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

秦朝以前，中國社會採用封建制度（分封制），選士也依靠世襲制度。漢代選拔民間人才採用的是察举制，由各級地方推荐德才兼备的人材。由州推舉的稱為秀才，由郡推舉的稱為孝廉。察举制缺乏客觀的評選準則，逐渐出现地方官員徇私，所荐者不實的现象。三國時代，魏文帝時，陈群創立九品中正制，是察举制的改良，兩晉、六朝時沿用此制。由中央特定官員，按出身、品德等考核民間人才，分為九品錄用。世族勢力強大，常影響中正官考核人才，後來甚至所憑準則僅限於門第出身。於是造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現象。

為了改革九品中正制，隋文帝於開皇七年（587年）命各州「歲貢三人」，應考「秀才」。隋煬帝在大業元年（605年）設進士科取士，成為以後的科举。在整個隋朝的三十八年內，總共舉行四至五次科考，總共取秀才、進士十二人。

唐朝继承并发展这一制度。唐朝的科举分为常科与制科两类，常科每年举行，制科则是皇帝临时设置的科目。常科的考生有生徒和乡贡，常科名目很多，依据应举人的条件和考试内容分为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科。生徒是在國子監（国子学、弘文馆、崇文馆）、各地學館入學考試合格的學生。乡贡則是通過府試、州試的人，又稱舉人；考頭名的稱解元。通過朝廷尚書省的省試者稱為進士及第，考頭名的稱狀元，其餘分甲第和乙第。除了每年的常科考试外，还有临时不定期由皇帝亲自主持的科举考试，叫制科。這時科舉仍然留有一定的察舉制影子。考官在評時，考生的名聲往往是考慮因素之一。這樣做的原因跟舉察一樣，是希望可以兼顧人材在試場外的表現。但同時這亦無可避免造成不公平，出現士子與考官之間的利益瓜葛。到了唐末吏治敗壞時，弊病更甚。到了唐代後期，出身寒門由科舉入仕者漸多，與世族门荫入仕者形成兩大官僚派系集團，互相傾軋，史稱「牛李黨爭」。

武則天主政時，曾首創由皇帝主持，覆核進士資格的殿試；和選拔軍事人才的武科舉。但是，二者在唐朝時並未有成為定例。

宋代進一步改良唐朝的科舉制度，確立一套相當完整的體制。宋朝的科舉制度公平性大幅提升，許多大臣的子孫也未考上科舉，僅能擔任中低階官員。皇帝欲加強對取士過程的控制，減少考官及士子聯黨結派的可能。自宋太祖開寶六年起，取錄的進士一律要經過由皇帝親自主持的最後一關殿試，名次也由皇帝親定。自此以後，進士都是「天子門生」，而不再是考官的門生。取士的數量大增，每科進士通常達數百人，並且放寬應考條件，不論財富、聲望、年齡皆可應考，對偏遠地方的考生更給予路費。自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起，定期開考，三年一科，之後為明、清二朝所沿襲，至科舉被廢為止，宋代的科考分為三級：解試（州試）、省試（由禮部舉行）和殿試。解試由各地方進行，通過的舉人可以進京參加省試。省試在貢院內進行，連考三天。為了防止作弊，考官俱為臨時委派，並由多人擔任。考官獲任後要即赴貢院，不得與外界往來，稱為鎖院。考生到達貢院後，要對號入座，同考官一樣不得離場。試要糊名、誊錄，並且由多人閱。而殿試則於宮內舉行，由皇帝親自主持及定出名次。自宋代起，凡於殿試中進士者皆即授官，不需要再經吏部選試。

