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祖

建文帝朱允炆登基後，為了提防燕王谋反，於洪武三十一年十二月派工部侍郎張昺為北平布政使，都指揮使謝貴、張信為北平都指揮使。隨後又命都督宋忠屯兵駐開平，并調走北平原屬燕王管轄的軍隊。

建文元年（1399年），朱棣裝病，使建文帝把作為人質的朱棣三子朱高熾、朱高煦、朱高燧回燕藩；之後由於屬下被朝廷處死，遂裝瘋。由於王府長史葛誠告知朝廷，裝瘋被發覺[2]。

時燕王遣使入金陵奏事，使者被齊泰等審訊，被迫供出燕王的異狀，於是朝廷下密旨，令張昺、謝貴逮捕燕王府的官屬，張信逮捕燕王本人。但張信經過考慮，將此事告知朱棣[3]。於是朱棣和僧人姚道衍等進行舉兵的謀劃，令張玉、朱能將八百勇士帶入府中潛伏，以待變故[4]。

張昺、謝貴得到建文帝密詔后，於七月初四帶兵包圍燕王府。朱棣假意將官屬全部捆縛，請二人進王府查驗。二人進府后，被朱棣府內的死士擒獲，連同府內叛變的葛誠、盧振一同斬殺[5]。當日夜裡，朱棣奪下北平九門，遂控制北平全城[6]。

燕王朱棣起兵，援引《皇明祖訓》[7]，號稱清君側，指建文帝身邊的齊泰和黃子澄為奸臣（謀害皇室親族），需要鏟除，稱自己的舉動為「靖難」（意為「平定災難」），并上書建文帝。

燕軍控制北平后，七月初六，通州主動歸附；七月初八，攻破薊州，遵化、密雲歸附；七月十一，攻破居庸關；七月十六，攻破懷來，擒殺宋忠等；七月十八，永平府（今河北盧龍縣，屬秦皇島市）歸附。七月二十七，為防止大寧軍隊從松亭關偷襲北平，用反間計使松亭關內訌，守將卜萬下獄。至此，北平周圍全部掃清。燕軍兵力增至數萬[8]。

燕軍攻破懷來後，由於領地相距太近，七月二十四日，谷王朱橞逃離封地宣府（今屬張家口，距北京約150公里，距懷來約60公里），奔京師[9]。八月，齊泰等顧慮遼王、寧王幫助燕王，建議召還京師；遼王從海路返京，而寧王不從，遂削寧王護衛[10][11]。宋忠失敗後，部將陳質退守大同。代王本欲起兵呼應朱棣，被陳質所控制，未果[12]。

七月，朱棣反書到京，朱允炆削朱棣宗室屬籍，廢為庶人。決定起兵討燕[13][14]。在真定（今河北正定）置平燕布政使司[15]。

耿炳文率軍在八月十三日到達真定[16]，并分兵於河間、鄚州（河北任丘北约30里）、雄縣，為犄角之勢。在經過觀察後，八月十五日，燕軍趁中秋夜敵軍不備，偷襲雄縣；成功後又利用伏擊擊敗了鄚州的援兵，遂攻克鄚州，收編剩餘的部隊[17]。八月二十四日，燕軍到達無極縣。從樵夫和中央軍被俘士兵處得知敵情，於是燕軍發動決戰[18]。

二十五日，燕軍趁耿炳文送使臣出城時偷襲中央軍，炳文逃回城中后，怒而迎戰。在燕軍主力與耿炳文軍相持時，朱棣親自率軍襲擊其側翼，耿炳文大敗潰逃，中央軍投降三千多人[19]。中央軍狼狽逃回城中，城池差點失守。部將李堅、甯忠、顧成等被俘；士兵被殺、被俘數萬人（后放還）[20]。耿炳文率殘部不到十萬人在真定堅守不出，燕軍攻城三天不克。八月二十九日，燕軍返回北平[21]。顧成降燕之後，留在北平協助燕世子朱高熾守城[22]。

耿炳文戰敗，朱允炆開始擔憂戰事，考慮換將。黃子澄說曹國公李景隆是名將李文忠之子，建議他接任；齊泰反對，但建文不聽[23]。八月三十日，拜李景隆為大將軍，誓師出征，并召回耿炳文。李景隆以德州為大本營，調集各路兵馬包括耿炳文敗兵，增兵至五十萬人，九月十一日進至河間[24]。

朱棣聽說朝廷以五十萬傾國之兵交付李景隆，大喜過望，說：「李景隆不會用兵，給他五十萬大軍，根本是自取滅亡。趙括之失必然重演，我軍必勝。」[25][26]

九月初一江陰侯吳高率辽东兵攻打永平郡[27]，九月廿五，攻陷永平郡，決定趁勢偷襲大寧（今內蒙古寧城）以獲得其精銳部隊；另一方面利而誘之，將中央軍引至「空城」北平下。九月廿八，出師。[28]。十月初六，燕軍經小路到達大寧城下。朱棣單騎入城[29]），見寧王朱權，向朱權求救。在居大寧期間，朱棣令手下吏士入城結交并賄賂大寧的軍官等。十月十三，朱棣提出告辭，朱權在郊外送行，伏兵盡起，大寧軍紛紛叛變，歸附朱棣。於是朱權與王妃、世子等一同隨朱棣前往北平，而大寧的全部軍隊（包括其騎兵精銳朵顏三衛）都被朱棣收編。大寧成為空城。朱棣實力大增[30]。十月十九，燕軍在會州整編，分立五軍（中前左右後）。十月廿一，入松亭關[31]。

十一月初五，渡白河（時已結冰，渡河處在今北京順義區東），打敗李景隆的哨探陳暉部隊萬餘人[32]。李景隆大敗[33][34]。李景隆令鄭村壩所有軍隊輕裝撤退。[35]。燕軍輕易擊潰城下的敵軍，獲得大量物資[36][37]。此戰中央軍喪師十餘萬[38]。十一月初九，朱棣回到北平城，再次上書，惠帝不應[39][40]。十二月十九日，朱棣出師攻打大同。十二月廿四，抵達廣昌，守將楊宗投降[41]。建文二年（1400年）正月初一，燕軍抵達蔚州，守將王忠、李遠投降[42]。二月初二，燕軍攻大同。李景隆前来救援。李景隆走出紫荊關后，燕軍從居庸關返回北平。中央軍兵力、裝備大量損失，士氣受到重創[43]。

建文二年四月，李景隆從德州，郭英、吳傑等從真定誓師北伐兵力增至六十萬。燕軍亦出。四月二十日，燕軍渡過玉馬河[44]。四月廿四，燕軍戰鬥失利。[45][46]。次日（四月廿五），再次交战。[47][48][49]。四月廿七，燕軍進攻德州。初九，燕軍進入德州。五月十五，燕軍攻濟南，李景隆逃走。燕軍遂圍濟南[50]。十月，朝廷召李景隆回南京。黃子澄、練子寧、葉希賢等上書，請求立斬李景隆。朱允炆不聽[51]。鄭村壩之戰和白溝河之戰，使得两军攻守形勢逆轉。

