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來西亞華人

根據馬來西亞2020年人口普查，馬來西亞華人人口在各州的比例為：[10]

以下列表只列出佔有一定華族人口的州屬。

檳城
主要集中區域：乔治市、北海、大山腳、新邦安拔

柔佛
主要集中區域：新山、依斯干达公主城、昔加末、居銮、麻坡、古来、峇株巴辖、拉美士、东甲、永平、笨珍。

霹雳
主要集中區域：金宝、怡保、安順、曼绒、江沙、太平、华都牙也、务边

雪蘭莪
主要集中區域：梳邦再也、蒲種、沙登、八打靈再也、安邦再也、加影、巴生市、万挠

馬來西亞華人最大的族群是閩南民系，總共約277.2萬人。[24]
狹義的閩南民系指福建閩南人，廣義上包括了潮州人。

來自福建漳州、廈門和泉州的馬來西亞闽南裔華人是馬來西亞華人社區當中最大的民系。 第一批華裔閩南人移民主要定居在馬六甲，佔馬六甲華人人口的3%，也被稱為峇峇娘惹（Peranakan）。[25] 第二波華裔福建人從19世紀起定居在馬來亞，掌控馬來亞的橡膠種植經濟和金融經濟[26]，構成了許多州最大的漢語語言群體。 許多漳州閩南人移民到馬來半島的北部城市，包括檳城、吉打、玻璃市、霹靂太平、吉蘭丹、登嘉樓；而祖籍泉州的福建人則移民到馬來半島的南部城市，包括雪蘭莪的巴生、馬六甲和柔佛。[27][28] 在婆羅洲的砂拉越也有不少來自泉州的閩南移民。[29][30]

為數不少的閩東人從19世紀開始移民馬來西亞，主要來自福建福州，和之後的閩清和古田县。婆羅洲砂拉越有大量閩東人社群，特別是拉讓江流域的詩巫[31] 。西馬的幾個城鎮也有大量閩東人聚居，特別是霹靂的實兆遠[32]、柔佛的永平和雪蘭莪的雪邦区双溪比力 。[33][34]

興化人主要來自福建莆田和仙遊，人數少於閩南人、閩東人。興化人主要散居在雪隆、霹靂、馬六甲、柔佛、砂拉越等地的城鎮，大多從事自行車、摩哆车和汽車零件配備行業[35]。

閩北人主要來自福建原建寧府地區，包括建甌、建陽、崇安、松溪、政和、浦城，人數极少，是馬來西亞各閩民系社群當中最小的群體。閩北人主要定居在檳城，不少亦受當地閩南人的影響而改說檳城福建話。

來自潮汕地區的潮州人從18世紀開始大量移民馬來西亞，主要在威省、霹靂吉輦縣和吉隆坡附近的巴生定居。這些移民是主要在馬來亞植物園種植管理鉤藤和辣椒。更多的潮州人在19世紀天猛公依不拉欣的鼓勵下移居到柔佛，許多新城鎮由移民來此擔任種植工的潮州人建成。新山[36]以及柔佛西部沿岸的主要城鎮（笨珍主要華人民系，和麻坡与峇株巴轄的次要華人民系）以及馬來半島中部州屬內陸地區城鎮分布許多潮州人[28]，他們大部分是依據在柔佛港主制度下來種植甘蔗和胡椒的種植工後裔[37]。其他州屬也有潮州人社群，在雪蘭莪的沙白安南縣的潮州人主要工作為種稻而定居的（适耕庄）[37]，在馬六甲內陸地區（如亚罗牙也和野新）也有分布[38]。

海南人從19世紀前就移居到馬來亞和北婆羅洲，但人數比泉漳籍、潮州籍、廣府籍移民少。来自海南岛的人從事食品餐飲業或漁業，或被聘為峇峇娘惹家庭的廚師。登嘉樓甘馬挽[39] 和雪蘭莪吉膽島有大量海南人聚居，檳城和柔佛新山也有相當規模的海南人社區。[40] 婆羅洲砂拉越和沙巴的城市和城鎮也有小規模的海南人社區，他們主要經營咖啡店。[41]

馬來西亞第二大的華人社群為廣府人，約188萬人[24]，主要來自廣東、廣西和海南。[42]

廣東人主要來自廣東廣州、佛山、三水、江门（五邑）、澳门、中山、高州一带，定居在吉隆坡和其周邊各大衛星城鎮，如八打靈再也、莎阿南和梳邦再也（八打灵县）、怡保、芙蓉市 、婆羅洲沙巴山打根、砂拉越泗里街、彭亨的关丹、[43]。這些廣東人早期的定居點都發展成了主要城鎮。大多數廣東人早期從事錫礦工工作。[42]