元朝的科举取士一共经历四个阶段：戊戌选试、延祐复科、至元废科和至正复科。元太宗九年（1237年）农历八月，根据耶律楚材的建议，窝阔台下诏书[9]，对儒士开科取士。诸路考试，均于1238年（戊戌年）举行，史称“戊戌选试”。录取东平杨奂等4,030人，皆为一时名士。[10]按照他们原来的打算，此后准备再辟举场精选入仕。元世祖即位以后，围绕科举兴废问题曾展开反复讨论。其中比较重要的是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之议，其「事虽未及行，而选举之制已立」。[11]但是终世祖之世，科举制度始终没有实行。元成宗、元武宗时，也一再议「科举事」，但仍无结果。元仁宗即位後，为了整顿吏治，改革由吏入仕制度带来的某些弊端，主张以儒治国，重新提出"求贤取士，何法为上"的问题。[12]皇庆改元（1312年）仁宗将其儒师王约特拜集贤大学士，并将王约“兴科举”的建议“著为令甲”（《元史》列传第六十五王约）。皇庆二年（1313年）农历十月，仁宗要求中书省议行科举。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十一月，元廷以行科举诏颁天下。每三年举行一次，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道。最终确定程朱理学在今后600年里的国家正统学说地位，因为后来的明清两朝的科举取士基本沿袭元朝的科举制度及其实施办法，并在其基础上进一步加以发展、充实和完善。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年）八月，全国举行乡试，延祐二年（1315年）二月，在大都举行会试，1315年三月，在大都皇宫举行殿试（廷试），录取进士56人，史称“延祐复科”。制度基本沿襲宋代，用“经义”、“经疑”为题述文。科舉分為地方的鄉試，和在京師進行的會試及殿試，只考德行明经一科，[13]但分成左右榜。右榜供蒙古人、色目人應考，鄉試時只考兩場，要求相對較簡單。左榜供漢人、南人應考，鄉試時考三場，要求相對較嚴格。

明朝的科舉在元代萎缩的基礎上改良并得到發展，制度已完善，規模也增加，參加科舉的人數大增；但考核的內容卻開始僵化。明朝二百七十七年開科八十九次，取進士24,536人，正式由國家舉行的科考分为三級：乡试、会试、殿试。

清朝科舉基本承襲明制。開國初時曾在順治年間兩次分滿漢兩榜取士；之後改為只有一榜。首崇满洲是终清一朝所秉持的国策，满人、蒙古人（旗人）入仕途径比汉人更多、更易。譬如仅限旗人参加的繙譯科考试。因此不特別鼓勵滿人、蒙古人參加科举。把科舉入仕之途留給漢人。滿人、蒙古人參加科舉雖然有較易考中的捷徑，但最後殿試頭三名習慣只授予漢人，即所謂「旗人不佔鼎甲」。但清朝二百六十七年間開科一百一十二次，進士二萬六千人；進士前三名中只有三人是滿人，其中兩人是順治分榜時所取，蒙古族只有一位阿鲁忒·崇绮在同治乙丑（1865年）考中状元。

明清的科舉與學校結合，故此在參加正式科考以前，考生先要取得「入學」的資格，即成為生员。入學有兩個途徑，一是通過稱為童試的縣、府、院三級考試。這是大部分士子所用的方法，被認為是入士的正途。另一方法是進入國子監，成為監生。監生中有皇帝恩准的「恩監」；因長輩曾為國建功而特准的「蔭監」；和最常見的方法：透過捐獻金錢財物而成的「捐監」。監生雖然亦可應乡试、會試；但一般被認為是「雜流」，就算到了最後能考中進士，地位也比一般進士稍低。

越南的科舉制，最早始于李朝的仁宗太寧元年（1075年）。李朝的科舉制一共只舉行四次，人數也較少，未產生較大影響。其後陳朝太宗建中八年（1232年）時，再度實行科舉，其施行方式，是設立太學，由太學生參與考試，來取得進士資格，并与中国一样，以三甲定高下。其後為了擴大科舉取士，陳朝睿宗于隆庆二年（1314年）正式創立進士科，讓更多的人能參與進士考試。

1397年，執政的胡季犛下令在越南的各府、各州開辦學校。諸路各府各設立一個學官，賜予官田（大府州賜十五畝、中府州十二畝、小府州十畝），以供學校使用。路官、督學官教育生徒，每年每季選出優秀者送往朝廷，由皇帝親自選拔合格者為官。胡季犛厭惡程朱理學，自行編纂《明道書》十四篇作為學習《詩經》的序言，以取代朱熹的《詩集傳》。並廢除科舉考試中的默寫，以討論政治的「策文」代之；又增設書算一場，以考察數學能力。不過這些改革由於1407年安南被明朝吞併而被廢止。[14]