燕軍圍濟南。右參政鐵鉉、盛庸堅守。朱棣射信入城招降，未果[52]。五月十七，燕軍掘開河堤，放水灌城[53]。鐵鉉決定派千人詐降，誘朱棣進城[54]。朱棣圍城攻打三個月[55]。六月，惠帝遣使求和，朱棣不聽[56]。七月，平安進軍河間，擾亂燕軍糧道[57]。八月十六，朱棣撤兵回北平。盛庸、鐵鉉追擊，大敗燕軍，收復德州[58]。

建文二年十月，朱棣決定再度南下，十月廿七到達滄州。燕軍僅用兩天就攻下滄州，徐凱等投降[59][60]。燕軍自長蘆渡河[61]，十一月初四到達德州。朱棣招降盛庸未果，遂南下[62]。十一月，燕軍到達臨清，焚其糧船。燕軍從館陶渡河，先後到達東阿、東平，威脅南方，迫使盛庸南下[63]。盛庸在東昌（今山東聊城）決戰[64]。十二月廿五，燕軍至東昌[65]。朱棣仍然親自率軍衝鋒，盛庸開陣將朱棣誘入，然後合圍，張玉被中央軍包圍戰死。次日，燕軍再次戰敗，遂北還[66]。在擊退中央軍的阻截后，建文三年正月十六，燕軍返回北平[67][68][69]。

朱棣與姚廣孝商議，姚廣孝強烈支持再次出兵[70]。二月十六，朱棣再次出師[71][72]。三月二十日，燕軍探知盛庸在夾河（今河北省衡水市武邑縣附近，漳河支流）駐紮，於是駐紮在距對方四十里的地方[73]。三月廿二，燕軍進兵夾河 [74][75]。朱棣率領一萬騎兵和五千步兵攻擊盛庸軍左翼，不能入。此時燕將譚淵望見已經開戰，於是主動出兵攻打。朱棣、朱能等則趁中央軍調動產生的混亂，趁暮色向中央軍後方猛攻，斬殺莊得[76]。此戰殺傷相當，但燕軍損失了大將譚淵[77]。當夜，朱棣率領十餘人在盛庸營地附近露宿；次日（三月廿三）清晨，發現被中央軍包圍。朱棣再次利用禁殺之旨，引馬鳴角，穿過敵軍，揚長而去。中央軍愕然，不敢射箭[78]。

朱棣回到營中，鼓勵眾將「兩軍相當，將勇者勝」[79]，於是再次會戰，雙方互有勝負。戰鬥打了七八個小時后，盛庸大敗，損失了數萬人，退回德州[80][81]。吳傑、平安引兵準備會合盛庸，聞庸已敗，退回真定[82]。夾河之戰結束。夾河之戰重新確立了燕軍的優勢。閏三月初四，朱允炆因夾河之敗，再次罷免齊泰、黃子澄，謫出京城，暗中令其募兵[83]。

擊敗盛庸后，朱棣進軍真定 [84]。閏三月初九，兩軍會於藳城交戰 [85]。次日，復戰，南軍不能支，大敗而去 [86]。朱棣將射成刺猬的軍旗送回北平，令世子朱高熾妥善保存，以警示後人[87]。從白溝河、夾河到藳城，燕軍三次得大風相助而勝，朱棣認為這是天命所在，非人力所能為[88]。夾藳之戰再次使南軍損失慘重，正面戰場戰事稍緩和。南軍改為通過談判、反間、襲擊後方等方式間接作戰。擊敗平安後，燕軍南下，先後經過順德、廣平、大名，并駐紮於大名。諸郡縣望風而降[89]。

朱棣聽說齊黃被貶，上書和談，表示「奸臣竄逐而其計實行，不敢撤兵」[90]。朱允炆得書，與方孝孺討論，方孝孺表示可以借此機會遣使回報，拖延時間，并懈怠其軍心；同時令遼東等軍隊攻其後方，以備夾攻。於是（四月）惠帝令大理寺少卿薛嵓去見朱棣，傳詔并秘密在軍中散佈相關消息[91]。薛嵓見朱棣，說「朝廷言殿下旦釋甲，暮即旋師。」朱棣表示這連三尺小兒也騙不過。薛嵓無言以對[92]。五月初一，盛庸、吳傑、平安等分兵騷擾燕軍餉道[93]。朱棣遣使者進京表示盛庸等不肯罷兵，必有主使。惠帝聽從方孝孺的意見，將其下獄（一說誅殺）[94][95]，和談破裂。

朱棣見和談破裂，從濟寧南下，成功焚燒大量中央軍糧船，京師大震，德州陷入窘境[96]。

七月，燕軍進攻彰德，林縣投降[97]。七月初十，平安自真定趁虛攻北平，擾其耕牧。朱高熾固守。朱棣分兵回援；（九月十八）平安與戰不利，退回真定[98]。由於河北戰事不利，方孝孺想出了反間計，利用朱高熾（長子）和朱高煦（次子）的矛盾，先寫一封信給守北平的高熾，令其歸順朝廷，許以燕王之位；然後派人告訴朱棣和高煦（隨軍）世子密通朝廷，以使燕軍北還。但朱高熾得到信後，根本沒有拆開，將朝廷使者連人帶信一起送往朱棣處。反間計失敗[99]。

七月十五，盛庸令大同守將房昭入紫荊關威脅保定，據易州西水寨以窺北平。朱棣回兵救援[100]。朱棣分兵守保定，并包圍房昭的山寨。十月初二，燕軍與真定援兵和房昭軍決戰，房昭退回大同[101]。十月廿四，燕軍回到北平。之後又擊敗了襲永平的遼東敵軍[102]。

建文三年冬，南京有宦官因犯錯被處罰，逃到朱棣處，告知南京守備空虛。朱棣遂決定直接率兵南下，臨江一決。道衍亦支持不再與盛庸、平安等糾纏，直趨京師[103][104]。

1401年（建文三年十二月初二），燕師復出。十二月十二，到達蠡縣（約在保定以南50公里）。建文四年（1402年）正月，燕軍南下至館陶渡河，長驅直入。正月十四，陷東阿；正月十五，陷東平；正月十七，陷汶上；正月廿七，陷沛縣（進江蘇）；正月三十，到達徐州[105]。惠帝見燕軍再次出動，三年十二月令駙馬都尉梅殷（惠帝的姑父，顧命大臣）任總兵官，鎮淮安[106]。建文四年正月初一，將遷往蒙化的朱橚（廢周王）召回南京。命魏國公徐輝祖率兵援山東[107]。

