喃字

公元1世纪的铜币，有古篆书字样

使用汉字来记录越南语的记載可以追溯到中唐时期。《大越史記全書》中記載「唐貞元七年（791年）子安尊馮興為布盖大王」（大越史記全書，外紀，卷五頁六）。其中反唐义军领袖馮興的称号「」两字用中古汉语读音近似表示越南语短语「（大王）」或「（（人民的）父母）」，可以視作一種假借用法。[13]^:21–22[14]此外，《大越史記全書》中又記載「丁先皇帝即位，建國號大瞿越」（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卷一）。从上述「布盖大王」的構成可推測，「布盖」本身已有「大王」意，但於其後又復加「大王」稱呼，可知當時的命名可能有採用「純越詞+同義漢越詞」這一形式的傾向。而且越南語現存「」一詞雖已不常用，但在部分詞中仍能知曉其義即「大」，如「」一詞意即爲「大雞」，而《康熙字典》中「瞿」也並無「大」之義。因此，丁先皇時「」國號中的「瞿」也是假借字，整個國號的構成即爲「大（用漢字書寫的漢越詞）」+「大（用漢字書寫的純越詞，可視作廣義上的假借漢字類喃字）」+「越」。[13]^:22–23[15]^:141

上述只是使用漢字記錄越南語的記載，雖可追溯至八世紀，但现存最古老的喃字铭文則是河内麊泠县塔庙村报恩寺刻于1210年的《报恩禅寺碑记》，其上列出以喃字书写的21个人名和村落名。[13]^:23–24[15]^:138[16]^:395另一块碑文位于宁平省护城山（1343），列出20个村落名。[13]^:23[17][lower-alpha 1]

陈仁宗（1278–1293在位）時期曾使用喃字来向平民传达詔諭等。[13]^:23[19]^:104 第一部越南语文学作品据传由刑部尚书阮詮于1282年创作，是编排成诗行的咒语，被扔进红河以驱赶一条兇猛的鳄鱼。[13]^:23 陈朝时期使用喃字的文献还有四首喃字诗（在1805年時辑录刊行），其中两首由陈仁宗所作，另两首分别为玄光和莫挺之所作。[16]^:396另外，以漢喃文写就的《佛說大報父母恩重經》因避「」字讳，一般推測其诞生于1430年前后黎利在位时期（1428–1433）。但根据与陈朝诗歌互相对照的古旧特征，一些学者认为其早期原作可能早在12世纪就已成型。[20]^:60

胡朝（1400－1407）不鼓励文言文，而采用喃字写就的越南白话文，喃字成为官方文字。胡季犛甚至下令将《尚书》译作喃字，并在《明道》一文中推动对儒家思想的重新解释。[19]^:104但随着胡朝衰落和明朝征服，这段时期喃字的官方使用不过昙花一现。[21]随后的安南属明时期，喃字印刷雕版、文本和大量铭文遭到浩劫，因此现存的大部分喃字文本基本都为这一时期以后的材料。[22]

范廷琥《日用常谈》（1851年版）。用喃字解释汉字的双语词典。

喃文手稿

《》一页。它是19世纪越南儿童汉字教学的启蒙读物，由阮朝第四位皇帝嗣德帝所著。喃字被用于解释汉字，例如用于解释。

这一时期创作喃字文学作品的代表性人物有阮廌（1380－1442）。[23]随时间推移，喃字文学不断丰富，对该文字本身的学术性汇编也不断增加。一般認為，黎神宗的妃子鄭氏玉竹是《指南玉音解義》的作者。該書编篡于15－18世纪（最可能是1641或1761年），是一部2.4万字的汉喃双语词典。[24][25]

虽然直到20世纪初，几乎所有官方著作和文献都仍用文言文书写，喃字仍是文化精英们文学创作的首选文字。19世纪阮朝期间是喃字的黄金时代，喃字成为了从小说到戲劇作品和教科書等各种类型文学作品的载体。虽然在明命（1820－1840）年间[26]^:570，越南文学遭查禁，以阮攸《金云翘传》[27]、胡春香的诗作等为代表的喃字白话文学仍使越南文学展現出蓬勃活力。虽然在前现代越南，识字率只有3%至5%，[10]^:78但几乎每个村都有能为其他村民朗读喃字的人。[12]^:142喃文作品得以在乡村中口头流传，因此即使是文盲也能接触到這些作品。[13]^:44-46

直到19世纪末，喃字一直是越南天主教文学的主流文字。[28]^{:23, 38}1838年，顾自（Jean-Louis Taberd）编篡了一部喃文词典，是較為權威的一本喃字字典。[29]

天主教改革派学者阮长祚曾向嗣德帝进谏，建议在政府和社会等领域进行改革，但都未能成功。其奏章《济急八条》（1867年）包括了关于教育的建议，其中有一节题为《请宽容国音》。他提出用一种基于汉字的文字来代替文言文以书写越南语。他称之为“国音汉字（／）”，将其视作一种新创文字，未有提及喃字。[13]^:101–105[30][31]

19世紀法國佔領越南後，殖民政府不鼓勵甚至禁止使用越南語漢喃文或漢文（文言文），轉而推廣羅馬字拼寫越南語，將其作為推廣法語的一步。同時期其他亚洲国家的语言文字改革运动也激发了越南人對國家文字問題的思考。1905年日俄战争后，越南知識分子越發將日本視作现代化的典范，儒家的教育体系与日本的公共教育体系相比顯得極其落後。根据作家、革命家潘周桢認為所謂的儒家学者缺乏现代世界的知识，並且對漢語文學的也未能真正理解，這些人的地位除了證明其會寫字以外別無他用。[32]

潘周楨于1907年在河內创办了东京义塾（Tonkin Free School），旨在改革越南社会。该学校提倡放弃儒家思想，采纳西方和日本的新思想。其推广使用国语字来书写越南语，取代文言文，并且出版使用国语字的教材和报纸，将其作为一种新的教学工具。这一机构未能长期存续，仅仅数个月后便被法国人勒令关闭，相关人士被逮捕，出版物也被禁止，但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1910年，殖民地学校制度采用了“法越课程”，将法语和国语字放在重要位置。汉字的教学则在1917年彻底停止[33]。1918年12月28日，启定帝宣布传统的文言文（汉字）书写系统不再具有官方地位[33]。而传统上以文言文为中心的科举考试也事先于1915年预告废除，于1919年1月4日在顺化举行了最后一次考试，结束其900年的历史[33]。

汉文的衰落也导致了喃字的衰落，因为两者密切相关[13]^:179。一战后，喃字随着国语字的流行而衰落[13]^:205。Georges Cordier在193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基于1925年一次演讲）估计，约有70%的人懂得国语字，20%的人懂得喃字，10%懂得汉文[34]。到了1930年代末，喃字的識字率已下降到5%-20%间[13]^:218。而到了1953年，越南国语字的识字率则上升到了70%[13]^:240。

中国京族是16世纪从越南移民到广西东兴市的越南人后裔，通用粤语方言及京语，在祭祀仪式上仍使用喃字书写的歌本和经文[35]。此外，在当地部分民族学校教学中也使用喃字[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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