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政策

美國推翻夏威夷王國

从美国外交政策角度来看，美国独立后，发生了由一战前后的“不干涉主义”转向二战期间和战后、直至冷战结束致力于成就世界大国和全球霸权的改变。[4]自19世纪以来，美国的外交政策也被视为从现实主义转向了理想主义或威尔逊式外交学派。[5]

小布希總統（右）與俄羅斯總統普京（左）合照

外交政策这个主题早在乔治·华盛顿的告别演讲中就有充分的论述。对所有国家保持诚意和公正，并且与所有国家一起培育和平与和谐，避免“针对特定国家的顽固反感和对其他国家的热情依恋”，“避免与任何外国势力建立永久的联盟”，并倡导与所有国家进行贸易。 这些政策成为1790年代联邦党的基础。 但是与之相反的杰裴逊主义者忌惮英国，在1790年代支持法国，并宣布了1812年的对英战争。 在1778年与法国结盟后，直至1949年美国才签署了另一个永久性条约——北大西洋公约。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他外交阐释、关键目标、态度或立场已经带有总统主导的政策风格，例如里根外交、奥巴马外交。美国外交在最初并不具备这样的特点，但自二战以来，大多数总统都会有自己的一套。

杰弗逊主义者激烈反对国家保持庞大的常备军和任何海军，直到美国船只遭遇巴巴里海盗的侵扰，促使美国开始迅猛发展海军力量投影能力，这支持了1801年第一次巴巴里战争。

在十九世纪美国进行了第二次独立战争和1898年美西战争，美国的外交政策以对外贸易的稳定扩大为特点。1803年路易斯安那购买案使领土扩大了一倍；西班牙在1819年割让了佛罗里达；1845年吞并了独立的得克萨斯共和国；在1848年与墨西哥的战争中获得了加州、亚利桑那州、犹他州、内华达州和新墨西哥州；1867年从俄罗斯购买了阿拉斯加；1898年吞并了夏威夷王国，同年击败西班牙，获得了波多黎各和菲律宾，并得以监管古巴。帝国主义的美国在1908年稍有褪色，她将注意力转到了巴拿马运河和对美国南部国家的稳定，比如墨西哥。

2013年9月7日国务卿约翰·福布斯·克里在维尔纽斯与立陶宛总统达利娅·格里包斯凯特会面

近代美國外交大致上以價值觀外交為導向趨同於認同政治普選制的國家或外國勢力結盟，贊同者認為推廣普選式民主將改善世界，批評者認為美國是偽善的外衣採取雙重標準，例如對中東諸多產油國的君主制長期不發表意見，而至少擁有領導人選舉較接近普選制的俄羅斯或伊朗等國卻依然打壓，對於親美勢力的武裝政變和屠殺也常淡化處理，所以推廣價值觀的目的其實是要干涉他國內政製造更多附庸，獲取美國經濟和軍事利益。[6]

2018年8月3日国务卿迈克·蓬佩奧與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迪·莫哈末會面[7][8]