二月初一，何福、平安、陳暉進兵濟寧，盛庸進兵淮上。二月廿一，朱棣擊敗徐州的出戰軍隊，徐州自此閉城死守[108]。朱棣繼續南下。三月初一，燕軍進逼安徽宿州。三月初九，抵達渦河（今安徽蚌埠市懷遠縣以北）[109]。平安帶兵來追；但三月十四日在淝河中了朱棣所設的伏兵，只得退回宿州[110]。三月廿三，朱棣遣將斷徐州餉道，鐵鉉等率兵圍攻，互有勝負[111]。四月十四，燕軍進達睢水之小河，搭浮橋。次日，平安、何福領軍奪橋，雙方隔河僵持。數日後，中央軍糧盡，朱棣決定偷襲。半夜，渡河繞至敵後；四月廿二，雙方戰於齊眉山（靈壁縣西南三十里），中央軍大勝，斬燕將李斌[112]。

燕軍陷入窘境。四月廿三，燕軍眾將要求北返，朱棣不同意，說「欲渡河者左，不欲者右。」大部份人站於左側，朱棣怒。朱能這時強力支持朱棣，表示「漢高祖十戰九不勝，卒有天下」，堅定了燕軍堅持的決心[113]。

這時，朝廷訛傳燕軍已兵敗，京師不可無良將，遂召回徐輝祖[114]。四月廿五，考慮到在河邊不易防守，何福移營，與平安在靈壁（一作靈璧）深溝高壘作長遠之計。由於糧道被燕軍阻礙，平安親自率兵六萬護衛糧草。四月廿七，朱棣率精銳襲擊平安，將其一分為二；何福全軍出動救援，朱高煦也率伏兵出現，何福敗走[115]。

中央軍缺糧，何福與平安決定次日（廿九）突圍而出，在淮河取得給養，號令為三聲炮響；次日，燕軍攻打靈壁墻壘，進攻信號正巧也是三聲炮響。於是中央軍以為是己方號炮，紛紛奪路而逃；燕軍趁勢進攻，中央軍全軍覆沒。靈壁之戰就此意外結束。此戰燕軍生擒了陳暉、平安、馬溥、徐真、孫成等三十七員敵將，四名內官（宦官），一百五十員朝廷大臣，獲馬二萬餘匹，降者不計其數。只有何福單騎逃走[116][117][118]。

靈璧之戰後，燕軍向東南方向直線前進。五月初七下泗州，朱棣謁祖陵[119]。盛庸在淮河設下防線阻礙燕軍渡河，朱棣在嘗試取道淮安、鳳陽受阻後[120]，遣朱能、丘福率士兵數百人繞道上游乘漁船渡河，五月初九從後方突襲盛庸，盛庸敗走。燕軍遂克盱眙[121]。

五月十一，燕軍向揚州方向前進，五月十七到達天長（揚州西北50公里）。守揚州的監察御史王彬本想抵抗，但屬下反叛，趁其沐浴時綁縛之。五月十八，揚州不戰而降[122]。隨後高郵歸降[123]。

揚州失陷，金陵震動。朱允炆驚慌不已，與方孝孺商議後，先後定下如下幾個救急方法：下罪己詔；號召天下勤王；派練子寧、黃觀、王叔英等外出募兵；召回被貶黜的齊泰、黃子澄；遣人許以割地求和，拖延時間[124][125]。

五月廿二，朱允炆遣慶成郡主（朱元璋的侄女、朱棣的堂姐）與朱棣談判，表示願意割地。朱棣說「此奸臣欲姑緩我，以俟遠方之兵耳。」郡主無言以對，遂返[126]。

六月初一，燕軍準備從浦子口渡江，但遇到了盛庸最後的抵抗。燕軍戰不利，此時朱高煦引兵來援，殊死力戰，擊敗盛庸[127]。隨後南軍的一支水軍部隊降燕[128]，燕軍遂於六月初三自瓜洲渡江，并再次擊敗退守此地的盛庸。六月初六，燕軍至鎮江，守將率城投降[129]。

六月初八，燕軍駐紮於龍潭（距京師金陵東約30公里），朝廷大震。朱允炆徘徊殿間，召方孝孺問計。方孝孺表示城中尚有二十萬兵，應堅守待援；即使真戰敗，國君為社稷而死，是理所應當的。可以再派大臣、在京諸王前往談判以拖延時間。於是六月初九，派李景隆、茹瑺等見朱棣，再次談判；朱棣表示割地無名，只要奸臣。六月初十，遣谷王朱橞（建文元年逃回京城）、安王朱楹等第三次前往談判，無果[130]。

六月十二，外出募兵的大臣們仍未返回，朱允炆只得派在京諸王和武臣們守衛各門。時左都督徐增壽（徐達子，輝祖弟）謀內應，被一群文官圍毆[131]。

六月十三，燕軍抵金陵（南京）。徐增壽作內應，事敗，被朱允炆親自誅殺於左順門。守衛金川門（位於南京城西北面）的朱橞和李景隆望見朱棣麾蓋，開門迎降[132][133][134]。

燕軍進南京，朱棣入城，朱允炆見事不可為，遂在皇宮放火。馬皇后死於大火，朱允炆本人不知所終；此後其下落成為千古謎團[135][136][137][138]。

朱棣进入南京後，並未立即登基即帝位，須知當初朱棣起兵，是以“清君侧”為由，為了建立其即帝位之正當性，做了以下三件事：

第一，宣稱建文帝朱允炆已自焚身死：建文四年六月十三日，南京城陷時，皇宮大火，馬皇后葬身火海 [139]。隨後朱棣入城，派人找出馬皇后的屍體，指認其為朱允炆，並執其手哭「癡兒，何至是！」 [136]。

第二，誅殺建文帝朝重臣，即所謂“清君侧”：建文四年六月廿五，明成祖誅殺齊泰、黃子澄、方孝孺等建文帝大臣，並滅其族，以懲其惡 [140]。

第三，謁明孝陵：朱棣进城之时，翰林院編修楊榮迎於馬首，說：「殿下先謁陵乎？先即位乎？」提點朱棣應先要拜謁太祖陵寢（明孝陵），而不是急著先登帝位 [141][142]。次日（建文四年六月十四日）起，諸王及文武群臣多次上表勸進，朱棣不允 [143]。建文四年七月十七日，朱棣謁明孝陵，諸王及文武群臣暨軍民耆老，再三勸進，朱棣再三推辭，最後為江山社稷計，不得已於當日登基即位 [144]。

建文四年七月十七日，朱棣登基即位，改元永樂，時年四十二歲，是為明成祖 [144]。明成祖重建奉天殿（舊殿被朱允炆所焚），刻玉璽。同年十一月十三日，封王妃徐氏為皇后[145]。

