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交恶

中苏矛盾萌芽于1930年代中共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毛泽东和其他一些领导人认为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不符合缺少城市工人阶级的中国的国情（因國民政府重軍駐守城市地区，中共在城市发动的工人武装暴动全被國民政府鎮壓），而决定发动农民进行革命。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斯大林始終不認為毛澤東的方法適合中國革命，而支持瞿秋白、李立三和“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領導中國共產黨，把毛澤東排除在中央委員會之外。遵义会议及延安整风后毛泽东掌握党内实权，并在中共七大后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而代表苏联路线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逐渐退出权力中心。自此毛泽东全面執掌中共。即使如此，直到1938年，斯大林仍然不願意承認毛的領導地位。毛澤東認為，共產國際並不瞭解中國，而他的成功並不是靠斯大林的支援而是靠自己的奮鬥，更明言「我們努力解放中國肯定不是為了把本國交給莫斯科」。赫鲁晓夫回忆称，斯大林曾認為毛澤東是個「仿造的馬克思主義者」，對馬克思主義理解有限，缺乏國際眼光，侷限於自己的革命經驗[2]。

1945年8月抗日戰爭即將結束時，蘇聯軍隊向日本宣戰，出兵佔領中國東北。期間蘇聯把20億美元的工業設施當作「戰利品」掠走，並沒收了30億美元的金條和8.5億滿幣。蘇軍把部分日軍武器交予中共軍隊，卻不讓他們控制東北。

抗日战争结束後，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希望中共和中国国民党领導的国民政府合作。1945年苏联和中国国民党主导的国民政府签署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令毛澤東很不高興。国共內战期间，苏联雖然为中共提供一些武器，卻未有全力支持中共。毛澤東事後認為，是因為沒有聽斯大林要他和蔣介石合作，革命才勝利。

1955年到1957年间苏联援助建设的武漢長江大橋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後，苏联成为首个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国家。中華人民共和國奉行“一面倒”的外交政策，即向社会主义国家陣營靠攏，歌曲《莫斯科—北京》還成為建國初期家喻戶曉流行歌。1950年，中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蘇聯開始對中國提供大量技術援助，如援建武漢長江大橋等多項建築計劃，以及著名的156项重点工程，輸出各種技術與人才，「莫斯科—北京軸心」因此形成。毛澤東還於1952年讚揚這個軸心是「持久的、牢不可破的、戰無不勝的」[3]。

尽管如此，中苏两国在意识形态上却有很大的分歧。中国认为“毛泽东道路”，即像中国革命一样，“由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全民族反帝联合战线”及“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开展持久的武装斗争，从农村包围城市”，是“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和解放的道路”，这理论“不仅对中国和亚洲具有意义，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也具普遍意义”，更认为中国革命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经典”。苏联却不认同毛泽东的言论，认为应遵从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指引的道路，亚洲人民以中国革命看作样板非常危险[4]。苏联對亞洲地區（特別是東南亞）的革命無直接關係，斯大林更建议中共不要急于准备向南进军到印度支那、缅甸、印度边境。随后斯大林明确表示，目前不宜建立东方共产党情报局。沈志华认为真理报上刊登刘少奇关于武装革命的讲话，只不过是要巩固当时关系微妙的中苏同盟，并使毛泽东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作出让步。[5]

1949年底至1950年初毛泽东访苏，其目的主要是废除1945年条约，重新签订中苏同盟条约。斯大林最初反对“改变原有中苏条约的合法性”，苏联租用旅顺口30年“在形式上不能改变”，但可以发表一个声明表示苏联同意从那里撤军。后来，在毛泽东的强硬态度面前，斯大林不得不同意签订新条约。苏联有关部门反复考虑，数易其稿，在周恩来到达莫斯科之前起草了12份有关条约和协定，其中规定，目前在旅顺口和大连港的苏联军队自本条约生效之日起2－3年期限内全部撤回苏联境内，撤军将于1950年开始。最后，经过双方讨论确认的协定规定，缔结对日和约后，不迟于1952年底，苏联军队撤出旅顺海军基地；1952年8月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到莫斯科与斯大林进行会谈，除了解决中国的经济发展计划和朝鲜战争问题，延长苏联在旅顺基地驻军也是讨论的内容之一。会谈中斯大林指出，延长共同使用旅顺海军基地期限的倡议应由中方提出。我们在那里是客人，而客人是不提这种问题的。于是，周恩来建议以互换照会的方式，由中国政府向苏联提出相应的请求。9月15日，中苏交换了《关于延长共同使用中国旅顺口海军基地期限的换文》。[6]