美利堅合眾國
美國政府与政治 系列条目
聯邦政府 美利堅合眾國憲法 法律 稅制 政策
立法機關 國會 眾議院 眾議長：邁克·約翰遜（R） 多數黨領袖：史蒂夫·斯卡利斯（R） 少數黨領袖：哈基姆·傑佛瑞斯（D） 國會選區（列表） 參議院 參議長：卡瑪拉·哈里斯（D） 臨時參議長：派蒂·莫瑞（D） 多數黨領袖：查克·舒默（D） 少數黨領袖：米奇·麥康諾（R）
行政機關 總統 喬·拜登（民） 副總統 卡瑪拉·哈里斯（民） 內閣 聯邦機構 行政辦公室
司法機關 最高法院 首席大法官：約翰·羅伯茨 大法官： 托馬斯 阿利托 索托馬約爾 卡根 戈薩奇 卡瓦諾 巴雷特 傑克遜 上訴法院 地區法院（列表） 其他法院
選舉制度 全國選舉 總統選舉 中期選舉 非大選年選舉 初選 總統初選 州 / 邦 / 領地選舉 阿拉巴馬州 阿拉斯加州 亞利桑那州 阿肯色州 加利福尼亞州 科羅拉多州 康涅狄格州 特拉華州 哥倫比亞特區 佛羅裡達州 喬治亞州 夏威夷州 愛達荷州 伊利諾伊州 印第安納州 愛荷華州 堪薩斯州 肯塔基州 路易斯安那州 緬因州 馬裡蘭州 馬薩諸塞州 密歇根州 明尼蘇達州 密西西比州 密蘇裡州 蒙大拿州 內佈拉斯加州 內華達州 新罕佈什爾州 新澤西州 新墨西哥州 紐約州 北卡羅來納州 北達科他州 俄亥俄州 俄克拉荷馬州 俄勒岡州 賓夕法尼亞州 羅德島州 南卡羅來納州 南達科他州 田納西州 得克薩斯州 猶他州 佛蒙特州 弗吉尼亞州 華盛頓州 西弗吉尼亞州 威斯康辛州 懷俄明州 美屬薩摩亞 關島 北馬裡亞納群島 波多黎各 美屬維爾京群島 （選舉列表）
政治黨派 民主黨 共和黨 第三黨 自由意志黨 綠黨 政黨列表
意識形態 保守主義 黑人保守主義 新保守主義 舊保守主義 社會保守主義 傳統保守主義 保守主義發展史 自由主義 現代自由主義 進步主義 廢奴主義 憲政主義 環保主義 女性主義 自由意志主義 君主主義 民粹主義 保護主義 共和主義 社會主義 無政府主義 個人無政府主義 政治文化 政治兩極化
聯邦制度 州 / 邦 州 / 邦政府 州 / 邦政治意識形態 州長 州 / 邦立法機關（列表） 州 / 邦法院 地方政府
外交關係 國務院 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 美國駐外 / 外國駐美機構 國籍法 護照 簽證要求 簽證政策 美國與聯合國 安理會 五大常任理事國 北約 二十國集團 七國組織 俄羅斯 中國 印度 日本 加拿大 英國 希臘 歐洲聯盟 拉丁美洲地區 阿拉伯聯盟
美國主题 政治主题

在美国，有三种类型的条约法：

• 依宪法第二条第二款，总统可行使权利缔结条约，但总统缔订的条约需要参议院三分之二多数的批准。 例如一次世界大战后威尔逊总统签订《凡尔赛和约》但遭到参议院否决，所以后续只能与各个国家分别签订条约。
• 依美国总统职权，总统与外国签订的一切行政协定，不需经参议院的同意。
• 国会与总统批准的外交条约与立法。例如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提交、国会通过、特朗普签署的《台湾旅行法》。

美国也已经批准参与许多其他多边条约，包括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人权条约、环境协议 、自由贸易协定等。

对外援助是美国国务院国际事务预算的核心部分，2014年总额达到490亿美元。援助被认为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工具。美国非军事外援援助有四大类：双边发展援助，支持美国政治和安全目标的经济援助，人道主义援助和国际多边主义经济支持（例如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拨款）。[30]

以美元计算，美国政府是最大的国际援助捐助国（2014年为230亿美元）。[31]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管理大部分双边经济援助，财政部处理大多数多边援助。 此外，许多私人机构、教堂和慈善机构也对外提供援助。

虽然美国是以美元计最大的捐助国，但它在“发展承诺指数”27个富有国家中排名第19位。从援助组成部分的角度看，美国经济援助比例比较低，限制性援助比例较高，大部分援助给了不太贫穷和相对不民主的国家。

对外援助在美国是一个非常有党派色彩的问题。平均而言，自由派远远比保守派更加支持。[32]

截至2016年，美国在国会军事授权下（AUMF）积极开展针对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恐怖分子的军事行动，也深入在叙利亚内战和也门内战中的战斗地区 。关塔那摩湾海军基地关押着非法战斗人员，这一直是外交关系、国内政治和古巴-美国关系中引起争议的问题。 美国其他主要军事问题包括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局势稳定（在入侵多年之后），以及应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活动。