朱棣登基称帝后，对靖难功臣进行了封赏。追赠封王两人，为：朱能（东平武烈王）；张玉（河间忠武王）。

封公二十三人，为：朱能（成国公）；丘福（淇国公）；徐增寿（定国公）；陈亨（泾国公）；郭亮（兴国公）；李彬（茂国公）；李遠（莒国公）；柳升（融国公）；徐忠（蔡国公）；袁容（沂国公）；郑亨（漳国公）；姚广孝（荣国公）；张信（郧国公）；王聪（漳国公）；顾成（夏国公）；张武（潞国公）；陳珪（靖国公）；薛禄（鄞国公）；王真（宁国公）；吴允诚（凉国公）；李讓（景国公）；孟善（滕国公）；張輔（英国公）。

封侯十五人，为：陳瑄（平江侯）；何福（宁远侯）李濬（襄城侯）；孙岩（应成侯）；房宽（思恩侯）；王友（清远侯）；王忠（靖安侯）；劉榮（广宁侯）；火真（同安侯）；王寧（驸马都尉，永春侯）；宋晟（西宁侯）；郭义（安阳侯）；谭渊（崇安侯）；柳升（安远侯）；薛绶。

封伯十八人，为：陈贤（荣昌伯）；陈旭（云阳伯）；刘才（广恩伯）；张兴（安乡伯）；房胜（富昌伯）；徐理（武康伯）；徐祥（兴安伯）；金玉（会安伯）；高士文（建平伯）；陈志（遂安伯）；唐云（新昌伯）；茹瑺（忠诚伯）；王佐（顺昌伯）；许诚（永新伯）；薛斌（永顺伯）；薛贵（安顺伯）；赵彝（忻城伯）；朱荣（武进伯）。

明成祖登基后不承認建文年號，七月初一（一說六月十八日），將建文元、二、三、四年改為洪武三十二至三十五年[146][147]，次年改元永乐元年。凡建文年間貶斥的官員，一律恢復職務（如靖難初期因離間被貶的江陰侯吳高被再次起用，守大同）；建文年間的各項改革一律取消[148][149]；建文年間制定的各項法律規定，凡與太祖相悖的，一律廢除。但一些有利於民生的規定也被廢除，如建文二年下令減輕洪武年間浙西一帶的極重的田賦，至此又變重。[150]

明成祖在靖難之役結束后，为了佐证他“清君侧”的起兵宣言，向金陵軍民發布公告：「諭知在京師的軍民人等，我先前一向守望我藩的封地，卻因奸臣弄權作威作福，導致我家骨肉被其殘害，所以不得不起兵誅殺他們，乃是要扶持社稷和保安宗親、藩王。今次研擬安定京城，有罪的奸臣我不敢赦免，無罪者我也不敢濫殺，如有小人藉機報復，擅作綁縛、放縱、掠奪等事情因而禍及無辜，並非我的本意。」[151]

建文四年六月廿五，明成祖誅殺齊泰、黃子澄、方孝孺等建文帝大臣（幾乎都是文官），滅其族[140]，史稱壬午殉難。其中據清修《明史》、明遺民談遷所著《國榷》、明朝官方史書《明實錄熹宗實錄》記載，方孝孺被誅十族（九族加朋友門生），受牽連而死者共873人，充軍等罪者千餘人[152]，當中被救的倖存者有假借余姓逃過一劫的方孝孺的幼子方德宗[153]。而因黃子澄受牽連的有345人[154]。景清降後密謀行刺，事敗，八月十二被殺，滅九族；後屠其家鄉，謂「瓜蔓抄」[155]。

此外，眾多建文舊臣如卓敬、暴昭、練子寧、毛泰、郭任、盧植、戴德彝、王艮、王叔英、謝升、丁志方、甘霖、董鏞、陳繼之、韓永、葉福、劉端、黃觀、侯泰、茅大芳、陳迪、鐵鉉等等也都被酷刑處死或自盡，史稱：「忠憤激發，視刀鋸鼎鑊甘之若飴，百世而下，凜凜猶有生氣。」[156]他們的家屬和親人也被牽連，死者甚眾。被流放、逼作妓女及被其它方式懲罰的人也不少。明仁宗即位後，大部份人始獲赦免，而餘下的人的後代卻遲至明神宗時始獲赦免[157]。建文帝被朱棣篡位後，朝野為之盡忠死節者甚眾，不及備載。

在大肆誅殺之外，當月，明成祖將忠於建文帝的魏國公徐輝祖下獄，但顧及其父是中山王徐達，其姊即成祖仁孝文皇后，還是釋放了他，僅削其爵位。輝祖死後，其子嗣魏國公爵[158]。黃觀被明成祖所嫉恨，其狀元的身份被革去，故明代保持三元及第記錄的只有商輅一人。耿炳文、盛庸、平安（靈壁之戰降）、何福、梅殷等将领投降後都受到迫害自杀身亡。

永乐初，明成祖为了安抚诸位藩王，稳定国内局势，同时表示自己和建文帝的不同，曾先后复周、齐、代、岷诸親王旧封；建文帝的弟弟吴王朱允熥、衡王朱允熞、徐王朱允𤐤尚未就藩，明成祖皆降为郡王，同年又将已就藩的朱允熥、朱允熞召到燕京，以不能匡正建文帝为由废为庶人，软禁于凤阳，仅留朱允𤐤奉祀懿文太子，而朱允𤐤不久也于永乐四年死于火灾。当其皇位较巩固时，继续实行削藩。周、齐、代、岷诸王再次遭到削夺；迁宁王于南昌；徙谷王于长沙，旋废为庶人；削辽王护卫。

军事上，为了填充边塞藩王内迁后的空白，以何福充总兵官镇守陕西等处，韩观充总兵官镇守江西等处为开端，明成祖陆续在山东、云南、浙直、辽东、广西、贵州、甘肃、大同、江西、广东、陕西等十三省、镇设立镇守总兵，同时对镇守西北地区的宋晟与镇守西南地区的沐晟通过联姻等方式加以笼络，得以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了有效的统治。[159]

在政治上，明成祖继续实行太祖的徙富民政策，以加强对豪强地主的控制。明成祖时期，完善了文官制度，在朝廷中逐渐形成了后来内阁制度的雏形。永乐初开始设置內閣，选资历较浅的官僚入阁参与机务，解决了废罢中书省后行政机构的空缺。朱棣重视监察机构的作用，设立分遣御史巡按天下的制度，鼓励官吏互相讦告。他善利用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