廣西人主要使用廣西南部各粵语方言（勾漏，钦廉，邕浔），人數比廣東人少，主要聚居在彭亨的文冬县、文德甲和勞勿县。[43][44]

客家人為馬來西亞華人第三大社群，共計約162萬人。[24] 早期移民至馬來西亞的客家人主要為礦工，他們的後代主要住在雪蘭莪[45] 和霹靂（主要是太平和怡保），[46]砂拉越、沙巴和森美蘭形成了大型的客家人社區。[47]由於20世紀黃金和錫礦業的經濟重要性下降，許多人轉向橡膠工業。西馬的檳城、馬六甲、彭亨、柔佛（主要在古來，在新山和居鑾也有分佈）有大量客家人聚居。[48]在1990年代統計沙巴的華人有57%是客家後裔，[49][50]大都從事農業工作。霹靂近打縣的客家人主要來自廣東梅州梅縣，而吉隆坡的客家人主要來自廣東惠州。婆羅洲沙巴客家人主要來自廣東寶安縣，而砂拉越的客家人主要是來自河婆。根據馬來西亞客家公會的數據，祖籍惠州的客家人在這近年人口穩定上升，其他的祖籍例如梅縣、龍川和河婆都持續下滑，主要是大多數的梅縣人聚集地地方，在怡保，客家人已完全被廣府人影響，也因如此梅縣客家人本身只会说廣東話、福建話或惠州客家話，只剩年長者會说梅縣話。[51]

三江人或上海人主要來自浙江、江蘇和上海，為馬來西亞華人第二小的社群。主要從事中文教育、裁缝和建設行業。[43]

中國北方人移民為馬來西亞華人最小的社群，他們使用各種官話方言。在沙巴，有華北人聚居的小社群[52]，祖先主要來自河北、北京、天津和山東，但他們自稱為天津人[44]。包括漢族和回族移民。他們與吳越人一起成立三江（長江、黃河和黑龍江）協會。[43][53]

在馬來西亞，現代標準漢語（華語）以外的各分支漢語（例如各種閩語、粵語、客語等）通常都被稱為「方言」。

與新加坡華人統一使用華語不同，馬來西亞政府沒有限制當地華人使用方言，馬來西亞华人之間普遍以華文或方言交流，如福建閩南話和廣東話（分為北馬檳城福建話、中馬吉隆坡廣東話和南馬柔佛潮州話）和客家話，而中文書面語則是官話白話文。

马来西亚华人大多受中文教育长大，學校裡華文課皆用簡體中文，但繁體中文在坊間仍有一定流行程度。多數華人經常使用標準華語和其他華族語言，而马来语和英语则作为其次要语言。

此外，也有部分華人以英語為日常語言，其中包括受英語教育的華人和半数受中文教育的年輕一輩華人。根據2011年《馬來西亞內幕者》在一項對107位馬來西亞華裔成年人口的街頭訪問，其中有26.1%或28人不能夠流暢掌握或完全無法明白馬來語；接受訪問的75人當中，68%或51人認為馬來語是一個重要的語言；但和英語相比，只有33.3%或25人認為馬來語比英語重要，29.3%或22人認為英語比馬來語重要，20%或15人認為兩者同樣重要。 [64] 另外，在多元文化的環境下，多語混雜使用的情況也很常見，這種現像在當地被戲稱為「羅惹」的混合語[註 3]。

根据2010马来西亚人口普查，共有6,640,000华裔人口，其中華語（現代標準漢語）为大部分人的日常沟通语言。

在2010年馬來西亞人口普查裡，華人的方言被分為九大類，即閩南（福建）、廣東、客家、潮州、海南、廣西、福州、興化（莆仙）、福清及“其他”小語言群。根據馬來西亞統計局2010年未出版的統計，華人人口為6,640,000。以下所採用的統計來自馬來西亞國家統計局2010年人口調查未出版的數字[65]：

根據大馬2010年的人口普查，大多數的大馬華人都歸類自己為佛教徒而且也信奉佛教，但他們也同時保留中國民間宗教與道教的傳統信仰文化。同時，本地華人也十分尊重本土傳統信仰習俗，比如祭拜拿督公。

除了信奉漢傳佛教外，部份大馬華人也信奉南傳上座部佛教與藏傳佛教。

約有11%的大馬華人信奉基督宗教（基督新教和天主教）。

一些大馬華人因為婚姻關係（與馬來人或印度裔穆斯林通婚）而信奉伊斯蘭教，也有大馬華人世代為穆斯林（通常是回族後裔）。

華人印度教徒只佔了非常小的比例，通常在印度教廟宇祈禱，且參加印度教節慶大寶森節。

在二十世紀前期（1920年代）標準官話（華語）在馬來西亞華人社群通用前，馬來西亞華人根據各自籍貫的漢語將名字羅馬化。例如客家漢名葉亞來，將會寫成「Yap Ah Loy」；閩南漢名林梧桐，將會寫成「Lim Goh Tong」。