Pewglobal进行的一项全球调查显示，截至2014年，至少有33个被调查国家对美国有积极的看法（50％或以上），前十名的国家为菲律宾（92％），以色列（84％），韩国（82％），肯尼亚（80％），萨尔瓦多（80％），意大利（78％），加纳（77％），越南（76％），孟加拉国（76％）和坦桑尼亚（75％）。 而有10个被调查国家对美国的观点最为负面：埃及（10％），约旦（12％），巴基斯坦（14％），土耳其（19％），俄罗斯（23％），巴勒斯坦（30％），希腊（34％），阿根廷（36％），黎巴嫩（41％），突尼斯（42％）。美国人对自己国家持正面看法的有84％。国际上对美国的看法经常因其更换领导层而改变。 例如，2009年，当巴拉克•奥巴马总统（75％）接替布什总统（42％）时，法国公众更加赞成美国。2017年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掌舵后，法国关于美国的正面看法从63％下降到46％。其他欧洲国家也出现了这些趋势。

美国的外交政策还包括采取秘密行动来推翻反对美国的外国政府。 根据J.Dana Stuster在《外交政策》上撰写的文章，已经有7个“确认案例”。美国主要通过中央情报局（CIA）开展行动，但有时也需要其他部门的支持，例如在海军和国务院秘密协助下推翻了诸多外国政府：1953年的伊朗、1954年的危地马拉、1960年的刚果、1961年的多米尼加共和国、1963年的南越、1964年的巴西、1973年的智利。Stuster说，这份清单不包括“美国支持的叛乱和失败的暗杀企图”，例如针对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袭击，以及美国参与被指控但未得到证实的情况（如1949年的叙利亚）。

1953年，中央情报局与英国政府合作，发起了阿贾克斯行动，反对试图将伊朗石油国有化的伊朗总理穆罕默德摩沙德，因为他的行动威胁到盎格鲁·波斯石油公司的利益。这加强了巴列维的独裁君主统治。1957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和以色列摩萨德协助伊朗政府建立其情报部门萨瓦克，该部门因酷刑折磨和处决政权反对者而遭到批评。

一年后，在PBSUCCESS行动中，中央情报局协助当地军方推翻危地马拉的民主选举的雅各布·阿尔本斯左翼政府，并扶持独裁者卡洛斯·卡斯蒂略阿马斯。联合果品公司支持阿尔本斯的倒台，因为他的土地改革危害其在危地马拉的土地所有权。同时联合果品公司将这些改革描绘成共产主义威胁。

这场政变引发了长达数十年的内战，据称估计有20万人死亡（有记录的为42,275人）。其中大多数是美国支持的危地马拉军队所实施的626次屠杀造成的。一个独立的历史澄清委员会发现，美国公司和政府官员曾“施加压力维持该国过时和不公正的社会经济结构”，并且中央情报局亦支持非法的镇压叛乱行动。

在20世纪60年代，印度尼西亚屠杀50万共产党人期间，美国政府官员称赞了大规模屠杀事件，同时向印度尼西亚军方提供秘密协助。其中包括美国驻雅加达大使馆向印度尼西亚部队提供多达5,000名印尼共产党（PKI）嫌疑人名单，导致他们在屠杀中遇害。

2001年，中央情报局试图阻止美国国务院美国外交关系1964-1968文件的出版，该文件证明了美国向印度尼西亚军方提供秘密援助，以铲除印尼共产党。2016年7月，一个国际评审小组裁决该行动构成危害人类罪，美国和一些其他西方国家的政府是这些罪行的共谋者。

1970年，中央情报局与智利的政变策划者合作，试图绑架勒内施耐德将军，因为他拒绝参加萨尔瓦多·阿连德当选后的军事政变。施耐德在拙劣的绑架行动中被枪击中，三天后去世。中央情报局后来为这个失败的绑架支付了35,000美元。