明成祖即位之初，对洪武、建文两朝政策进行了某些调整，提出“为治之道在宽猛适中”的原则。他利用科举制及编修书籍等笼络地主、士人，宣扬儒家思想以改变明初過事佛、道教之风，选择官吏力求因才而用，为当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在全国局势稳定之后，明成祖为了加强对大臣的监控，恢复洪武时废罢的锦衣卫。同时，明成祖又设置镇守内臣的东厂衙门，厂卫合势，强化专制统治。

永乐十八年（1420年），明成祖為了鎮壓政治上的反對力量，觉得锦衣卫不足以达成目的，決定設立一個稱為「東緝事廠」，簡稱“東廠”的新衙門，地點位於燕京（今北京）東安門之北，一說東華門旁。（今北京东城区东厂胡同，據說系原东厂所在地。）

東廠的行政長官為欽差掌印太監，全稱職銜為：欽差總督東廠官校辦事太監，簡稱提督東廠，尊稱為「廠公」或「督主」。初設時由司禮監掌印太監兼任，後因事務繁雜，改由司禮監秉筆太監中位居第二、第三者擔任。東廠的屬官有掌刑千戶、理刑百戶各一員，由錦衣衛千戶、百戶來擔任，稱貼刑官[160]。隸役（稱掌班、領班、司房，共四十餘人）、緝事（稱役長和番役）等軍官由锦衣卫撥給。

明初《大明律》明令：「凡樂人搬做雜劇戲文，不許妝爾扮帝王后妃、忠臣節烈、先聖先賢神像，違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扮者與同罪」，以壓迫雜劇創作，明成祖即變本加厲，以極刑來禁止此類雜劇的印賣：「但有褻瀆帝王聖賢之詞曲、駕頭雜劇，非該律所載者，敢有收藏、傳誦、印賣，一時拿送法司究治」，「但這等詞曲，出榜後，限他五日，都要乾淨，將赴官燒毀了，敢有收藏的，全家殺了」[161][162]。

悬挂永乐大钟的钟楼

明成祖十分重視經營北方，加之自己兴起于北平（今北京），因此明成祖在南京即位后，于永乐元年改北平為行在，設六部，增設北京周圍衛所，逐漸建立起北方新的政治、軍事中心。永乐七年（1409年），明成祖开始了營建北京天壽山長陵，以示立足北方的決心。與此同時，爭取與蒙古族建立友好關係。韃靼、瓦剌各部先後接受明政府封號。永乐八年（1410年）至二十二年（1424年），朱棣親自率兵五次北征，鞏固了北部邊防。永乐五年（1407年）開工修建北京宮殿也就是紫禁城（但後來部分宮殿被李自成放火燒毀，清初又重新修復），直至永樂十八年(1420)始完工。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正式遷都，定鼎北京。

明成祖注意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认为“家给人足”、“斯民小康”是天下治平的根本。他大力发展和完善军事屯田制度和盐商开中则例，保证军粮和边饷的供给。在中原各地鼓励垦种荒闲田土，实行迁民宽乡，督民耕作等方法以促进生产，并注意蠲免赈济等措施，防止农民破产，保证了赋役征派。

明成祖对各地方官吏要求极为严格，要求凡地方官吏必须深入了解民情，随时向朝廷反映民间疾苦。永乐十年(1412年)，朱棣命令入朝觐见的地方官吏五百余人各自陈述当地的民情，还规定“不言者罪之，言有不当者勿问’。之后，永乐帝宣布“谕户部，凡郡县有司及朝使目击民艰不言者，悉逮治。”即地方官或中央派出的民情观察员，如果看到民间疾苦而不实报的，要逮捕法办。对民间发生了灾情，地方上要及时赈济，做到“水旱朝告夕振，无有雍塞”。通过这些措施，永乐时“赋入盈羡”，达到有明一代最高峰，史称永乐盛世。

《中国历史地图集》中描绘的明永乐年间的明朝最大疆域，包括羁縻地东北地区（包括外东北）、新疆哈密、青藏地区（有爭議）和短暂占据的安南地。

布达拉宫管理处藏明成祖朱棣画像，与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藏明成祖朱棣画像为同一母本，而尺寸稍大，右上方有文字“大明永乐二年四十五岁三月初一日记”，为明成祖赐予西藏地区的画像。画像摄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祥开万象”展览期间。

西南边疆，永乐十一年（1413年），平定思南、思州土司叛亂後，設立貴州布政使司。為加強對烏思藏（今西藏）地區的控制，朱棣派遣官吏迎番僧入京，給予封賜，尊為帝師。不過，史學界對明朝是否實際統治了西藏存在較大的爭議。

永乐年间，明朝在藏区建立一套僧官制度，僧官分教王、西天佛子、大国师、国师、禅师、都纲、喇嘛等，每级依受封者的身份、地位进行分封。如明成祖即位的当年，即派侯显前往乌思藏迎请噶玛噶举派的第五世噶玛巴活佛，后封其为“大宝法王”。1406年，明成祖又遣使入藏封乌思藏帕竹第五任第悉扎巴坚赞为“阐化王”。明封八王中的两大法王、五大教王都是永乐时期封授的。此外，明成祖依僧官制度还进行了大规模的分封，由此明朝对藏区的各政教势力由上至下各级首领的分封基本完成。但明朝并未在烏思藏等地区驻军。亦有学者通过对比元朝对于西藏的实际管辖，认为明朝上面这些对藏人名义上的封授并不能被认为拥有在西藏的实际政治权力[163]。《劍橋中國明代史》亦指出：「無論是在經濟領域，還是在政治領域，西藏人都未覺得他們是明朝廷臣民。另外，他們無須中國（明朝）居中調解而維持著與其他國家和民族的關係。」[164]

东北边疆，永乐七年（1409年）在女真地區，設立奴儿干都司。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年）派邢枢等传谕奴儿，正式招抚诸部，擴大明朝東疆。永乐二年（1404年），置奴儿等卫所，其后在当地相继建卫所达一百三十餘。永乐七年（1409年）明政府设置奴儿都指挥使司管辖奴儿地区的所有军事建制机构。永乐九年（1411年）正式开始行政管辖权。都司的主要官员初为派駐數年而輪調的流官，后为當地部落領袖所世袭。明成祖為了安撫東北女真各部，在歸附的海西女真（位於松花江上游）與建州女真（位於松花江、牡丹江之間）設置衛所，並派宦官亦失哈安撫位於黑龍江下游的野人女真。亦失哈并于1413年视察了库页岛，宣示了明朝对此地的主权[165]。在奴儿干都司官衙所在地附近建有永宁寺，立有永宁寺碑，清代曹廷杰于1885年曾拓回碑文。同时，明成祖撤去大宁都司，将宁王朱权内迁南昌，授予兀良哈蒙古的朵颜、泰宁和福余三个卫所自治权，但不允许三卫蒙古人南迁到大宁地区驻牧。明成祖还于1406年和1422年对兀良哈蒙古进行镇压，以维持这一地区的稳定[166]。