二十世紀後半葉華語在馬來西亞華人社群興起，馬來西亞華人傾向於以各自籍貫漢語發音當作姓氏的發音，而以名字則使用華語發音。

一些馬來西亞華人也採用英文名字，英文名字通常是在中文名之前寫的。例如，楊紫瓊的名字為「Michelle Yeoh Choo Kheng」。

在馬來西亞娶穆斯林的非穆斯林必須轉奉為伊斯蘭教。這種改宗信徒通常採用穆斯林名字，除了原名之外還要使用穆斯林名字。這些通常是短的阿拉伯名字，例如Abdullah Tan Yew Leong。

馬來西亞中華菜與大中華地區（中國內地、香港、澳門和臺灣）及其他海外華人的料理口味差異很大。許多馬來西亞華人料理受馬來人料理和印度菜的影響，口味往往偏辣。一些馬來西亞華人茹素，有的為宗教信仰因素，也有健康因素。

馬來西亞中華菜近似於華南的菜系，主要源於閩菜、粵菜、客家菜和潮州菜。這些料理在中國南方菜系都能找到，如雲吞麵、點心、豆花和海南雞飯。

炒粿條

源於巴生的肉骨茶

本地化中华料理為融入當地食材的華人料理，但口味並不偏辣

• 檳城炒粿條[67]
• 檳城福建麵
• 吉隆坡福建炒
• 肉骨茶[68][69][70][71]
• 客家釀豆腐
• 七彩魚生

為與馬來菜融合的中華菜，如咖哩麵、咖哩雞和辣椒蟹。娘惹菜如叻沙和米暹，為中國料理食材混合多種香料。

20世纪初的馬來西亞華人對祖籍國有割捨不斷的感情，渴望加強與中國的聯繫，故早期的華文報刊內容多以中國新聞為主。但在獨立後，馬來亞政府開放讓僑民入籍以及第二代馬來西亞華人的誕生，華文報刊也慢慢地轉變編輯方針，同時加強華人社群與政府及其他民族之間的訊息交流，扮演橋樑角色。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50年代后的馬來西亞華文報刊也依然有特刊報導中國大陆、香港和台灣的新聞。

馬來西亞最初的華文報刊是1815年至1879年之間發行的《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尚存最長青的報刊是1910年由孫中山在檳城創辦的《光華日報》，當地華文報刊在反殖民統治、抵禦日侵和建國獨立等歷史事件上都發揮了反映民情的功能，漸漸由僑報轉型為主流報刊[72]。目前在西馬較具地位的報刊有《星洲日報》、《南洋商報》、《中國報》、《光華日報》和《光明日報》。

光绪年间，八国联军攻破北京，迫使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出走。经过李鸿章的谈判，清朝政府被迫签下不平等条约及承担“庚子赔款”。槟城极乐寺的开山住持妙莲法师将募化来的数万银元献给清朝承担“庚子赔款”。为此，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分别御赐 “大雄宝殿”和“海天佛地”两幅匾额给槟城极乐寺，慈禧太后还御赐《龙藏经》。

“锡矿大王”胡子春在中国捐款建粤汉、苏浙、漳厦三条铁路，并为提倡教育而创办永定师范学堂等五所学校，他还捐八十万白银给清朝购买军舰以抵抗帝国主义侵略，因此被慈禧太后封为荣禄大夫，赏花翎顶戴。不料，朝廷却将八十万白银捐款拿去建颐和园佛香阁，这種心態造成往后甲午战争的失败和割让台湾的历史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清朝末年，孙中山数次来到马来西亚的槟城、太平、怡保、吉隆坡、马六甲等地宣傳革命。马来西亚华人前赴后继支持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有者倾家荡产，有的如黄花岗烈士牺牲生命，这些华人为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

孙中山先生于1910年11月在马来亚的槟城开会密议广州“三·二九”起义（史称黄花岗起义）。这次起义牺牲的华人有29名来自新加坡、马来亚、越南、印尼等地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年龄最大的是52岁的越南华侨罗联，最小的则是出生在霹雳(Perak)年仅18岁的余东雄。这些烈士中有工人15名，商人3名，其余的则为学生、记者、教员和传教士。目前可考的有来自马来亚的：