1953年斯大林死后，1954年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访华，并在1955年把军港旅顺归还中国。斯大林的去世使苏联党内围绕继承人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赫鲁晓夫特别需要得到中共的支持。因此，在1958年兼任部长会议主席之前，赫鲁晓夫主要是利用党的渠道向中国通报各种情况，以求得到中国领导人的理解和支持，同时也通过这条渠道推动向中国提供大量经济的和军事的援助。交还旅顺口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6]

1956年，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批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提出「三和路线」[註 1]。之后苏联和从前斯大林批判的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建交。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搬走了压在中共头顶上的石头，但其对个人崇拜的批判，让毛泽东很不高兴。一般认为，赫鲁晓夫对马列主义中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的修改[註 2]，让中共不悦。但沈志华认为，事实上，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时，中共还强令北越代表接受与南越划北纬17度线而治的提案。因而苏共二十大时，中苏还未因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妥协而产生分歧[7]。

1958年4月和7月，中共要求苏联提供承诺给予的核武器及核潜艇，苏联则提出要在中国领土上建设用于军事的长波电台，和在中国领海和中方组建联合舰队作为交换。在建设长波电台问题上，毛泽东认为这牵涉主权问题，提出中方出一半资金，苏联出另一半资金和全部技术，但长波电台主权属于中国，被苏联拒绝；而组建联合舰队一事，毛泽东则认为苏联企图军事控制中国。中共当时海军十分薄弱，即使组建联合舰队也无能力共享苏联的海岸线。毛泽东后来在回忆这件事时说：「事实上同苏联闹翻是1958年，他们在军事上控制中国，我们不干[8]。」赫则无法理解毛的激烈反应，特别是苏联刚答应提供给中国潜艇技术的前提下，他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间在互相供应、合作上不存在任何困难，而我们竟连这么简单的一件事都不能取得一致意见[9]。”

沈志华认为，事实上毛泽东之所以对联合舰队之事大发雷霆，是为了把赫鲁晓夫骗到北京。在赫鲁晓夫秘密访华与毛泽东会谈之后，毛泽东突然提出就这次会谈发表一个联合公报。8月3日的联合公报强调：“双方就……解决国际问题……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而其实双方在会谈中并没有谈及任何“国际问题”。而就在联合公报发表后的8月23日，解放军炮击金门。美国和中华民国方面自然认为这是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共同商量好的军事行动。然而，事实上，毛泽东从未向赫鲁晓夫透露过炮击金门之事，在炮击金门之前赫鲁晓夫一直被蒙在鼓里。毛泽东其实是狐假虎威，赫鲁晓夫被毛泽东利用了。这件事后来成为中苏分歧的重要诱因[10]。在党政合一的政治体制下，在国家关系混同于党际关系的状态下，社会主义同盟中各国主权的完整性就很难得到保证。同时，这种关系范式压抑了同盟各国追求独立发展的民族感情和心理，表面的团结统一往往掩盖了同盟内在的不稳定因素。[11]。

131工程地下防核爆避難區，1968年，中苏边境局势紧张，中国政府准备应战，毛泽东下令汪东兴在鄂南地区为他修建战时住房：防核战争地下指挥部。

大跃进早期，苏联是一直支持的。但在1958年，苏联对人民公社运动则较为谨慎。赫鲁晓夫对人民公社的不同看法，开始由西方媒体曝出。1958年12月17日，《华盛顿邮报》刊载文章披露了美国议员休伯特·汉弗莱12月4日在克里姆林宫与赫鲁晓夫的谈话，汉弗莱就中国公社问赫鲁晓夫苏联是否打算追随中国的榜样时，赫鲁晓夫称，公社制度对苏联不合时宜。赫鲁晓夫还表示，公社和生产队这两个词也用错了，“公社”一词缘起法国大革命时代，是一种城市形态而非农村形态。他接着说，中国制度实际上是反动的。苏联曾尝试过公社，但行不通。随后《纽约时报》在阿那斯塔斯·米高扬访美期间发表索尔兹伯里撰写的特稿《米高扬说，公社在苏联的实验中失败了》，其中称苏联放弃了最近在共产中国所建立的那种纯粹公社的工作。