後黎朝時，越南進一步模仿中國明清的科舉制度。明成祖永樂五年（1407年），又一度將安南收入版圖，這些都促成中國科舉制對其後的后黎朝越南重大的影響，包括鄉試、會試、殿試三級的考試方式。黎太祖黎利登基後在首都昇龍設立國子監。1430年，規定四品以下官員都必須參加科舉考試，文官考經史、武官考武經。全國各地則仿照中國科舉制度以選拔人才。此外又規定僧人和道士必須參加考試，以測試其對宗教典籍的瞭解程度，不合格者勒令還俗。[15]黎仁宗在位期間，朝廷下令廢除「論經義」（討論五經的意義）科目，改為考算術的科目；[15]但後來論經義科又被恢復。据《大越史记》中记载，洪德三年时的科举分为四场，第一场题目出自四书，有八题，举子选四题来做答；同时又有《论语》、《孟子》中各四题，“五经”中每经出三道题，举子从中自选一题做答。第二场考制、诏、表各三题。第三场考诗赋。第四场则考策问，靠的是历代政事的得失。当时的考试内容与中国的科举内容大同小异。[7]

從1627年起，越南進入鄭阮紛爭時期。這個時期的朝廷重武輕文，科舉只有鄉試和會試。鄉試每三年在清化、宣光、諒山、安廣各府舉辦一次，會試在京畿地區每三年舉行一次。此時期的越南賣官鬻爵非常嚴重，根據1750年明都王鄭楹頒佈的法律，考生只要交錢就可以免除一次考試，科舉淪為了一種公開的買賣。[16]裕宗在位時（1705年-1729年），新設立武舉考試。

1788年，西山朝的光中帝阮惠統一越南之後，試圖用字喃來取代漢字的官方地位，下令凡是官方書信、公文都以字喃為主要文字。他還命令官員在科舉中以字喃出題。[17]阮惠之子阮光纘繼位之後，因政局動盪不安，科舉被停止。

阮世祖在1802年建立阮朝，于嘉隆六年（1807年）开乡试，制度上则模仿中国清代科举。之后的阮圣祖重视科举，曾命派往清朝的人士多买书籍，颁布士林。並對实行的诸多改革，使之更趋于严密与规范[7]。明命三年（1825年），初开会试恩科，并定试法，在京城南部建造试场，分为内外场和甲乙二围。按照当年应试的考生数来建造号舍。考试分四场。第一场考义经，第二场考诏、制、表，第三场考诗赋，第四场考策问或古文、今文。此外模仿清朝科举也建立严格的考试纪律[18]。其後在明命十年（1832年）進一步引進八股文為主要的考試內容。不過，阮圣祖也認為當時的科舉制度陳舊迂腐，應該逐漸加以改進。自阮圣祖開始設置廷試（殿試）之後，終阮一朝，越南科舉從未出現狀元、榜眼、探花等名目。雖學者有不少認為這是阮朝的規定，但在阮朝相關法律典籍中從未發現相關的條文。[19]

越南科举在正规性、权威性和满足行政职位的要求、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等方面皆逊于中国科举，但在考试度上与中国科举是最为相似的[20]。而越南科舉也有自己独创的制度，如太学生科、饶学试、四十分采点评卷法、“核”等等。

越南淪為法國殖民地之後，法國殖民者對科舉進行一系列改革，廢除科舉考試對八股、辭賦的考核，改為考核法語和越南語國語字的能力；同時增加越南史、中國史、算術、例律、西方史、地理等內容。從1904年（同慶十年）起，鄉試增加考核法語和越南語國語字互譯的題目，並成為定例。[19]1919年，阮朝最後一次舉辦科舉考試，其進士第一名為阮豐貽。[21]

朝鲜的科举制度始于高丽时代光宗9年（958年），光宗采用当时五代后周出使高丽的官员双冀的建议，开始实施科举[22]。主要是模仿唐朝的科举制度[23]。到朝鲜王朝时期才正式实施。