1. 李炳辉，又名祖奎，别号路得士。早年旅居霹雳州，入教会所设学校学习英文，后来由该校保送马六甲某校肄业，分发新加坡英国长老会教堂从事传教。年仅20岁的他，途经香港时，即接到母亲劝他不要去冒险的信件，但他却写下绝笔诗。起义时，他随黄兴进攻两广总督衙门署，至高第街战死。
2. 李晚，祖籍广东云浮，(1874-1911)，这位吉隆坡的裁缝工人，为了参加广州起义，卖掉了自己的脚踏车作盘缠。在攻打总督衙门的战斗中扛着大旗冲锋在前，中弹而死。
3. 李雁南，祖籍广东开平，早年旅居马来亚和缅甸，战斗中受伤被捕后押上刑场。
4. 罗仲霍，广东惠阳人，(1881-1911)。名坚，字则君。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毕业于槟城师范学堂。曾经协助筹办吉隆坡尊孔学堂、荷属火水山(今印尼棉兰市)中华学堂，曾经担任这两间学堂的校长及当地报馆主笔。
5. 余东雄，祖籍南海，(1894-1911）生于霹雳务边，1911年初回中国参与起义，他与罗仲霍、何克夫等攻进总督衙门，搜寻两广总督张鸣岐未获，出署时与清军相遇，激战中牺牲，年仅18岁的余东雄是最年轻的牺牲者。
6. 郭继枚，祖籍广东增城，(1892-1911），生於馬來亞霹雳州务边，生前为矿工，年仅19岁的郭继枚与余东雄是生死之交，共習武並結伴打獵。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务边富商余东旋負起照料郭继枚和余东雄之家属的义务，分別將他們安置在务边大街400号及404号。据悉郭氏和余氏皆未留下后代，其家属的最終下落也未明。

新加坡的晚晴园孫中山南洋紀念館的入口处佇立著4座黃花崗烈士铜像。其中两名持刀槍者即为郭继枚和余东雄供人凭弔。根据新加坡孙中山南洋纪念馆介绍，支持孙中山革命事业的著名马来西亚华人还有：

1. 吴世荣 (1875 - 1944)， 槟城第二代华侨，早年为支持孫中山革命而傾家蕩產。二戰期間，利用私人關係保護了許多抗日志士。
2. 郑螺生(1865 - 1940),，在怡保经商，店号为吉兴隆(Kiat Seng Liung)，经营由邻国运入的杂货，长在槟城、峇株巴辖、兆运及木威等地设有分店。曾参于黄花岗起义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3. 李源水（生平不详），受英文教育，和郑螺生是少数受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名义嘉奖的马来亚华人。
4. 陆秋杰（？-1918）雪兰莪州声名卓著的人物。陆秋杰受英文教育及归化为英籍，吉隆坡闹市一条路是以陆秋杰为名（Jalan Chow Kit），以纪念他对地方上的贡献 。
5. 陆秋泰（生平不详），陆秋杰的弟弟，也是少数受英文教育及归化英籍的孙中山支持者，他是一位成功的矿家。吉隆坡闹市原有一条秋泰路（Jalan Chow The）来纪念他，该路后来被更改成帝帝皇沙1巷（Jalan Titiwangsa 1）。
6. 陈占梅（1875-1944），同盟会吉隆坡分会主席，协助孙中山革命和北伐。七七事变后，发动马来西亚华侨捐款抗日，任南侨筹赈总会主席团常务委。马来西亚政府特别在吉隆坡拨出一条路，以陈占梅命名（Jalan Chan Chin Mooi），以纪念他对地方上的贡献 。
7. 邓泽如（1870-1934）是孙中山在马来亚最得力的助手之一，并于1912年推革命成功后，回到中国出任财政部长。森美兰瓜拉庇拉（Kuala Pilah）唯一以华人名字命名的路（邓恩路）就是纪念他的功勋。
8. 沈鸿柏（1873-1950）马来西亚华教斗士沈慕羽的父亲，同盟会领袖，国民党成立后任马六甲埠支部长 。

抗日战争及日军占领马来亚的3年零8个月。马来亚华侨（以第一代大陆移民为主）从早期的动员、组织、赈款，到最后的投身战场都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并引起日军占领马来亚后进行报复。

进行抗日动员与组织工作的重大日子有：

• 1937年8月 马来亚华人各界抗敌后援会成立。
• 1938双十节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在新加坡成立。
• 1942年1月 以华人为主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同盟和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成立。

第二世界大战前，日本政府在马来亚登加楼州龙运（Dungun）开办的铁矿生产大量的钢铁运往日本制造军火。1937年底，为了抗议日本侵华，马来亚华人在巴株巴辖、甘马挽及加烘的日人铁矿罢工。在文德甲、芙蓉、彭牙兰等地的日人胶园，也有马来亚华人工人罢工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策划龙运铁矿华工罢工的人就是新加坡著名抗日英雄林谋盛 。