苏联报刊从1959年开始公开报道苏联领导人对人民公社的看法，1959年7月21日，《真理报》刊载赫鲁晓夫在波兰波兹南省波拉夫采生产合作社群众大会上的讲话，讲话中称，公社在苏联建立过于草率，“尽可能幹，按需拿”这样的公社“没有什么成绩”。集体农庄才是农民“亲切的家”[12]。值得注意的是，波兰报纸发表时，删去了此段话，而真理报则全文发表，党史研究者林蕴晖认为，这明显是讲给中国“兄弟”听的[13]。

中国历史学家沈志华认为，中苏决裂的原因在于到1958年底，“毛泽东不仅坚信中共已经找到了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的正确途径，而且感觉到，通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国将比苏联更快地进入共产主义者的理想社会。”但苏联觉得如果赞成人民公社，就会欺骗国际工人运动，因此1959年7月《真理报》发表了赫鲁晓夫隱晦的检讨了苏联1920年代在农村建立公社的错误，但此举卻激怒了正在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的毛泽东[14]，最後沒能阻止大跃进的發生。

学术界关于导致中苏分裂决定性因素的分析，主要表现为“意识形态分歧论”和“国家利益冲突论”[14]。 李朝军、沈志华等研究者认为，延续近十年的中苏大论战的实质是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李朝军指出，论战发展演变的过程极其複杂，所及十分广泛。但是，对马列「正统」地位的争夺和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的争夺是中苏双方的主要和最终旨趣。因此，中苏双方都不遗余力的投入精力，都毫不含糊的视对方为「异端」[15]。沈志华、李丹慧通过对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演变过程的考察，提出“结构失衡论”。其一，社会主义阵营领导结构发生变化以后，中苏两党平起平坐，争夺话语权就成为中苏两党解决他们之间路线和政策分歧的基本手段，而目标则在于国际共运的主导权。其二，党际关系掩盖甚至替代了国家关系，在这种结构中，从本质上讲没有主权意识，没有平等观念。这种结构性缺陷成为中苏同盟必然走向破裂的深层原因[14]。

苏共有两块正统的「金字招牌」：一个是列宁主义的党；一个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且正在向共产主义过渡。他们把苏共二十大以来的纲领作为列宁主义的正统，从这个正统出发，给中共扣上了「教条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中国方面则认为，苏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了「右」的修正，只有自己的理论才代表并捍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从中国方面的正统观点来衡量，给苏共扣上了「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帽子，并且认为苏联全面复辟了资本主义[15]。

1958年，中國人民解放軍炮击金门，引发第二次台海危机，事先未通报苏联。9月24日，解放军意外获得了中華民國空軍发射的响尾蛇导弹，但一度拒绝移交给苏联，引起苏方不满[16]。1959年6月，苏联以正在和美国等国家谈判达成禁止核子试验的协定为由，停止对中国大陆的核项目的援助。8月中印边境纠纷，未经和中国沟通苏联塔斯社发表对中印冲突中立的声明，拒絕支持中國。9月底赫鲁晓夫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举行峰会，进行和解。苏联此举是为了消减核战争的威胁，并且由于中国的大跃进而认为中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共则由此认为苏共在西方面前退缩。9月30日，赫鲁晓夫访华，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活动，其间和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发生争论。

1960年初，中苏均表示要团结，但要对方改正做法。4月22日，中共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公开点名批评了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实际矛头则指向赫鲁晓夫。同年在莫斯科举行的81国共产党大会上，以及1961年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苏共否定斯大林、主张「两全路线」[註 6]，还公开批判和中共关系密切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教条的斯大林主义，号召推翻霍查。中共代表周恩来当场予以严厉批评与驳斥，并率代表团提前回国，以示抗议。中共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17]。”中国认为否定斯大林是丑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给帝国主义者以可乘之机；苏联则认为要解除个人迷信给苏联带来的沉重影响，让苏联更好地发展。1961年底苏联和阿尔巴尼亚断交。

