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佬沙文主義

任職於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的學者王甫昌表示，福佬沙文主義者之何以在臺灣社會中出現，在背景上，可能是與群眾活動有關。於1980年代中葉，為了對抗中國國民黨的中國民族主義，由民主進步黨所主導的政治反對運動的群眾活動，其社會脈絡的主要功能，「可以說是在建立及傳播一套用來支撐臺灣民族主義的『族群傳說』」。按照王氏的觀察，「反對運動在這些群衆活動脈絡中，所要形塑的民族是『臺灣人』；而造成目前臺灣民族沈淪的敵人，則是外來政權『國民黨』；只有讓國民黨下臺，臺灣人才能恢復民族的光榮（『臺灣人出頭天』）」。他表示，大多數群眾活動的脈絡，無論是出於有意的設計或是無意的演變，亦均是強化這種想法。王氏並且表示，在語言的使用上，反對運動者，通常將閩南語改稱為「臺語」；將中華民國國語改稱為「北京話」。在群眾活動中，對於少數無法使用「臺語」來演講，也不為此事而向觀眾表達歉意的演講者，觀眾往往會用噓聲、叫囂、騷動或是離開會場的方式，來壓迫臺上的演講者使用「臺語」。民主進步黨，即透過在數次群眾活動中的同民眾之間的互動，形塑此種特有的語言規範。在該政黨宣傳的臺灣民族主義論述中，所謂之「臺語」，也就是閩南語，即被當成是「臺灣民族國家」的語言。另外，在這類群眾活動中，亦往往會大量使用閩南語的歌曲，來加強活動的氣氛。例如，《補破網》、《望你早歸》、《臺灣人出頭天》等。[13] [14]

自高雄醫學大學畢業且以研究臺灣近現代社會史聞名的曾健民表示，反抗中國國民黨的黨外運動，到了1980年代中後期，即發生了變化——「民進黨成立後，逐漸傾斜向反中國的運動，臺灣話隱然成為其陣營內區別忠誠度的尺度，因而出現了福佬沙文主義的現象」。曾氏亦表示，「同時，臺灣話也成了臺灣的族群政治（其實體是省籍政治）動員的最有效工具，一種萬靈丹。」[15]民主進步黨人楊祖珺表示，在臺灣的黨禁與報禁趨向解除之際，「『講臺語』成了一些團體『辨忠奸』的標準。主張臺獨一定會說臺語，說臺語意味著傾向臺獨，在一些反對派的場合，不說臺語都成了『臺奸』的罪名。這些似是而非的模糊印象，也隨著『臺獨』主張自由化後，刻入了人們的腦海。」[16]在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獲得博士學位的楊裕富則是認為，「閩南沙文主義的幼苗與胎記」，是在臺灣清治時期的漳泉械鬥與閩粵械鬥中成形的。[17]

2001年，任職於廈門大學臺灣研究中心的學者陳孔立，在討論去中國化的學術論文中表示，民主進步黨，是將臺灣社會中的語言問題予以「政治化」。由於該政黨不斷去歌頌「臺灣人本質主義」的傾向，因此就導致了若干文化符號「被賦予神聖的位置」。其中，為閩南裔臺灣人通稱「臺語」的閩南語，即「被當成是認同臺灣土地或人民的標準」。[18]2014年，武漢大學政治學博士劉文科，則是在討論民主進步黨的選舉策略的學術論文中表示，該政黨是在「追求權力和推銷其政治產品時，比其政治對手更自覺地運用了市場細分理論」，以「較為精準地鎖定其營銷對象」。由於它是將臺灣南部地區的縣、市當作「票倉」，因此其是藉由臺灣南北的發展差異且採用「臺灣人出頭天」、「福佬沙文主義」的宣傳手段，而使得臺灣南部地區的民眾來支持自己，以形成在臺灣政治中的所謂臺灣南部地區「基本盤」。[19]