在经济上援助抗日战争，马来亚华人发动赈款支持中国抗战，捐赠方式有很多种，分别为特别捐、月捐和义卖运动。其中南洋华侨筹赈总会最有组织领导，它根据各地区人数和经济状况确定月捐数目，在新加坡召集南洋侨领开会时，认定新加坡常月捐国币40万元，马来西亚认定月捐国币130余万元。 当时国民党中央社有一评述：“各地捐款最多者为马来半岛，人数少而捐款多者为英国、菲律宾及南非三地侨胞。个人捐款最多者为胡文虎，最热心者为仰光侨胞叶秋莲女士。该女士尽将所有首饰财产变卖，以捐助政府，而自己则入寺为尼。团体最热心者为侨美致公会。该会曾以会所6处拍卖，得价全数捐政府”。

祖籍福建厦门同安的新加坡华人领袖陳嘉庚也创办《南洋商報》，大力主张国內全面抵抗，「七七」之后更是每天大篇幅报道抗战新闻，激励海外华人出钱出力支援中国抗日。從抗战爆发到星馬沦陷前的4年多时间里，「南侨总会」以义捐、认购国民政府战爭公債、向国內親友寄侨匯、捐赠藥品、募集衣物等形式，為中国籌款达54億国币之多，佔全世界华人赈款的2/3以上，当时4万5千国币就可购军机一架，这些巨款填補了国內近半数的战爭開支。

在人力上援助上，新加坡华人领袖陈嘉庚的号召下，马来亚华人机工前往滇缅公路，抢运抗战物资，在三年多的时间里运输45万多吨物资往抗战后方。在这条公路，估计有1000多名马来亚和新加坡华人机工在滇缅公路牺牲生命。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马来亚沦陷后，中国和英国政府组织136部队，许多新加坡和马来亚华人也投身太平洋战争。136部队负责联络敌后抗日武装力量及增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军火物资供应。领导136部队的是新加坡著名抗日英雄林谋盛 。

1942年日军占领马来亚后，2月16日，日军进入新加坡市区，随即开始以屠杀华人抗日分子为主要目的的“大验证”行动，命令成年男性华人“听候良民登记”。在“验证”中，几乎每一个华人都受到了日寇的严厉审问，各界华人成功人士更是日军迫害的重点对象。凡是被日军“认定”的抗日华人，尤其是祖籍非闽粤地区者，体格较为高大健壮者，以及身上带有纹身者，或被捆绑后推入海中淹死，或被活埋，或被毒死，或被集中枪杀。许多华人甚至仅仅因为接受审问时有点紧张就被当作抗日分子杀死。后来，日军几乎每攻占一个地方，都要进行类似的“验证”，致使槟城、怡保、吉隆坡、马六甲等大中城市中成千上万的华人男性蒙难。在日军占领马来亚3年零8个月的日子里，共有30多万马来亚华人遇难。此外，日军在占领期间发起了强迫马来亚华人捐款的“献金”运动，要求马来亚华人款5000万元（英国当时发行的马来亚货币单位）。

马来西亚目前拥有无数散落在各地的抗日纪念碑，最著名的是建于一九四八年的马六甲三保山（Bukit Cina）“马六甲华人抗日殉难义士纪念碑“。这是无数纪念3年零8个月的日子里被日军残杀的华人的纪念碑之一。碑柱上刻着由蒋中正所题的“忠贞足式”四个大字。槟城州亚依淡（Ayeh Itam）附近也有一座马来亚华人机工纪念碑。

在1957年马来亚独立后，政治上马来亚华人已经和中国划定界限。由于政治上的对抗，马来亚政府限制华人访華和看亲。这虽然造成一种障碍，却不影响有限制的贸易和经济来往。马来亚华人访華的限制延续到1989年马来西亚政府和平解决马来亚共产党叛变问题后才取消。除了政治问题之外，1969年的五一三事件后，为了避免其他种族的猜疑，马来西亚华人对涉華课题上都保持沉默。

虽然英国早在1950年元旦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代辦級外交關係，马来亚在1957年独立后却因为马来亚共产党叛变问题而与中华民国建交。这段外交关系一直维持到1974年马来西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为止。

长久以来，马来西亚华人团体和华人政党都不公開宣扬任何与中国的关系。许多邀请中華民國駐馬來西亞使節或中華人民共和國駐馬來西亞使節出席的华人团体活动都保持低调，华人报章也不宣扬。但随着中国在国际上以崛起和向外扩散其影响力的因素，一些华人团体与政治人物已公然在相关议题上为中国发声，引起马来西亚政府的关注与警戒[73][74]。