高丽王朝的科举制度是融会唐、五代、宋、元等诸朝的科举制度而成。直接渊源于隋或唐的有礼部三场试、三条烛试（夜试）、试期在春三月（春试）、科目中的宾贡科、咒噤科等。源于五代、宋，间接渊源于隋或唐的有：主试机关在礼部，科目中的进士、明法、明书、明算、三礼、三传等科，进士科分甲、乙第，重诗赋，明经有帖经、墨义，以及考试用糊名法等等。其直接渊源于宋，间接渊源于唐的有：武学及武举、贡举人的乡饮酒礼、拜谒文庙之礼等。其直接渊源于元，间接渊源于唐者有：乡试、会试、殿试三阶考试的成立等。至于三年一开科、进士科及第除官地位较高等，则均见于宋制。而科目中的卜业、地理业、何论业、政要业等，考试过程中的国子监试，僧科的设立等则属于高丽的独创[24]。

朝鮮王朝继续实行科举制。朝鮮太祖元年（1392年）定科举法，去掉“四书”“五经”作文，改试讲论，实行数科之后，发现并不能选拔出“经学杰出之才”，于是在太宗七年（1407年）吉昌君权近上书请求罢讲论而重开经书疑义，并建议设立考试诗赋、吏文、经典和汉语的“汉吏科”，与正科同榜唱名。當時分为大科、小科（文科）、武科及杂科（易学科、医科、阴阳科、律科）。大科考试是成为两班文武的必由之路，主要被两班子弟垄断。每三年举行一次“式年试”属于“大比之科”，此外还举行各种不定期“别试”，相当于中国明清时期的恩科考试，每当皇帝登基、行幸、万寿、太妃附太庙称庆，册封世子、世子行冠礼、世子入学称庆等庆典时都会举行，而且每十年会开一次“重试”，允许现任官员赴考。不定期有国王亲临考场的“亲临试”，该试再分成成均馆儒生参加的“谒圣试”和在昌慶宮举行的由官员参加的“春塘大试”。这些别试的科目少则录取三名，最多时录取四十名以上，通常录取十多名。这样，朝鲜的进士人数大大多于中国的进士人数。

雜科則沒有規定的階層，從賤民到貴族都可以參加，若賤民、白丁、常民，則被授與官職並升為中人階級，因此兩班貴族的庶子往往以考取雜科空缺為目標。少數表現極為優秀的更可成為兩班，例如宣祖至光海君時期的醫官許浚，本是兩班賤妾所生之庶子，為賤民出身，後來考醫科成為醫官，由於表現傑出而受賜扈聖功臣三位，晉身兩班行列。杂科中的医科考試會在首都漢陽（今首爾）舉行，一般每五年一次，目的是要補充內醫院的大夫空缺，假如五年內沒有空缺，便不會舉行。医科考有關「內景」（內科）、「外形」（外科）、「雜病」、「湯液」（藥學）、「鍼灸」等五科的知識。

关于科举存废利弊的争论在朝鮮时有出现，历史上甚至有“近来科弊，难以毛举”[25]的说法。但是科举制度也给朝鲜社会带来正面的作用，使得“私门塞而公道开，浮华斥而真儒出”[26]。韩国学者李成茂指出：“随着官僚制度的发展，在仕宦途中渐渐形成一道阻止常人晋升的坚固长城，而科举则是助人突破这道长城升至高位的促进剂。科举的这种独特作用不以某个权势人物或某种权力机构所左右，它依靠考试制度客观地发挥着其作用，可以说这是科举制度的一大长处。”[27]尽管改革和废止的呼声不时出现，但朝鲜的科举制度从未间断，如果不是因为日本的压迫，朝鲜科举还将延续一段时间[7]。

早期琉球並無官方的教育機構，也沒有相應的考試選拔制度。各大士族都在自己的府邸裡設有私人教學機構，但不收家族以外的學生。1718年，程順則奉命在至聖廟中創立琉球歷史上第一個公共教育機構——明倫堂，為琉球的儒學教育奠定基礎。

琉球也定期向中國派遣官生（留學生），每次定額四名。不過由於當時琉球的教育水平較為落後，往往四個名額都被久米村出身的人物所佔據。

為了提高琉球人的教育水平，尚温王於1798年（清朝嘉庆3年、日本宽政10年）接受國師蔡世昌的建議，在王府之北建立国学。國學中設講解師一員，按司奉行、親方奉行各一位，附設中取筆者各二名。又建乡学三所，設講解師一員，又設奉行、中取等職以管理學務。国中士族子弟由乡学选入国学。尚温王作《国学训饬士子谕》，说明琉球学习中华文化，开设科举（称为“科”）以選拔人才。不過琉球的科舉形式远比中国简略，不见有进士、状元等记载，只是成绩优异者可保举做官。官生的四個名額也由國學中最優秀的人才中選出，其中對久米村人的名額被限制為兩名。