辖区内主要居民为蒙古、女真、吉里迷（尼夫赫人）、苦夷（阿伊努人）、达斡尔等族人民，分置卫所，以各族首领为各卫所都督、都指挥、指挥、千户、百户、镇抚等职，给予印信。据《明史》记载，奴儿都司有卫三百八十四，所二十四，站七，地面七，寨一。都司治所奴儿干城（元朝征东元帅府旧地，今俄罗斯尼古拉耶夫斯克特林），在黑龙江下游东岸，下距黑龙江口约两百公里，上距吉林船厂约两千五百公里。明宣宗即位后，奴儿都司于宣德九年（1434年）正式废弃，共持续25年。

西北边疆，永乐四年（1406年）設立哈密衛。此前，察合台的后裔肃王兀纳失里於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开始向明朝纳贡，被明太祖封为哈密国王。其子脱脱向明成祖朝贡，永乐四年（1406年）三月，明成祖宣布设立哈密卫，以其头目马哈麻火者等为指挥、千百户等官，又以周安为忠顺王长史，刘行为纪善，辅导。之后，哈密国成为设有明朝羁縻卫所的王国，忠顺王是哈密国王，哈密卫指挥使掌握哈密兵权，另有汉人长史。

明成祖很重视河工，永乐九年（1411年）朱棣於疏浚會通河為保證北京糧食與各項物資的需要。朱棣命開漕運。漕運在元朝至元年間即有，然而卻因會通河一段水淺而無法大量載運物資，於是元朝均以海運為主。明朝初期，傳餉遼東、北平的途徑也均以海運為主[167]。洪武二十四年，黃河在原武絕口，會通河於是被淤。

永乐年间，明成祖遷都北京，採用河路、海路并運。當時海運危險且多有損失；而河運卻經過淮河轉沙河，然後經過黃河進入衛河，於此轉入北京，陸運須經過八個衛所，勞民傷財。濟寧州同知潘叔正上疏建議浚通會通河，使得元朝運河恢復。於是，朱棣命宋禮、刑部侍郎金純、都督周長前往治理。會通河首要問題為水源不足，宋禮採用汶上老人白英的建議，修築埋城與戴村坝，橫截汶水向南，經河面最高端南旺分水，流入運河，且使黃河不會影響漕運。同年八月還京，論首功，受上賞[168]。

次年，因御史許堪進言衛河水患，朱棣再命宋禮前往治理。宋禮在魏家灣分支黃河，泄水入土河，於是從德州西北開一支支流，到海豐、大沽流入大海[169]。此時，宋禮以海運損失巨大、勞民傷財，上言請求停止海運，而恰逢平江伯陳瑄治理長江、淮河等告竣。於是河運從此昌盛，可運大型物資。永樂十三年，朱棣遂終止海運[170]。

永乐十三年（1415年）鑿清江浦，使大運河重新暢通，對南北經濟文化交流與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永乐年间，明成祖还派派夏原吉治水江南，疏浚吴淞。

对外关系方面，除了安南在永乐年间被明成祖以武力纳为郡县外，明朝整体对外关系保持了和平。

东北方面，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李成桂接受高丽恭让王禅让，建立朝鲜王朝，明太祖虽然根据其意愿赐予“朝鲜”为其新国号，但始终不予正式册封，两国还发生两次表笺风波，关系紧张，朝鲜国内甚至出现征伐辽东的思潮。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李芳果在其弟李芳远发动第一次王子之乱后获得明惠宗册封。其后李芳远发动第二次王子之乱即位后，仍旧在建文三年（1401年）获得明惠宗册封。明成祖取得靖难之役胜利后，于永乐元年（1403年）二月重新册封李芳远为朝鲜国王，两国关系由此进入稳定的宗藩关系。[171]

与日本的关系，明成祖即位后，遣使日本，成功与日本室町幕府第三位将军足利义满建立起外交关系，足利义满在永乐元年（1403年）接受明成祖册封为“日本国王”，两国不仅建立起政府层面的勘合贸易，足利义满还动用官方力量帮助明朝处理明初倭寇问题。明成祖还在永乐四年（1406年）封日本阿苏山为“寿安镇国之山”。永乐六年（1408年），足利义满去世后，继任的其子足利义持很快改变政策，与明朝断绝外交关系，加之倭寇猖獗，明成祖甚至一度动了征伐日本的念头，不过后来随着对倭寇作战胜利，并没有实行，但两国关系也因此再度转冷。[172]

与帖木儿帝国方面，帖木儿去世后，帖木儿帝国陷入内战，最终夺取政权的沙哈鲁释放了此前拘留的明朝使者，两国建立起稳定的关系，明成祖还多次派遣吏部驗封司員外郎陳誠、中官李達等官員出使西域[173][174]。隨後西域的帖木兒帝國、吐魯番、失剌斯、俺都準、火州也與明朝多次互派使者往來[175]，加強了政治、駐軍和貿易往來，全國統一形勢得到進一步發展和鞏固。[176]

在政治稳定、经济繁荣、边疆稳定的局面下，为整理知识，明成祖令解縉等人修书。編撰宗旨：「凡书契以來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於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召集一百四十七人，首次成书于永乐二年（1404年），初名《文献集成》；明成祖過目後認為「所纂尚多未備」，不甚滿意。永樂三年（1405年）再命姚廣孝、鄭賜、劉季篪、解縉等人重修，這次動用編寫人員朝野上下共二千一百六十九人[177]，啟用了南京文淵閣的全部藏書，永樂五年（1407年）定稿進呈，明成祖看了十分滿意，親自為序，並命名為《永樂大典》，清抄至永樂六年（1408年）冬天才正式成書。

《永乐大典》由解縉、太子少傅姚廣孝和禮部尚書鄭賜監修，組織上設監修、總裁、副總裁、都總裁等職，負責各方面工作。監修：解縉、姚廣孝、鄭賜；總裁：副總裁：蔣用文、趙同友；都總裁：陳濟。

《永乐大典》修書過程對所收錄的書籍沒有做任何修改，採用兼收並取的方式，保持了書籍原始的內容。明成祖修大型類書《永樂大典》，在三年時間內即告完成。《永樂大典》有22877卷，其中凡例、目錄60卷，全書分裝為11095冊，引書達七八千種，字數約有三億七千多萬，且未有任何刪節，這是清朝《四庫全書》無法相提並論的。但成祖并未将《永乐大典》复写刊刻，而决定只制作一份抄本，并于1409年完成[178]。永乐年間修訂的《永樂大典》原書只有一部，現今存世的都是嘉靖年間的抄本。