1988年12月11日，时任马华公会总会长兼交通部长林良实在古晋民事中心为世界林氏第二届恳请大会主持揭幕礼致词时说，时至今日，全体马来西亚华人已把马来西亚视为自己的祖国，早已不再心向中华民国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在这个国家扎了根，生于此，长于此，也将死于此，我们已经融入马来西亚人民的主流中。”但即便如此，长期以来中华民国仍是马来西亚华人最热衷的留学目的地之一。

根据2008年的数据，马来西亚目前仍然有将近2万持红色身份证的华人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这些人中，大部分法律上是无国籍者，因为一部分人仍然是持着已不被承认的中华民国护照。这种现象是一个长久已被马来西亚华人遗忘的历史。马来西亚独立前，华人目睹时代变化，在孫中山的影响下积极参加中国的革命活动。满清被推翻后，在英国人的允許下，孫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于1912年在新加坡和马来亚建立支部 。1925年孫中山逝世，同年英国殖民政府禁止中国国民党的活动。1930年，中国国民政府通过外交途徑表明中国国民党並非马來亞的非法团体，同时不反对华侨入党，只要他们的活动沒有危害当地政府的利益。中国国民党马来亚支部在抗日时代就发挥作用，积极开展华侨在财务上支持中国抗战，华侨机工也前赴后继在滇缅公路上维护车辆及输送援华物资 。1949年9月11日中国国民党关闭马來亞的支部。加上英国于1950年1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封闭中国国民党组织，其党产和活动转向俱乐部形式散布在马来西亚民间 。认同中国国民党的人士继续坚持中华民国护照及俱乐部活动，造成他们的后代只能以永久居民的身份持有马来西亚红色身份证。这些因历史所遗留的问题也因为中华民国在台湾本土化、马来西亚华人主流社会忽略及政治上的排斥，渐渐被人遗忘。华教斗士拿督沈慕羽局绅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是目前马来西亚华人罕见的的国民党人士，他于1988年7月及1993年8月分别被聘为国民党第十三及十四届中评委 。2002年，马六甲华团庆贺拿督沈慕羽局绅90岁寿宴，马英九及连战也特别托人送礼。而在霹雳州的太平，在马来亚独立50年后，仍然有华人在铭旌与墓碑上采用民国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國家在教育方面多年來進行了幾次決定性的政策和原則。1949年成立中央顧問教育委員會，接著1951年的巴恩報告書產生了（Barnes Report），接著又有華人提出的芬吳報告書（Fenn-Wu Report），這一切導致了1952年教育條例（Education Ordinance in 1952）。1956年拉薩報告書（Razak Report）推出了以馬來語作為國語和作為在小學除英語外的必修課，以及使用一個全國的共同性教學大綱，拉薩報告書被制定和1957年教育條例（Education Ordinance in 1957），而拉薩報告書也進一步綜合了殖民地教育體系。

1960年，國家成立委員會以審查落實教育政策。達立報告書（Rahman Talib Report）提出了若干建議被隨後納入1961年教育法。這些措施包括取消小學學費，使用馬來語作為馬來西亞主要教學語言，並自動晉陞格3年級，提高基礎教育至9年。該報告還強調了學校課程的3M，也即是（讀，寫，算）在初級的水平。在2003年，國家通過1996年教育法令成立了強制性小學教育。[81] [82]

華人初到馬來西亞時多開設私塾以教育下一代，當時的私塾多半以《三字經》、《千字文》或《四書五經》等做為教材。那時候教書都是使用母語（閩南泉漳話、客家話、粵語、潮州話、福州話等等）

在南洋，辦學初期英殖民政府多半對其採取放任態度；然而到了1920年，殖民地政府見華人勢力日漸龐大，逐頒佈《1920年學校註冊法令》對其進行阻撓和打壓[83]。

二戰時期，日本侵佔馬來亞半島迫使民間教育陷入停頓的狀態，直至戰後方見復甦。在這期間，殖民地政府先後頒佈《1952年教育法令》、《1956年教育（修正）法令》、《1957年教育法令》和為數眾多的報告書[83][84]。

獨立以後，聯邦政府採納1955年的《拉薩報告書》和1961年的《達立報告書》頒佈了《1961年教育法令》，大大地削弱了華語教育的發展，引起民間的極大反彈；為了維護華人接受華語教育的權利，董總和教總在1977年開始推動獨中復興運動，比如「講華語運動」。不过，该运动早期因强制禁止在校园内讲方言而推行体罚的行为存有争议，而因为观点立场和文化问题，华人普遍接受多种言语的交流，因此该运动沒有在社会带来多大的实质影响[83][84]。目前在馬來西亞有1200餘所國民型華文小學（簡稱“華小”）、60所獨立中學和3所私立多元媒介大專院校[85]。