赫鲁晓夫回忆他之所以从苏共二十二大起逐渐开始批驳毛泽东的做法，不仅是因为意识形态方面的对立，还因为中方在边界谈判中漫天要价[18]。

1960年5月1日，苏联击落了一架美国U2侦察机，发生了U-2擊墜事件，美苏紧张关系升级，中国借机重申美帝国主义侵略本性不改的说法。6月初在北京召开的第11届国际工会大会理事会上中共积极的组织活动批判苏共立场，随后6月底苏共在五十多个国家共产党参加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组织围攻彭真率领的中共代表团，抨击中国的大跃进，试图在理论上压服中共。7月16日，苏联政府正式照会中国外交部，限期召回全部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銷毀部分技术图纸，从而撕毁了与中国合作的几乎所有经济合同[14]。中国认为苏联“背信弃义、撤走专家、逼债”，并把三年困难时期部分归咎于此。但事实上，中国继续大跃进“炼争气钢”、坚持大跃进的错误做法是苏联撤走专家的原因之一[19]。早在1958-1959年，中國已普遍出現了輕視、不尊重蘇聯專家，認為其思想保守的情况[20]。

1963年7月，邓小平率领中共代表团回国，毛泽东接见

简言之[21]，苏共认为，现代核战争会导致世界大战和人类的灭亡，使共產主義的勝利變成毫無意義之事，故和平共处是唯一选项，而拥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在经济竞赛中彻底战胜资本主义。中共则认为，新的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在战争中将灭亡的是帝国主义，而不是人类，社会主义将获得胜利[22]。周恩來更認為第三次世界大戰中，即使核武器可能消滅「三億中國人」，世界也會「剩下兩千萬美國人、五百萬英國人、五千萬俄國人和三億中國人」[23]。世界革命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关键。中共认为苏共是修正主义、分裂主义，苏共认为中共是教条主义、左倾机会主义[24]。

1962年，毛泽东批判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中退缩，认为赫鲁晓夫“从机会主义蜕变为投降主义”，苏联则认为中共的立场会导致核战争。同年初夏，约6.7万中国公民从新疆边境逃亡苏联，称为伊塔事件。当年发生的中印战争中，苏联支持印度。

1963年3月30日，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来信中，特别提出了苏共的「三和」、「两全」和「三无」[註 7]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6月14日，中共中央在给苏共中央的复信中提出了与苏共根本对立的总路线。1963年7月5日至20日，中共代表团和苏共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会谈。在会谈期间，14日，苏共中央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对中共的复信进行全面系统的攻击。为此，毛泽东从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亲自主持发表了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即“九评苏共”，两党之间的论战达到顶峰，中共认为在苏联修正主义已经上台。

中国于1858年的《瑷珲条约》与1860年的《北京条约》两条不平等条约中被帝俄夺取大量领土。后来苏联煽动外蒙古脱离中国而独立，外蒙古成为苏联一个卫星国。毛泽东认为中国还未向苏联清算中国向俄国的失土，却惹来苏联谴责毛泽东像希特勒般寻求“生存空间”。中国方面声称，从1964年到1969年3月，苏联共侵犯中国边境4189次[25]。

1964年2月23日至8月22日，中国和苏联在北京东交民巷40号进行了边界谈判。中方代表团团长为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副团长为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余湛，苏方代表团团长为帕维尔·泽里亚诺夫、副团长为苏联驻华大使馆参赞伊利亚·谢尔盖耶维奇·谢尔巴科夫。5月初，泽里亚诺夫乘飞机回到苏联和赫鲁晓夫会谈，赫鲁晓夫同意全面迎合中国。7月初，谈判取得重大进展，中苏同意在以黑龙江、乌苏里江为界的地段，以两江主航道的中心线为界。中国一侧的400多个争议岛屿，以及约600平方公里的争议水面划归中国。珍宝岛等岛屿均归属中国。但7月10日，毛泽东与日本社会党人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细迫兼光会面[26]，一日本代表就要求归还被苏联占领千岛群岛征询毛泽东的看法。毛泽东讲：“苏联占的地方太多了。在雅尔塔会议上就让外蒙古名义上独立，名义上从中国划出去，实际上就是受苏联控制。外蒙古的领土，比你们千岛的面积要大得多。我们曾经提过把外蒙古归还中国是不是可以，他们说不可以……有人说，他们还要把中国的新疆、黑龙江划过去。他们在边境增加了兵力。我的意见就是都不要划。苏联领土已经够大了。有两千多万平方公里，而人口只有两亿。你们日本人口有一亿，可是面积只有三十七万平方公里。一百多年以前，把贝加尔湖以东，包括伯力、海参崴、勘察加半岛都划过去了。那个账是算不清的。我们还没有跟他们算这个账。所以你们那个千岛群岛，对我来说，是不成问题的，应当还给你们的。”7月13日，日本多家主流媒体报道了此事。[27][28]

