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盛世

明成祖朱棣

明太祖分封诸子為王，以加強邊防，藩屏皇室。諸王之中，以北方諸王勢力較強，又以秦王朱樉、晉王朱棡與燕王朱棣的勢力最大。為防止朝中奸臣不軌，明太祖規定諸王可移文中央捉拿奸臣，必要時得奉天子密詔，領兵「靖難」（意为“平定國難”）。同時為防止諸王尾大不掉，明太祖也允許今後的皇帝在必要時可下令「削藩」[1]。

1398年明太祖驾崩，由於太子朱標早死，由皇太孫朱允炆即位，年號建文，即明惠宗（亦稱建文帝、明惠帝）。明惠宗為鞏固皇權，與親信大臣齊泰、黃子澄等密謀削藩。周王、代王、齊王、湘王等先後或被廢為庶人，或被殺。同時以邊防為名調離燕王的精兵，準備削除燕王。結果燕王朱棣在姚廣孝的建議下以「清君側，靖內難」的名義起兵，最後迂迴南下，佔領京師，是為靖難之變。朱棣即位，即明成祖，年號永樂。明惠宗在宮城大火中下落不明[2]。

明成祖時期武功昌盛，明成祖先是出擊安南，将安南纳入明朝版图，设立交趾布政司。明成祖之后又親自五入漠北攻打北元分裂後的韃靼與瓦剌。明成祖冊封瓦剌三王，使與韃靼對立，等到瓦剌興盛後又助韃靼討伐瓦剌，不使任何一方独大[3]。同时，明成祖撤去大宁都司，将宁王朱权内迁南昌，授予兀良哈蒙古的朵颜、泰宁和福余三个卫所自治权，但不允许三卫蒙古人南迁到大宁地区驻牧。明成祖还于1406年和1422年对兀良哈蒙古进行镇压，以维持这一地区的稳定[4]。明成祖為安撫東北女真各部，在歸附的海西女真（位於松花江上游）與建州女真（位於松花江、牡丹江之間）設置衛所，並派亦失哈安撫位於黑龍江下游的野人女真。1407年亦失哈在混同江廟街的對岸塔林設置奴兒干都司，擴大明朝東疆，亦失哈并于1413年视察库页岛，宣示明朝对此地的宗主权[5]。明成祖一改明太祖閉關自守的外交策略，自1405年開始派宦官鄭和下西洋，向各國交往、宣示威德以及建立朝貢體制，也有為圍堵西亞帖木兒帝國的說法[3]。鄭和下西洋前後七次，前六次均在永乐年间由明成祖派遣，郑和船队足迹遍佈東南亞與南亞地區，還於滿剌加建有基地。其規模空前，最遠到達東非索馬利亞地區，擴大明朝對南洋、西洋各國的影響力[2]。

文治方面，明成祖修大型類書《永樂大典》，在三年時間內即告完成。《永樂大典》有22877卷，其中凡例、目錄60卷，全書分裝為11095冊，引書達七八千種，字數約有三億七千多萬， 且未有任何刪節，《永樂大典》在編成後即被深鎖皇宮數百年，以至當時有多人認為《大典》已在戰火中被毀。根據記載，明朝年間僅有明孝宗和明世宗二帝閱《大典》[6]。此外，明成祖并未将《永乐大典》复写刊刻，且决定只制作一份抄本，並于1409年完成[7]。1405年明成祖將北平改名北京，稱行在，並設立北平國子監等衙門。1409年，明成祖巡幸北京，在北京設立六部與都察院，並在北京為逝世的徐皇后設立陵寢，已經顯示遷都的跡象。經過十幾年的經營，北京初步得到繁榮。1416年明成祖公佈遷都的想法，得到認同，隔年開始大規模營造北京。1420年宣告完工，隔年遷都。因為永樂年間天下大治，並且大力開拓海外交流，所以有學者將這段時期稱為永樂盛世。但是明成祖同樣對異議者大肆殺戮，諸如黃子澄、齊泰等明惠宗舊臣等都被殺[8]。著名思想家方孝孺就是被明成祖下令處死，並誅滅十族。[9]

明成祖驾崩後，其長子朱高熾即位，即明仁宗，年號洪熙。

明成祖朱棣夺位后，决定迁都到自己的根據地燕京，即北平府，永樂元年（1403年）改北平府為順天府，升為「行在」。強令遷入各地流民、江南富戶和山西商人等百姓，永樂四年（1406年），興建燕京宮殿、城池。永樂十四年（1416年），召集群臣，正式商議遷都燕京，對於反對的大臣，一一整肅，從此無人反對。次年，紫禁城正式動工。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造完毕。永乐十九年（1421年），朱棣正式将明朝首都迁到燕京，改稱北京，以故都金陵為南京。从此以后，北京就是中国的政治中心。为此重新修建了北京城和北京的宫殿，同时为了保证北京的供应，重新疏通了大运河，利用运河开展漕运，使运河成为重要的南北运输大动脉[12]。明成祖遷都，有史學家稱之為：「天子守國門」之舉[15]。