直到1879年日本侵略琉球，琉球国灭亡为止，国学科举不断。[28]

日本是最早仿行中国科举的国家，同时实行科举制时间也是最短的[7]。

日本在8、9世纪时开始仿照唐朝的科举制度举办贡举，701年的大宝令颁布后，贡举制度确立，分为秀才、明經、進士、明法四科和醫、針二科，其中以秀才科为盛[29][30]。贡举考试由掌管考察和任命官吏之职的式部省直接主持，每年一度，在十月、十一月间进行。考试的学生分为贡人和举人两种，由地方诸国贡送来参加科考的学生称为贡人，依据天皇临时制举（依临时需要而特别招收人才）或由大学寮经过寮试而来参加科考的学生称为举人[30]。来自大学寮的举人不仅要通过国学的考试，还要经地方长官的推荐。考试内容大致同于唐朝科举各科。明经科考试“试《周礼》、《左传》、《礼记》、《毛诗》各四条，余经各三条，《孝经》、《论语》共三条”，在总计为十条的考试中，通十为上上，通八以上为上中，通七为上下，通六为中上。进士科考试“试时务策二条”和帖读（七帖从《文选上秩》中选，三帖从《尔雅》中选）。帖策全通者为甲，两策通及帖读答对六帖者为乙，以外皆为不第。明法科考试与唐朝完全相同，内容为“试律令十条”，全通为甲，通八以上为乙，通七以下为不第[29]。

按照“选叙令”的规定，要在考试合格者中选拔人才叙位任官。其中以秀才科最高，明经科、进士科、明法科依次递减[29]。总之，日本的贡举在考试项目、评审标准、等第区分和及第授阶方面都主要仿自唐朝。唐制考试内容较日制为难，录取标准也比日制高，但日本更重视贡举出身者[30]。

然而，日本实施科举的时代，正处于贵族势力上升的时期。具有平等精神的科举制度与贵族传统存在巨大冲突，因而难以在日本生根。自大宝令公布，实施贡举后的一百年内，较受重视的秀才、明经二科的及第者只有数十个[31]。由於貴族干政、學官世襲，到10世紀以后，进士科已经废绝，科举基本上為貴族所把持，並且也不是依據才學高下，而是以資歷名望，致使科舉日漸流於形式化和世袭化。

11世紀以后，雖然在形式上還繼續實行式部省試，但除了文章试之外的诸科都已没落。考生皆由權貴推薦，應考者幾乎是無條件及第，且不及第者可以改判及第，科舉制至此已完全異化。1177年，大学寮被大火焚毁，之后再未重建。到十五、十六世纪时，只剩下形式上的方略式。江户时代贡举已经绝迹。

秀才科的考试方式主要为试方略策五条。所谓方略策，主要是论述圣贤治道、古今理体之类。其多属务虚性的“空论”，既须要有博精的学识，又须要有明晰的思辨，既要文采可观，又要理义精当。宝应二年，礼部侍郎杨绾在上疏请置“孝廉科”的同时，又提到秀才科问题，其《贡举条目》为秀才科拟定的试制如下：秀才举人，准旧格惟试方略策五条。望令精通五经，每经准孝廉例问义二十条。[32]但是由于政策没有很好的落实，应试者也不多，后来便取消秀才科。

明朝绘画：科举考试中的皇帝

明經科的主要考試內容包括帖經和墨義。帖經有點像現代考試的填充，試題一般是摘錄經書的一句並遮去几个字，考生需填充缺去的字詞；至於墨義則是一些關於經文的問答。進士科的考試主要是要求考生就特定的題目創作詩、賦，有時也會加入帖經。

武则天時代以後，進士科的地位慢慢超越明經[33]，成為科舉中唯一的重要科目。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主要是進士科考生需要發揮創意方能及第，而明經只需熟讀經書便能考上。而且進士科的評選標準甚嚴格，考上的人數往往只是明經科的十分之一。當時曾有一句說話：「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道出進士科的難度。欧阳脩稱：「東南俗好文，故進士多；西北人尚質，故經學多。科場東南多取進士，西北多取明經。東南州、軍進士取解，二三千人處只解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西北州、軍取解，至多處不過百人，而所解至十餘人，是十人取一；比之東南，十倍假借之矣。」