明太祖朱元璋為與鄰近國家保持長久的和睦關係，便在其所主編的《皇明祖訓》中開列十五個「不征諸夷國名」，以警戒後世子孫切勿「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越南（安南國）便是其中之一。[208]1400年，安南陳朝權臣胡季犛篡位，建立胡朝，改國號為「大虞」。不久後自稱太上皇，由兒子胡漢蒼（即胡𡗨）即皇帝位。由於前朝陳氏原是向明朝稱臣，世世受明冊封，憑著篡奪得國的胡氏為免惹起明朝猜疑，便於1403年農曆四月丁未（西曆4月21日[209]）遣使赴明，向剛起兵奪位的明成祖聲稱陳氏「宗嗣繼絕，支庶淪滅，無可紹承。臣，陳氏之甥，為眾所推」[210]，欲藉此聲稱自己具有統治資格，要求明朝冊封。明成祖派楊渤到越南觀察後，當地陪臣耆老跟隨他向成祖上奏稱「眾人誠心推胡漢蒼權理國事」[211]，明廷一時再沒有懷疑的理由，便封胡漢蒼為「安南國王」。[212]

1404年農曆八月乙亥（西曆9月10日[209]），陳朝遺臣裴伯耆到明廷，控訴胡季犛父子「弒主篡位，屠害忠臣」，要求明朝出兵「擒滅此賊，蕩除奸凶，復立陳氏子孫」[213]八月丁酉日（西曆10月2日[209]），有一位自稱陳氏子孫，名叫陳天平的人（越南史籍寫作「陳添平」，《大越史記全書》稱他的身份本是「陳元輝家奴阮康」[214]），從老撾入明，亦向明帝訴說胡氏篡位的經過，要求恢復陳氏統治。[215]其後，明成祖當著胡朝的來使面前，安排陳天平與他們會見，使一眾來使都錯愕下拜，甚至涕泣，適值裴伯耆在場，向來使責以大義，場面緊張。[216]明廷於是對越南政局多所干涉，派員查核實情，胡朝明白勢不得已，唯有承認責任，要求「迎歸天平」。[217]

另外，明越兩國又因領土問題出現外交風波。1405年，廣西省思明府土官及雲南省寧遠州土官向明廷控訴，轄境猛慢、祿州等地被越南所佔。為此，明廷於該年農曆二月，遣使責難胡朝，要求取得祿州，胡朝便被迫將古樓等五十九村交給明朝政府。[218]

胡朝雖然願意息事寧人，但兩國關係仍然緊張。其後，胡朝所派到明廷的使節，都遭扣留，不許回國。明廷又派員入越，查探山川道路險要之地，以為日後南征的準備。[219]另外，胡朝的南鄰占城，曾於1404年遣使入明，聲稱遭到胡氏「攻擾地方，殺掠人畜」，並進一步「請吏治之」，[220]這亦引起了明廷的注意。

不過，明成祖仍未敢輕言出兵。1405年年底，雲南將領沐晟建議出兵，卻遭明成祖反駁說：「爾又言欲發兵向安南。朕方以布恩信，懷遠人為務。胡𡗨雖擾我邊境，令已遣人詰問，若能攄誠順命，則亦當弘包荒之量。」[221]至於陳天平的處置，明廷則決定送歸越南，並要求越人「以君事之」，奉為國主。[222]越南方面，胡朝有感於對明關係緊張，亦積極防備，重編軍制，在多邦城（陳仲金說位於山西省先豐縣古法社）加強防守，於各個河海要處裝插木樁陷阱，整頓軍庫，招募人民有巧藝者入伍。但胡朝君臣對明主戰或主和，意見分歧甚大，有官員認為只好「從他（明朝）所好，以緩師可也」，左相國胡元澄則認為只決定於「民心之從違耳」，對明作戰並無十足把握。[223]

1406年，明朝派鎮守廣西都督僉事黃中領五千士兵（《大越史記全書》稱領兵十萬），護送陳朝王孫陳天平（陳添平）回越南（《明實錄》把事件列在該年農曆三月丙午，即西曆4月4日；《大越史記全書》則列入農曆四月八日，即西曆4月26日[209]）。當進入越南境內的支棱隘時，遇上胡軍截擊，明軍不敵，陳天平及部份士兵被俘。陳天平經胡朝審訊後，被「處陵遲罪」。明成祖得悉後大怒，便「決意興師」。[224]

同年年中，明成祖派總兵官朱能加封「征夷大將軍」，配印信。後來在行軍時病卒，由副將張輔代替）、左副將軍沐晟、右副將軍張輔、左參將李彬、右參將陳旭等領兵[225]（《大越史記全書》稱共有八十萬人，中國學者郭振鐸、張笑梅認為可能有誇大[226]），分兵兩路，開進越南的白鶴江會師，一邊向越南腹地步步推進，一邊發出檄文向越人呼籲胡季犛父子的行為是「肆逞凶暴，虐于一國」，並列出胡氏「兩弒前安南國王以據其國」、「賊殺陳氏子孫宗族殆盡」、「淫刑峻法，暴殺無辜，重斂煩徵，剝削不已」等二十款大罪，又稱明軍的到來是「吊爾民之困苦，復陳氏之宗祀」[227]，以使民心動搖。果然，不少越人「厭胡氏苛政，罔有戰心」，有助明軍前進更為順利。農曆十二月丙申十一日（西曆1407年1月19日[209]），胡軍的主力退守多邦城，明軍亦看準該城位於河邊，有較大面積的沙灘可供搶灘，於是分兵進攻，成功以火銃擊退胡軍象兵。其後，明軍攻入越南的重要城市東都昇龍，並大肆掠奪，「擄掠女子玉帛，會計粮儲，分官辦事，招集流民。為久居計，多閹割童男，及收各處銅錢，驛送金陵」。[228]

1407年年初，明軍攻破昇龍後，向胡朝的首都清化繼續前進，胡氏皇子胡元澄領軍退守黃江（在今越南河南省的一段紅河），與胡季犛、胡漢蒼會合。明將沐晟則進駐木凡江（在今越南河内市，與黃江相接）預備出擊。農曆二月，沐晟沿江兩岸擊敗胡元澄軍，追擊至悶海口（在今越南南定省），因軍中爆發疾疫，明軍移師到鹹子關立塞備戰。農曆三月，胡軍集合水步大軍七萬，號稱二十一萬，與明軍爆發鹹子關之戰。結果胡軍潰敗，大批兵士溺斃於該處河流，無數船隻及軍糧沉沒，胡氏父子敗逃，最終在農曆五月十一日（西曆6月16日[209]）在奇羅海口（在今越南河靜省奇英縣）被明軍俘獲，胡朝滅亡，領土被明朝佔領。據當時的統計，越南土地人口物產資料為：府州四十八、縣一百六十八、戶三百一十二萬九千五百、象一百一十二、馬四百二十、牛三萬五千七百五十、船八千八百六十五。[229]（※此一統計數字，按《明實錄》記載的1408年農曆六月的計算，則是「安撫人民三百一十二萬有奇；獲蠻人二百八萬七千五百有奇，糧儲一千三百六十萬石，象、馬、牛共二十三萬五千九百餘隻，船八千六百七十七艘，軍器二百五十三萬九千八百五十二件。」[230]）