1983年9月29日，擁有閩南裔臺灣人血統的作家陳映真，在美國愛荷華市的與日本東京大學博士戴國煇、美國堪薩斯大學碩士呂嘉行、文藝評論家譚嘉、編輯出版家葉芸芸的聚焦於「臺灣人意識與臺灣民族」的對談會上表示：「國民政府在臺灣推行國語，可說是前所未有的成功，但是推行的手段卻是相當不合理也是極為不健康的，譬如限制大眾傳播的閩南語時間，限制歌仔戲、布袋戲的演出，甚至在學校說方言的學生要受到處罰，使用方言——我們的母語竟然成為一種羞恥！」陳氏在批評由中國國民黨所推行的政策時，他更表示：「現在臺獨分離運動卻也沒有超越國民黨，在反抗國語政策的同時，自己也帶著『福佬話沙文主義』，充分地漠視其他如客家話、高山各族語言的存在。」[32]

1987年，在新新聞編輯部的採訪下，當以《野火集》一書聞名於臺灣社會的作家龍應台詢問中華民國的民主進步黨籍立法委員朱高正「是否贊同以方言取代國語」時，朱氏表示：「堅決反對！我舉個例，我到客家聚居的地方，像苗栗或竹東，他們説我可以用閩南語講，我堅持我用北京話講，因爲我尊重每個語系，如果你强迫客家人使用閩南語，那慘了，這樣下去二十年客家話就完蛋了，這是我的基本立場，我認為應該有個共通的語文。」[33]

於1990年代，美國華盛頓大學文學博士邱貴芬，在運用西方後殖民理論來研究臺灣文學的定位問題時曾經表示，臺灣本土文化的重整運動，其所觸及的語言問題，確實擁有導致同在臺灣的其他族群不安的福佬沙文主義危機。因此，他在挪用後殖民理論中的文化混種與學舌（mimicry）的概念上主張，臺灣的國語，可以被視為臺灣的語言，以作為不同母語族群之間的溝通工具，而不必將之視為外來的語言，且加以敵視。在思索問題的立場上，邱氏是贊同臺灣本土運動，但是反對將「本土」化約為「福佬」與本土運動中所潛藏的福佬沙文主義傾向，以避免如作家李喬所言之對於其他弱勢族群產生了另一次的「語言暴力」。[34]而在現代的臺灣文學作家中，也有意識到族群問題者。例如，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碩士、美國華盛頓大學歷史學博士陳芳明，於2000年代，在討論筆名為「履彊」的蘇進強的寫實主義文學的文章中指出，蘇氏「是體認到臺灣文化的主體絕對不是單一的、特定的族群所能壟斷。漢人中心論或福佬中心論，都只會帶來文化的傷害與内耗。他的小說不斷指出，臺灣文化的內容係由多種族群傳統與歷史記憶所構成。族群與族群之間的差異，並不構成彼此的優劣。」[35]陳氏則是在提及自己去撰寫《臺灣新文學史》一書意向的文章中主張：「所有的漢人中心論、中原中心論、福佬中心論，都不可能在新文學史中稱霸。這是因為各個族群的文學生產力，無論在視野、格局，或在技巧、審美方面，都足以克服各種稱霸的企圖。」[36]美國華盛頓大學歷史學博士盧建榮，在討論臺灣的國族主義小說文本的著作中表示，在其「寓目所及的族群政治小說中，指出閩南沙文主義這點的」小說，大概是僅有出版於1994年由筆名「雪眸」的林國隆所撰寫的《悲劇臺灣》一本。[37]

於1995年5月，筆名為「雷鳴」的新聞工作者蔡金宣即表示：「福佬人的大沙文主義，實在既不合時宜，也過份的澎脹自己。[38]臺灣的社會目前的組合應該是福佬、客家、外省人和原住民。必須『四大家族』，互助互諒，互勉共榮，豈能一族獨大，包攬天下。」蔡氏也表示，發生於1988年12月由客家裔臺灣人所發起的還我母語運動，是「在國民黨沒有少數民族政策和福佬沙文主義之下，尋求生存的一種奮鬥求生的努力掙扎行為。」[39]

在1996年3月的中華民國總統選舉以後，為了檢討政治路線，民主進步黨，即於同年4月12日，舉行了名為「新世代反對運動大辯論」的座談會。在當時的反省思潮下，TVBS，亦於同年同月20日，主辦了「跨世紀大辯論」。它邀請了沈富雄、游盈隆、莊淇銘、段宜康、楊照、羅文嘉、沈發惠等人參加。在該辯論會中，身為臺灣外省人後代的第7屆臺北市議員段宜康表示，民主進步黨，應該要反省其「大福佬沙文主義」。段氏也表示，該政黨，不能只利用臺灣社會中既有的族群矛盾，來挑選在政治上最容易走的路線。[40]