宋代大部份時間的科舉內容與唐代分別不大，但王安石執政時，曾對科舉制度進行改革，把帖經、墨義和詩賦等考試都取消了，改為以經義（解釋經書）、論（對時局的評論）和策（提出解決時弊的辦法）作為考試內容。然而，蘇軾等人對該項改革提出強烈的抗議，王安石辯解說：「西北人舊為學究，所習無義理，今改為進士，所習有義理。……今士人去無義理就有義理，脫學究名為進士，此亦新法於西北士人可謂無負矣。」

武举考试

中國武周時武則天始創選拔武將的武舉考試，至清朝時改稱武科。中國歷史上武舉一共進行過約五百次，在朝鮮、越南亦有舉行。相對於文科舉，武科舉較為不受重視。歷朝的武舉時而廢止，時而恢復。而武舉出身者的地位亦低於文科出身的進士。唐代的武舉主要考核膂力和武藝兩大方面，包括举重、騎射、步射、馬槍等；此外對考生形象亦有要求，要「軀幹雄偉、可以為將帥者」。宋代起規定武舉人不能只有武力，還須考戰策、兵法等，考核系統更加全面與規範化。宋代首位通過武舉考核的武狀元為薛奕，後在與西夏的戰事中陣亡。朝鮮、越南地區的武舉亦承襲中國武藝與策略皆考的模式。

僧科是朝鲜高丽时代至李朝初期所实施的僧侣考试制度。分为宗选与大选。宗选由寺剎主持，大选由国家主持。宗选合格始得参加大选。大选分为禅宗大选与教宗大选，前者在禅宗总本寺广明寺，后者在教宗总本寺王轮寺。每三年举行一次大选。禅宗大选考试的科目是：《传灯录》与《拈颂集》。阶位有：大选、大德、大师、重大师、三重大师、禅师、大禅师。教宗大选考试的科目为：《华严经》与《十地经》，阶位有：大选、大德、大师、重大师、三重大师、首座、僧统。王师或国师即由禅宗最高阶位的禅师、大禅师或由教宗最高阶位的首座、僧统中选任。此一制度，李朝也加以沿用，但其禅宗之阶位为：中德、禅师、大禅师、都大禅师（或判宗禅师），教宗阶位为：中德、大德、大师、都大师（或判教宗师）。

科舉放榜時的情景

假冒出身，是因為古時規定賤民或者次等人如艇蜑、奴婢、皂隸、優伶、娼妓等人的後裔，不能參加科舉考試或應考特定科目，故有人會假冒自己的出身，有幾種模式，例如要求良民收養自己為子，有些人會改寫祖先的經歷，甚至虛構自己祖先的姓名、虛構名人為祖先等。或者有人會假冒自己出身獲得門廕的世家大族，希望自己受到考官的賞識。

假冒籍贯，通稱為冒籍，由於科舉考試各地依照人口、族群分布、文風設定了錄取名額，所以每個士人必須要在本籍考試，以保障考試公平，但有許多人會設法到錄取機會更高的郡縣、行省赴考，如臺灣建省前，許多福建省泉州府、漳州府的士子都會設法以福建省臺灣府籍應考，以增加錄取機會。在外經商、遊幕、為官等必須寄居外地，稱為「寄籍」，「寄籍」的士子得以使用寄居地的籍貫應考，也有人會假冒自己「寄籍」外地，而在外地投考。

唐代武則天時代曾一度設立糊名的辦法，遮掩考生的名字以減少批者認出撰人的機會，也打擊干投行卷的作為，這作法在宋代以後成為定例。同時又發明謄錄的方式，由專人抄錄考生的試並以抄本送往評級。這樣批者連辨認字跡也不能。然而，考生仍可與考官約定，以特定的句子或字詞來作暗號，即所謂「買通關節」。為了減少這種可能，自宋太宗起訂立鎖院的制度。每次考試的考官分正副多人，俱為臨時委派，以便互相監察。當考官接到任命後，便要同日進入貢院，在考試結束發榜前不得離開；亦不得接見賓客。如果考官要從外地到境監考，在進入本省境後亦不得接見客人。賄買若然被揭發，行賄受賄者都可能被處死；而同場的考官亦可能被牽連受罰。