根据一项广受认可的研究，美国在1946至2000年间干涉了81次外国选举，其中对苏联和俄罗斯共36次。

自1970年代以来，人权问题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变得越来越重要。 国会在20世纪70年代发挥了很大作用。 在越南战争之后，美国外交政策与美国传统价值观念已经脱节的判断，被国际组织和运动小组委员会的参议员唐纳德·M·弗雷泽（D，MI）采纳，以批评尼克松的外交政策。 在70年代初，国会决定结束越战，并通过了“战争权力法案”。作为“国会对外交政策的许多方面越来越强烈的自信心的一部分”，人权问题成为立法和行政部门在制定外交政策时的战场。国会努力在外交政策制定中加入自己的想法，大卫·福赛思指出了三个具体的早期的例子：

1. 1977年“国际金融援助法”分节（a）：确保通过国际金融机构提供的援助仅限于那些“未严重违反国际公认人权标准的国家”。
2. 1984年修正的1961年“外交援助法”第116条规定：在这一部分内，“不得向任何严重违反国际公认人权标准的国家政府提供援助”。
3. 1978年修正的1961年“外交援助法”第502B条规定：“不得向任何严重违反国际公认人权标准的国家提供任何安全援助。”

国会一再使用这些措施，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以影响美国纳入人权关切的外交政策。具体例子包括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危地马拉和南非。从尼克松到里根，美国认为冷战中维护美国利益的区域安全高于盟友的任何行动关切。国会则持相反的观点，赞成美国远离镇压人民成性的政权。然而，根据历史学家丹尼尔·戈德哈根的说法，在冷战的最后二十年里，实施过大规模屠杀的美国附庸国的数量超过了苏联。拉丁美洲历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务长约翰·亨利·科茨沃思认为，1960年至1990年期间，仅拉丁美洲遭受镇压的受害者人数就远远超过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的。W.约翰·格林认为，美国是“拉丁美洲政治谋杀风气的重要推动者”，允许并促使该地区一些最坏的趋势迅速发展。

2011年12月6日，奥巴马指示各机构在对外国进行财政援助时考虑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的权利。他还批评了俄罗斯歧视同性恋的法律，并与其他西方领导人一起抵制了2014年俄罗斯冬季奥运会。

2014年6月，智利一家法院裁定，美国在1973年智利政变后不久两名美国公民查尔斯·霍曼和弗兰克·特鲁吉遇刺的案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美国的外交政策受到美国政府控制包括可卡因、海洛因、甲基安非他明和大麻在内的非法药物进口的影响。这种现象在拉丁美洲尤其突出，这是美国禁毒战争的重点之一。这种努力至少可以追溯到1880年，当时美国和中国达成了一项协议，禁止两国之间的鸦片运输。

一个多世纪后，“对外关系授权法”要求总统确定主要毒品过境国和主要毒品生产国。2005年9月，确定了下列国家：巴哈马、玻利维亚、巴西、缅甸、哥伦比亚、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危地马拉、海地、印度、牙买加、老挝、墨西哥、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巴拿马、巴拉圭、秘鲁和委内瑞拉。其中的缅甸和委内瑞拉，美国认为这两个国家在过去12个月中没有遵守国际禁毒协定规定的义务。值得注意的是，2005年的名单上没有包括阿富汗、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加拿大也被遗漏，尽管有证据表明，那里的犯罪集团越来越多地参与生产运往美国的摇头丸，而且加拿大大麻的大规模跨境贩运仍在继续。美国认为荷兰正在成功地遏制MDMA的生产和流入美国。

左翼的批评者们抨击那些削弱左翼政府或支持以色列的事件。其他人则列举了美国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批评人士指责美国总统利用民主来证明海外军事干预是正当的。批评者还指出，解密的记录表明，艾伦·杜勒斯领导的中央情报局和J·埃德加·胡佛领导的联邦调查局积极招募了1000多名纳粹分子，包括那些应对战争罪行负责的人，在冷战期间充当针对苏联的间谍和线人。

美国因支持有系统地侵犯人权的右翼独裁者而受到批评，如智利的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巴拉圭的阿尔弗雷多·斯特罗斯纳、危地马拉的埃夫林·里奥斯·蒙特、阿根廷的豪尔赫·拉斐尔·维德拉、巴基斯坦的侯赛因·哈布雷和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批评人士还指责美国支持“秃鹰行动”，这是一场由南美洲南锥体的右翼军事独裁政权组织的政治暗杀和国家恐怖活动。