明太祖朱元璋时，由于废除了丞相制度，皇帝直接领导六部，事无鉅细都要皇帝亲自处理，所以皇帝需非常勞心。明成祖时期，完善了文官制度，在朝廷中逐渐形成了后来内阁制度的雏形。内阁制度，不仅成为明朝政治体制的重要特点，而且对后来全世界的政治体制都有所影响[12]。

明成祖时期建立了禁卫军京师三大营，而三大营是明朝军队对外出征的主力。

为了彻底解决蒙元贵族的残余势力，从永乐八年（1410年）开始，明成祖禦駕親征率领明军北伐漠北。这次北伐，明军击破五万蒙古骑，迫使蒙古本部的鞑靼向明朝称臣纳贡，永乐帝封鞑靼权臣阿鲁台为和宁王。随后明朝大军一直进入到极北，在巨石上刻字为碑“翰海为镡，天山为锷。”永乐十年（1414年），永乐帝举行第二次北伐，击败了蒙古另一部瓦剌，瓦剌遣使谢罪之后，永乐帝班师回朝。永乐十七年（1421年），永乐帝举行第三次北伐，大败兀良哈三卫。明成祖五次北伐后，蒙古势力暂时削弱，明朝也已精疲力竭，无力再作大规模远征。此后蒙古直到明英宗的土木之變前都无法对明朝构成威胁。

永乐七年（1409年），明朝在黑龙江下游东岸奴儿干地方（元朝征东元帅府旧地），设立了奴儿干都司，管辖今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流域和库页岛等地。

明成祖朱棣对各地方官吏要求极为严格，要求凡地方官吏必须深入了解民情，随时向朝廷反映民间疾苦。永乐十年(1412年)，朱棣命令入朝觐见的地方官吏五百余人各自陈述当地的民情，还规定「不言者罪之，言有不当者勿问」。之后，明成祖宣布「谕户部，凡郡县有司及朝使目击民艰不言者，悉逮治。」即地方官或中央派出的民情观察员，如果看到民间疾苦而不实报的，要逮捕法办。对民间发生了灾情，地方上要及时赈济，做到「水旱朝告夕振，无有雍塞」。

明成祖时期，布帛、丝绢、棉花绒和果钞已成为明朝赋税的重要部分，这也反映了当时经济作物的发展[16] 。永乐和宣德年间是明代制瓷业的鼎盛时期，江西景德镇是当时中国制瓷业中心。景德镇制造的瓷器产量高，而且质量也好，在制瓷工艺方面取得许多新的成就。如明成祖时期的锥拱、脱胎，都是技术上的新创造。釉彩方面的成就尤为突出，甜白、翠青、釉里红是明成祖时期的名贵瓷器[17] 。

《明史．卷八十》裡記載了在明成祖年期疏通的運河沿岸商業發達繁榮，促進了手工業的發展[18]。

而民营矿冶却也在稳步发展，永乐元年（1403年），民间交铁课79800多斤。造船业也居世界前列。在南京城的北龙江（亦叫龙湾）和太仓刘家港是当时明朝的造船业基地。郑和下西洋所用的船，多半是龙江制造的。而在其他各地的造船业也都很发达。各地造船种类很多，有遮洋造、备倭造、战船、浅船、风快船、黄船，等等。其中海运税粮的遮洋造最大，可装载粮食四五百石[19]。

永乐三年（1405年），明成祖朱棣派遣宦官郑和为正使，王景弘为副使，率水手、官兵27800余人，乘“宝船”六十二艘，远航西洋。明朝舰队从苏州刘家港出发，到占城（今越南南部）、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印度尼西亚的爪哇、苏门答腊及锡兰等地，经印度西岸折回返国。以后又于1407年至1433年的二十多年间，先后七次出海远航，经过三十多个国家，最远曾达非洲东岸、红海和伊斯兰教圣地麦加。这就是郑和下西洋。

明成祖还多次派遣吏部验封司员外郎陈诚、中官李达等官员出使西域诸国，西域诸国如帖木儿帝国、吐鲁番、失剌斯、俺都准、火州也与明朝多次互派使者往来，称臣纳贡。明朝与西域诸国加强了政治、驻军和贸易往来，使得全国的统一形势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