清兵入关初期，便曾发生了丁酉科考案（顺治十四年），顺天、江南、河南、山东、山西五闱弊案，最后以江南闱十六房主考全部斩立决，數十人被正法或贬徙尚阳堡、宁古塔。其間，数百名举人在清兵夾帶下赴北京重考。是为中国科举史上最大的科场舞弊案。有人認為這是清初嚴厲懲治科考作弊的具體舉措[34]，也有人认为这是初入中原的满族统治者以严刑酷法震撼汉族知识分子，从而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所谓“朝廷有意与世家有力者为难，以威劫江南人也”[35]。

科举考试中被夹带入场的作弊材料

貢院內的號舍

唐代的科舉考試已設有兵衛，以阻止夾帶作弊。但抄襲捉刀，屢有發生。例如賈島手持紙條，“巡鋪告人曰：‘原夫之輩，乞一聯，乞一聯’！”[36]宋朝起，考試在貢院內進行，貢院內考生之間是以牆壁隔開的，稱為號舍。考生不可以喧嘩、離場，以防止傳卷或傳話。但是夾帶經文這作弊方法始終是屢禁不止，層出不窮。常見的方法有將經文藏在衣服鞋襪裡，或索性密寫在衣物、身體上。其他各式随身物品，包括文具、食品、蠟燭等等都曾被用作夾帶。明清的科舉保安十分嚴格，要求達到「片紙隻字皆不得帶入試場」的程度。除了在進場前由兵衛仔細搜查外，乾隆時更曾下詔詳細限定考生帶入場各式物品的規格。例如：硯台、木炭、糕點的大小厚度；水壺、燭台的用料；以至毛筆、籃子的款式都有明限。此外對檢舉夾帶者有賞格，被發現者按刑律，除了取消資格外，更要带枷示眾，發配充軍，還可能累及父、師。但科場舞弊始終未曾徹底有效地受到打擊。有傳說指一次會試中有舉人把夾帶的書本掉在地上，奉旨檢查的親王卻為他掩飾，說：「何以攜账簿入場！」（為甚麼連賬簿都帶進考場來！）[37]2003年2月在苏州又发现一本清代考生作弊的小抄书，厚0.4厘米，只有半个巴掌大，竟有9万字的考试内容，一粒米就能盖住六个字。[38]

代考在唐朝時頗為常見，詩人溫庭筠“多為鄰鋪假手”[39]。為了防止代考，需要考生交具鄉里保結，及提供详细的体貌特征的履历。進場前考官會根據履历驗明考生的身分。但是，代考作弊似乎亦沒有被完全杜絕，至清朝時仍間有揭發「請槍」代考。大部份的槍手都是經歷科場的高手，常有已是舉人出身者。例如民國初年的重要政治人物胡漢民，便是著名的代考“槍手”，胡漢民本身為舉人，曾在清末兩次代人參加鄉試，皆獲得中舉，並因而獲得巨額銀錢。[40]

科举作弊历代皆有，各代處罰也都不輕，清朝之前，科场弊案的處罰是革职、流放[41]。趙翼嘆道：“纳贿舞弊，仅至窜谪，科场之例，亦太弛纵矣！”[42]清朝首开“科场作弊者死”之先例。顺治十四年（1657年），發生丁酉順天、江南科場舞弊大案，數十名考官被處斬，家產籍沒，父母兄弟妻子俱流徙邊境。咸丰八年的戊午顺天乡试案，主考官柏葰是中國唯一处斩的一品大员，也是科举史上死于科场案的职位最高的官员。

• 劉學銚. . 知書房出版集團. 2005: 349. ISBN 9789867640659 （中文（繁體））.
• 左言东：《职官与科举》，《中国古代文化史讲座》：《中国传统文化经要丛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6 ISBN 7-5633-3938-8
• 林白、朱梅蘇：《中國科舉史話》：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9 ISBN 7-210-02331-3
• 艾永明：《清朝文官制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2 ISBN 7-100-0395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