胡朝亡後，明成祖在農曆六月癸未朔（西曆7月5日[209]）下詔，聲稱這次軍事行動是為了越南原本的陳氏王室著想，「期伐罪（指胡朝）以吊民，將興滅而繼絕」，並打算對「久染夷俗」的越人「設官兼治，教以中國禮法」，以達致「廣施一視之仁，永樂太平之治」。明廷又以陳朝子孫被胡氏殺戮殆盡，無可繼承，於是在越南設置交址都指揮使司、交址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及交址等處提刑按察使司等官署，將之直接管轄。[231]

安南内属后，安南人民不断进行反抗，明军多次进行镇压。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明成祖去世，太子朱高炽明仁宗即位，次年明仁宗去世，太子朱瞻基即位，是为明宣宗。宣宗考慮到「數年以來，一方不靖，屢勤王師」，[232]便允許撤兵。黎利得勝後，就發佈阮廌所起草的《平吳大誥》，稱他自己的抗明鬥爭是「仁義之舉，要在安民，吊伐之師，莫先去暴」；提出中越兩國是「山川之封域既殊，南北之風俗亦異」，因而有必要脫離明朝統治，自行建國，於是建立後黎朝。[233]

其後，1431年農曆正月五日（西曆2月12日），明封黎利為安南國王，從此朝貢不絕。[234]

明成祖為填補太祖廢除丞相後導致六部之首的空缺，但又希望強化皇權，他设立内阁，内阁大學士计有解縉、黃淮、胡廣、楊榮、金幼孜、楊士奇、胡儼。明成祖时期涌现许多著名大臣，包括蹇义、郁新、刘观、郑赐、宋礼、金纯、夏原吉、吕震、金忠、沐春、沐晟、沐昂、張輔。另一方面，永乐年间也存在一些特殊情况，如并非内阁成员的夏原吉、蹇义已经开始参与内阁事务了，但没有带翰林衔，而是以户部、吏部尚书的身份参与的，所谓“外兼台省，内参馆阁”，后来在宣德年间也因此获得了票拟权，而本身是内阁成员金幼孜反而在后来没有获得票拟权。[236]

明成祖任用酷吏强化自己的统治，著名的包括陳瑛和紀綱。

明成祖时期的著名太监包括：鄭和：三宝太監七下西洋；王景弘：鄭和的副手；侯顯：有才辨，強力敢任，五使絕域，勞績與鄭和亞；亦失哈：鞏固北方邊防，晚年研究改造武器，如改造步槍（裝槍頭-為安裝刺刀的先驅）；王彦：原名王狗兒，尚寶監太監；昌盛：神宫監太監，貴州人。歷洪武-建文-永樂-洪熙-宣德五朝。

《明史》記載朱元璋前五個兒子、第二女和第四女[256]都是馬皇后所生。根據《明實錄》第四子明太宗（即明成祖）生于至正二十年4月17日，第五子周定王生于至正二十一年7月9日。馬皇后這種過于頻繁的生育情況歷來都被懷疑，認為五位皇子並非是馬皇后所生。而且明人早就指出“或曰高皇后無子”[257]。根据朝鲜使臣权近《奉使录》记载，朱棣的生母不是马皇后[258]。

《南京太常志》：“孝陵神位，左一位淑妃李氏，生懿文太子、秦愍王、晉恭王。右一位碽妃，生成祖文皇帝，孫貴妃生周王。”但李淑妃的父亲李杰投奔朱元璋时，才二十六岁，同时，朱标已在前一年出生。

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卷十三沈元華條：“奉先廟制（南京太廟奉先殿）高后南面，諸妃盡東列，西序惟碽妃一人，具載南京太常寺志。善高從未懷妊，豈惟長陵，即懿文太子亦非生也。”李清《三垣筆記》：“南太常志載成祖為碽妃所生，訝之。錢宗伯謙益有博學名，問之，亦不能決，以志言東側列妃嬪二十餘，西側止一碽妃。因啟寢殿驗之，入視果然，乃信。”

靖难后朱棣自称是孝慈高皇后所生的嫡子。但谈迁、朱彝尊、傅斯年、吴晗考证其生母为高丽人碽妃[259][260][261]。另一個證據是明成祖建南京大報恩寺中對碽妃的供奉，中國古建築專家潘谷西持有這種觀點。[262]

但是碽妃到中国的时候為1365年春，当时的朱棣已经5岁了（1360年四月十七日出生于应天府吴王宫），所以她不可能是成祖的生母。所谓的明《太常寺志》是被伪造和篡改过的，篡改者是张廷玉，这在民国时期就有人考证过了，吴晗认为张廷玉的取材是明朝政府的内部记录，但也拿不出具体证据，“行歷不詳，只好闕疑。”[263]。然而明成祖登位後兩次下令重修《明太祖實錄》從而可以正面角度描寫自己，因此實錄中朱棣的出生日期有可能被篡改以符合朱棣是马皇后所生（也就是說朱棣是嫡子）這一說法。

劉繼莊说明成祖生母是蒙古人，甚至色目人。劉繼莊《廣陽雜記》參照《蒙古黄金史》認為：明成祖母為甕氏，蒙古弘吉剌人，以其為元順帝妃，故隱其事。“宮中別有廟藏神主，世世祀之，不關宗伯。有司禮監為彭躬菴言之，少時聞燕之故老為此說，今乃信也。”以上都是明人的記載。但考証，徐達、常遇春1368年攻入元大都前，元順帝早帶著后妃北逃元上都，而1360年出生的明成祖此時已經九歲了，1369年常遇春攻破元上都，明成祖已經十歲，所以其生母也不可能是甕氏。

综合来说，“目前唯一能够确定的，就是朱棣的母亲并非马皇后而是碽妃，至于碽妃的身份和事迹，因为史载的缺乏，目前只能存疑”。[236]

朱元璋為燕王宗室命名的二十字是：高瞻祁見祐，厚載翊常由；慈和怡伯仲，簡靖迪先猷。但從朱棣開始至明朝末年只傳到第十字「由」，即明熹宗朱由校及明思宗朱由檢。

以下列出曾飾演「明成祖」的演員，以及劇中演出「明成祖」的电影：

以下列出曾飾演「明成祖」的演員，以及劇中演出「明成祖」的电视剧：

以下列出曾飾演「明成祖」的演員，以及劇中演出「明成祖」的电视剧：