擔任過民主進步黨國際事務部主任一職的美國哈佛大學史學博士候選人楊照，則是在撰寫於1996年5月的文章中表示，民主進步黨內的政治團體——新世代，是以福佬沙文主義等詞彙來剖析當時民主進步黨人的弊病。他指出，「新世代」之為何有此一「槍口對內」的堅持道德的作法，主要是因為民主進步黨人經常在臺灣的語言使用上所表現出的問題——只講自己的閩南話母語且不尊重臺灣的其他族群的母語。楊氏認為，「新世代」的批評，是對的。不過，他們卻沒有提出能夠解決這一語言問題的方案。而他則是認為，能夠解決問題的正確方案，其實不是要大家回歸過去的「統一語言」的舊方向上，而是要大家尊重臺灣社會中的「多語事實」。易言之，並不是決定大家應該均講中華民國國語，或是閩南語，或是臺灣的其他語言，而是使得大家可以理解多種臺灣的語言。在一個多語的社會中，每個人均有使用自己的母語且使用自己所擅長的語言的權利，而在這些語言之間，並沒有優劣高下的差別。楊氏亦表示，藉由各黨各派的支持者的影響力量，大家一起來學習容忍、尊重、欣賞別人語言的態度，才可以在選擇中華民國國語，或是選擇閩南語等企圖建立單一共同語言的沙文主義與霸權精神中解脫。[41]

在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任教的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碩士林瑞明，曾經在出版於1996年7月的專門研究臺灣文學的著作中表示，於1991年由林宗源、林央敏、黃勁連、李勤岸、胡民祥等20人所組成的以閩南語創作的「番薯詩社」，其創作觀念是認為「臺語文學就是臺灣文學」。林氏表示，他們所謂的「臺語文學」，是專指以閩南語創作的母語文學。「這不免令人擔心隨臺語文學的生根、發芽，又產生另外形式的語言霸權、文化霸權。」[42]

2005年，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研究所助理研究員一職的學者趙會可表示，臺灣當局的語言規劃擁有一種特性，即是「只看重語言的高度政治意涵，而根本不考慮設立14種『國家語言』是否可行」，其並且「也不反省提高閩南語地位是否對人口數居於劣勢的客家族群、原住民是否構成『福佬沙文主義』。」趙氏亦表示：「臺灣當局和有關人士大力進行閩南語言文字及通用拼音方案的推廣，一方面透露出『福佬沙文主義』傾向，另一方面將『臺語羅馬字』奉為『正統』，實際上是對西方殖民文化的屈從。」[43]任教於廈門大學的許長安，則是在2006年的討論臺灣鄉土語言教學的論文中表示：「閩南語、客語、原住民各族語等等，作為鄉土語言，我們相信所有人都會贊成應該要流傳、而且互相學習。但是如果要將閩南語提升到國語的位階，恐怕是一種福佬沙文主義的心態，無法得到其他族群的諒解。」[44]

於2004年至2006年間擔任中華民國總統府國策顧問的前中國共產黨人阮銘，在出版於2009年4月的著作中指出，專門研究臺灣歷史的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碩士李筱峯是認為「獨尊普通話（官北話）為『國語』，而壓制其他語言，和獨尊福佬話為『臺語』，而排斥其他語言，都同樣患著相當強烈的語言歧視和專制獨裁心態」。[45]

從語言與認同的關係來討論問題者，亦不乏其人。作為美國政治學界中的海峽兩岸關係的研究專家，任教於北卡羅萊納州戴維森學院的哈佛大學政府學博士任雪麗，在出版於2010年的討論臺灣的專門著作中指出：「年輕人對於用語言判定一個人愛不愛臺灣感到反感，語言對他們來說只是溝通的工具，不是族群認同的標記。」[46]長期在德國擔任中華民國外交官的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博士蔡慶樺，則是在出版於2020年的著作中表示，在德國社會中，所謂之「日常種族主義」的內容之一，是將「德國認同或是德國身分」與「是否能夠使用德語」予以掛勾。而這種刻板印象，是很可疑的。以閩南語同父母親交談的蔡氏亦表示，在認同與語言的關係上，自己是「不覺得以語言來定義臺灣身份是正確的事」。[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