7月30日，苏方要求将会议地点设置莫斯科。8月15日，曾涌泉提出，若苏方不让步，中方有权采取其他方式解决问题，苏方将此解读为“毛泽东几乎是利用战争做了暗示”。9月2日，苏联《真理报》转载了毛泽东与日本社会党人士会谈的内容并配有评论，从而进一步刺激了毛泽东。 8月19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发表讲话，曾6月达成的协议和毛泽东7月10日谈话是“令人憎恶的文件和建议”。 8月22日，苏联代表团回国。9月15日，赫鲁晓夫在与日本代表团会面时说：“中国各个朝代的帝王，是不逊色于俄国沙皇的掠夺者。如果谁把战争强加于我们的话，那么，我们将会全力以赴地与其战斗。我们拥有足够有力的、可以说是无可限量的战争武器。”毛泽东于是表示要准备防止苏联入侵的战争，9到11月，总参战役勘察组前往华北、东北和西北地区做战役勘察，尤其勘查了苏联入侵东北时的进攻路线。[27][28]

中苏方面皆声称乌苏里江中珍宝岛是自己的领土，而中国方面称苏联在占领中国领土。1969年3月，中苏两国于珍宝岛爆发两次大规模冲突，中方稱為珍寶島自衛反擊戰。

反修论战白热化后，中共原本计划连发“十评”文章，但未料到九评发出后，1964年10月14日赫鲁晓夫突然下台，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连续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此时中共对赫氏下台的真实原因以及苏联新任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的政策趋向还不清楚，毛遂决定利用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的契机，派出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前往苏联祝贺，摸清苏共新领导的政治意向，寻求避免中苏彻底决裂的途径[29]。10月16日，中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以各种方式向苏联传递重修于好的信息：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国家主席刘少奇、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等人联名给苏共新领导人，包括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勃烈日涅夫、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米高扬发去贺电，电文公开见报，中国报刊暂停论战，开始正面介绍苏联新的建设成就。11月5日，毛、刘等人再次联名发去节日贺电，7日刘少奇与邓小平出席了苏联驻华大使馆的国庆招待会。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在伟大十月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的社论。

11月5日，周恩来、贺龙、康生、伍修权、刘晓、潘自力、乔冠华等一行中国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受到柯西金等的欢迎，下榻列宁山政府别墅[30]。稍事休息后代表团开始紧张的活动，礼节性地拜访了苏联各位新领导和各国代表团，并接受回访，利用一切机会与苏联方面接触，传递期望改善关系的信息。11月7日，在苏联政府举行的纪念十月革命招待会上，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对贺龙元帅提到“中苏关系所以不好是因为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关系不好，我们已经赶走了赫鲁晓夫，也该你们赶走毛泽东了，这样，我们的关系就没有障碍了，可以回到原来的轨道上来了”，并与贺龙发生争吵。随后，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当即向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提出抗议[31]。勃列日涅夫则解释说马利诺夫斯基喝醉了，酒后胡言。周恩来则认为是酒后吐真言，要求苏方正式道歉。苏共领导人未立即回应。周恩来随即率领代表团全体成员退出宴会厅表示抗议。第二天，勃列日涅夫代表苏共中央向中共中央道歉。而苏中关系因此继续恶化[32]。周恩来一行回来报告苏联并没有改变路线的趋势，中共继续批判苏联执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路线”。

1965年2月，苏联总理柯西金访问越南时取道中国北京，协调双方援越抗美的立场，争取和平解决越南问题，中方拒绝了苏联有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