般的諭誥命令所能相比」[78]。

乾隆帝年輕時曾作《長城說》，認為長城作為人為界線的設計構思「頗為愚蠢」，認為長城作為一條自然地理的邊界根本起不了實際作用。乾隆這種觀點有意消解長城強制隔離南北文明的族群劃分意義。在清朝應接續哪個朝代作為正統傳承線索的討論上，有大臣從族群繼承的角度揣摩乾隆帝的心思，認為「清」本稱「後金」，從族群血緣上應該接續的是「金」人的統治風格，或者從朝代上考慮應接續遼金的正統脈絡，然而乾隆帝嚴厲申斥該提議，並選擇了以漢唐宋元明一脈為「大清」應該接續的正統線索，又在《評鑒闡要》等欽定史書中反復申說其價值和意義。乾隆帝雖然擁有各種頭銜，但他首先明確自己是生活在「中原—江南」縱向主軸之內人口密度極大的漢人群體的君主，其次才是東西橫向側軸內的滿、蒙、回、藏等區域民眾的君王[79]。

乾隆年間，俄羅斯屬土爾扈特人請求派使到西藏朝聖，並且請求派幼童數十人到藏內居住學習經典。乾隆帝回應：「……但土爾扈特，系鄂羅斯所屬，異國之人……則斷不可行。」乾隆帝拒絕土爾扈特人入藏學經的要求，主要根據在於俄羅斯屬土爾扈特人的俄羅斯人身份，而俄羅斯人為外國人，故不可以隨便進入中國[80]。

晚清時期清廷與歐美等國所簽的中外條約如《南京條約》和《黃埔條約》中，作為整個國家名稱的「中國或中華」與「大清國」同時交替使用，中美第一個不平等條約「望廈條約」的漢文文本更稱清朝為「中華大清國」，結尾簽字處則註明「大合眾國欽差全權大臣駐中華顧盛」。十餘年後的中美《天津條約》也稱清朝為「中華大清國」、稱大清皇帝為「中華大皇帝」，表明了清朝統治者對「中國」或「中華」這一國家名稱的自我認同，也受到國際社會承認。另外，中英《南京條約》的英文本裡，大清皇帝的對應詞為「Emperor of China」，大清國為「Chinese Empire」。在當時的英國人看來，「大清」等同於「中國」[21]。

戊戌變法期間，監察御史文悌向光緒皇帝呈遞一道折子，披露維新派康有為具有推翻清廷的企圖，折子裡說：「我曾極力勸說康有為，不要將忠君與愛國割裂為兩件事情，置我大清國於不顧（曾令其將忠君愛國合為一事，幸勿徒欲保中國（愛國）四萬萬人而置我大清國（忠君）於度外，康有為亦似悔之）」。傳聞戊戌政變之後，朝廷宣布康黨的罪狀，其中有一條是：「……又聞該黨建立保國會，保中國不保大清，殊堪髮指」，該言論幾經流變，演變為慈禧太后親口所言[81]。

曾為慈禧御前女官的德齡公主在《清宮禁二年記》中記載自己曾向慈禧解釋在美國和歐洲的女士會通過繪畫、教學或其他類似的方式賺取自己的生活費，又說這是一種習慣而非恥辱。慈禧說：「此種文明，實為奇特。在我中國，父母既亡，為之子者，有撫養未嫁姊妹之天職……中國婦女，苟自出謀生，則人將傳為談助矣。」在提到康有為時，慈禧回應：「此人（康有為）實致中國紛亂之禍首，皇帝（光緒帝）未遇康氏前，於列祖列宗之遺訓，遵守惟謹，莫敢或違。惟自引進以後，遂思變政，且欲汲引耶教（基督教）於中國。」德齡在書末寫道：「余於改革一事，雖不能多所循誘太后，然仍望此生得見中國有日醒悟，以儕於世界列強之林也。」[82]

從晚清開始，中國與外國的傳統朝貢關係開始由條約關係逐漸取代，條約是主權國家之間的約定，如何在條約中稱呼自己則體現了對自己身份的認同。在通常情況下，清朝以「中國」和「中華」代表國家，以「大清」代表政府[83]。

1912年，清政府發布《大清國皇帝退位詔書》，宣布：「總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滿、漢、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簡稱「中國」的中華民國繼承了大清國的全部領土、主權，以及自《尼布楚條約》以來，多個邊界條約規定的國界[84]。

元朝皇帝忽必烈取易經「大哉乾元」之意，定國號為「大元」，並自認堯舜禹湯，秦漢隋唐的繼承者[85]，宣稱大元為歷代中原王朝的正統繼承政權[86]，元朝統治者在一些汉文资料中亦以歷代中原王朝的繼承者以及「中國」、「區夏」和「華夏」自居：

「上天眷命大蒙古國皇帝奉書日本國王：朕惟，自古小國之君，境土相接，尚務講信修睦。況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區夏。遐方異域，畏威懷德者，不可悉數。……日本密邇高麗，開國以來，亦時通中國。至於朕躬，而無一乘之使，以通和好。」

「仰惟祖宗應天撫運，肇啟疆宇， 華夏一統。」

「稽列聖之洪規，講前代之定制。建元表歲，示人君萬世之傳。紀時書王，見天下一家之義。法《春秋》之正始，體大《易》之乾元。」

中國正統王朝的認同需要得到其他王朝或民族承認才能名副其實，分別記載宋、遼、金、元歷史的《宋史》、《遼史》、《金史》（元修史書）、《元史》（明修史書）被納入中國歷史的“正史”系列，是這些王朝對“中國”認同得到承認的證據[87]。另外，元顺帝下令修成的《金史》将成吉思汗等皇帝视为中国皇帝，与汉高帝、唐太宗并列[88]。

不过与此同时，元朝的蒙古语国号为「大元大蒙古國」（中古蒙古語：ᠳᠠ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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ᠶᠡᠬ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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ᠤᠯᠤᠰ），将原本的“大蒙古国”（中古蒙古語：ᠶᠡᠬ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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ᠦᠯᠦᠰ）之名与汉文国号“大元”的音譯并称[lower-alpha 1]，而且蒙古文中继续将元朝统治者称为大汗，视为原大蒙古国的延续，与汉文中的“皇帝”之称并存，对汉人称皇帝而对蒙古人称大汗[90][91]。与清朝统治者在满、汉语言中以“中国”（满语：，转写：Dulimbai Gurun）称其整个帝国不同，没有资料显示元朝统治者在蒙古文以“中国”（蒙古语：，鲍培转写：，当时还没有ᠳᠤᠮᠳᠠᠳᠤ ᠤᠯᠤᠰ即Dumdadu ulus一词）称其全部统治区域，而是将其仅指汉地中国[92][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