记者和人权组织一直批评美国领导的空袭和无人机定点清除，在某些情况下，无人机造成了平民的附带伤害。2017年初，美国受到一些学者、活动人士和媒体的批评，美国在2016年全年向7个不同国家投下了26171枚炸弹：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也门、索马里和巴基斯坦。

人们一直在研究美国向国外输出民主的历史成功率。一些关于美国干预的研究对美国推动外国政治民主化的整体效果持悲观态度。。一些学者普遍同意国际关系教授亚伯拉罕·洛温塔尔的观点，即美国出口民主的努力“微不足道，往往适得其反，只是偶尔有积极作用。”其他一些研究发现美国的干预效果好坏参半，而赫尔曼和凯格利的另一项研究发现，军事干预改善了其他国家的民主。2013年，Win/Gallup在68个国家进行了一次全球民意调查，有6.6万名受访者参与。调查发现，美国被视为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

关于美国在冷战期间对某些反共独裁政权的支持，一种回应是，这是一种必要的邪恶，因为共产主义或原教旨主义独裁政权更糟糕。大卫·施密茨说，这项政策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许多民主国家与美国有自愿的军事联系，如北约、澳新美安全条约、美国和日本之间的相互合作与安全条约、与韩国的共同防御条约，以及美国与主要的非北约盟国之间的合作。那些与美国有军事联盟的国家可以减少在军事上的花费，因为他们可以依靠美国的保护。这可能会给人一种错误的印象，以为美国没有这些国家那么和平。

对民主和平理论的研究普遍发现，包括美国在内的民主国家没有相互开战。美国一直支持针对某些民主国家的政变，但斯宾塞·R·温特认为，部分原因是，这些国家正在变成共产主义独裁政权。

实证研究发现，包括美国在内的民主国家杀害的平民要比独裁国家少得多，媒体在报道侵犯人权事件时可能对美国有偏见。研究发现，《纽约时报》对世界范围侵犯人权事件的报道，主要集中在美国明显参与的国家的侵犯人权事件，而对其他国家侵犯人权事件的报道相对较少。最近一次涉及八个国家、杀害数百万平民的最血腥的战争——第二次刚果战争，几乎完全被媒体忽视了。

尼尔·弗格森认为，在美国支持的国家里发生的侵犯人权的行为，都被错误地归咎于美国。他写道，人们普遍认为，在冷战期间，危地马拉是美国支持的政权中最糟糕的。然而在漫长的危地马拉内战中，20万人的死亡不能归咎于美国。美国情报监督委员会写道，因为暴力事件，美国做到了长期削减军事援助，美国帮助阻止了1993年的政变，并努力改善安全部门的行为。

美国声明民主国家的存在最能支持美国的国家利益。根据美国国务院的说法，民主助于确保所有其他国家的安全。以民主治理国家更有可能确保和平、遏制侵略、扩大开放市场、促进经济发展、保护美国公民、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和犯罪、维护人权和工人权利、避免人道主义危机和难民流动、改善全球环境和保护人类健康。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表示：“归根结底，确保我们的安全和建立持久和平的最佳战略是支持其他地区民主的推进。民主国家不会互相攻击。美国国务院提到的一种观点认为，民主对商业也有好处。接受政治改革的国家也更有可能推行提高企业生产率的经济改革。因此，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里根总统执政以来，相对于尚未进行政治改革的国家，流向新兴市场民主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有所增加。

美国通过若干手段支持民主和人权，例子如下：

• 每年出版《各国人权报告》
• 在小布什总统领导下，2006年美国设立“人权维护者基金”和“自由奖”
• 设立“人权和民主成就奖”表彰驻外外交机构官员的杰出成就
• 2006年创建“大使圆桌会议系列”，组织美国大使与人权和民主事业非政府组织之间的非正式讨论。
• 国会于1983年创立的非营利性私人机构——国家民主基金会（罗纳德里根总统签署成为法律）。它主要由美国政府资助，并提供现金赠款以加强世界各地的民主发展

• 美国国务院
• 价值观外交
• 美国支持的威权政体列表
• 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批评
• 美國對外干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