雖然華文小學已於1957年成為馬來西亞國家教育體制的一環，但是由於馬來西亞政府各項政策和行政偏差，長期以來，華文小學面對著增建重重困難，例如: 撥款、師資、設備等等重大難題[86]。

隨著時代變動，馬來西亞華人人口普遍增長，特別在人口密集的城市地區，華裔家長會面對華文小學額不足的困境，這導致許多華裔新生小小年纪就被迫到遠離住家的普語小學上課。馬來西亞教育部官員對華人社在要求增建華小的課題上百般阻擾，以種種理由拒絕。政府的學校保留地往往只能用來興建馬來文學校，華人社會必需自己尋找校地並獲得政府批准方能建立華文小學，這影響了華文小學的發展。許多針對華小的國家政策（例如：第九大馬計劃）及政黨競選的承諾也往往隨著時間而沒有實現[87]。

馬來西亞第5任首相阿都拉·巴达威认为，他不贊成增加華文小學，因為他認為這可能導致國家家出現兩種教育制度[88]。马来西亚第4任与第7任首相马哈迪·莫哈末也持相同观点，他认为华人的「多源流教育」会阻碍民族团结，并会形成社会分裂，因此他提出宏愿学校的建议，让各源流学校能联合共同活动，但不被华裔社会普遍接受[89]。

馬來西亞教育部長久沒有均衡發展華文小學和培訓教師。2007年，根據馬來西亞教育部學校組的資料，華文小學缺少2.1萬名華文教師[90]。

馬來西亞政府以新經濟政策為由，在教育方面的行政和政策都以馬來人利益為主進行所謂「固打制」（即种族配额制）。除了設立只收取馬來學生而已的瑪拉工藝大學和學院（Mara）之外[91]，馬來西亞政府的大部分海外升學獎學金也是頒發給馬來人。在2008年之前，雖然只占人口的百分之54，馬來人與非馬來人獎學金的比例卻是90對10[92]。在公立大學招生方面，馬來西亞當局也以種族政策和固打製為由，將專業領域如醫科、工程系、法律、藥劑系及生物科技等等分配給馬來人，華裔優秀生縱然成績顯著，也不一定能順利進入理想的大學課程。例如，出生於馬來西亞的新加坡國會議員李美花，以優秀的成績的確考進了馬來西亞最有名的馬來亞大學，但當局分配的卻不是她選擇的工程系，最後她獲得了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工程系的錄取而離開了馬來西亞[93]。

此外，2008年7月，2007度全國最佳成績的優秀學生江韻兒因未獲選進入馬來亞大學醫學系，結果決定前往新加坡國立大學醫學系就讀[94]。2002年5月，為了平息非馬來人的不滿，公立大學錄取新生首次採用以成績為標準（績效制，Merit）而不是按種族配額為標準（固打制/配額制）的辦法。然而，大多馬來族理科生可選擇報讀難度較低的大學預科班（Matriculation），而大多數非馬來人卻無法被大學預科班錄取，而需報考與英國A-Level相同水準的馬來西亞高等教育文憑。

2008年8月10日，根據報導，馬來西亞雪蘭莪州務大臣卡立建議開放瑪拉工藝大學給其他族群以營造健康的競爭。他認為該大學在未來也應開放百分之十的學額讓非土著和外國學生升學。基於瑪拉工藝大學是一間只招收土著學生的學府，卡立的建議不旦遭到馬來政治領袖的譴責，而且還引發400名瑪拉工藝大學的馬來學生舉行集會和遊行至莎亞南的雪州政府大廈示威。根據報導，參與示威的學生呈交一份反對開放的備忘錄，並要求州務大臣卡立收回言論和公開道歉[95]。

由於學位分配不公，每年都有數以萬計的馬來西亞學生到海外升學，他們首選為台湾，其次為澳大利亚，新加坡、俄羅斯、中国大陆等也在考慮之列[96]。

馬來西亞政府實行對華人不平等的教育政策是華人人才流失的原因之一，其次是為了賺取更高的薪酬[97]。離馬來西亞一水之隔的新加坡則是得益者，其他移民國家或地区包括美國、澳大利亚及中国大陆、台湾。新加坡許多優秀的國會議員、政府官員和部長都是馬來西亞移民。例如新加坡現任發展部部長許文遠，是檳城鐘靈中學的畢業生，憑新加坡政府頒發的哥倫坡計劃獎學金到澳洲深造[98]，畢業後留在新加坡。除了以上談到的李美花和許文遠外，新加坡前國會議員伍碧虹也是馬來西亞移民。

2004年，這個問題引起了當時馬來西亞青年及體育部華人副部長翁詩傑的注意。他認為，馬來西亞國內的獎貸學金不足，造成華人人才流失。因此，翁詩傑建議馬來西亞華團組織設立獎貸學金以供華人學生申請，協助馬來西亞留住华人人才[99]。

早年華人領袖陳禎祿在1947年出版《Malayan Problems》 一書中反對《馬來亞聯邦憲法報告書》中歧視性的條款。在當年緊急狀態期間，英國殖民地政府以同情和支持馬共為由，擬驅逐數以萬計的華人出境。陳禎祿為此而親身向英國欽差大臣葛尼（Gurney）交涉，反對英國殖民地政府這種殘忍手段。最終英國殖民地政府撤銷了遣送華人返回中國的计划。[101]

某些巫統的政治人物經常使用“社會契約論”以捍衛“馬來人至上”的原則。一般有關於「社會契約論」的說法是提及有關給予非馬來人公民身份，和《馬來西亞憲法》第153條中賦予馬來人特殊權利和特權。

2008年檳城威省峇東埔舉行國會补選，當時的巫統升旗山區部主席阿末依斯邁爾在選戰中批評「華人只是寄居，即使得權也不會平均分配財富給各族」[102]。阿末依斯邁爾的種族言論引起了華人的不滿，在壓力下副首相納吉代表執政黨巫統向馬來西亞華人道歉[103]。然而，阿末依斯邁爾卻堅持自己的立場並於2008年9月8日召開記者會強烈警告馬來西亞華人「切莫嘗試像『美國猶太人』一樣，在掌控經濟之餘，得寸進尺要掌控政治」[104]。随后，巫统最高理事会宣布将阿末依斯邁爾冻结党籍三年，以示惩罚[105]。

馬來西亞華人一般來説會維持一個較爲獨特的群體認同，由於宗教和文化差異，華人極少跟馬來人通婚。依據穆斯林法律，若華人與馬來人穆斯林聯姻必須改宗為穆斯林。 華人和馬來人混血後裔在現代被認定是馬來人，而非認定為峇峇娘惹或華人。一些峇峇娘惹保有純粹的華人血統，而其他一些人與馬來人婦女聯姻。 [106][107]

少數馬來西亞華人與馬來西亞印度人通婚，華印聯姻生下的後代為華印混血兒。[108] 部分華印混血兒接受華文教育，能流利使用華語以及其他華族語言如泉漳福建話、潮州話。而父親為華人、母親為印度裔的華印混血兒則有中文名字。[109]

一些馬來西亞華人家庭也领养馬來西亞印度人。比如身為馬來西亞印度裔的陈美娇自我认同為华人，她说：“I know my skin is darker than most and I might look different, but I see myself as Chinese（縱使我皮膚比你們黑一些，樣貌不一樣，我仍認爲我是華人）”。[110]

從馬來西亞移民往海外移民的各種族中，華裔為人數最多的種族。自1957年以來，已有二百萬以上的馬來西亞移民。 [111] 2006年至2016年4月期間，約49,900名馬來西亞華人放棄其公民身份（包括取得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以及英國海外公民護照的人士）。[112]根據世界銀行報告指出，2010年馬來西亞海外僑民的數量估計約為一百萬，但實際數字可能還要高更多，其中大部分是馬來西亞華人。馬來西亞僑民中有57%移居鄰國新加坡，其中近90%為華人。這些移民因經濟和教育等問題移居新加坡。

由於新馬兩國華裔族群語言和文化之間的相似，距離相近而且新加坡華人眾多，不少馬來西亞華人移居新加坡，成為新加坡華人，這個比例達到57%[113]。根據2010年新加坡人口普查，新加坡華人中，出生於馬來西亞的華人為338,501人。[2]在2015年，移居新加坡的馬來西亞華人最高比例為47.2％。[114]

澳大利亞為繼新加坡後第二個馬來西亞華人移居地。[114]澳大利亞華人中，來自馬來西亞的華人占了10%，[115]在2001年人口普查中，大馬華人為澳大利亞所有馬來西亞僑民中最大的種族群體，其中72%的馬來西亞僑民聲稱擁有華人血統，而有馬來人血統的只有11%。[115]自1987年後，馬來西亞華人以依親、商業及技術移民至澳大利亞。[116]在聖誕島的華人中，來自馬來西亞佔了65%。[117]

其他移居的西方國家包括英國、美國、加拿大和新西蘭。[114]知名人士如周國棟（英語：Danny Choo）、周仰傑（英語：Jimmy Cho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